电影星星赵蒙生

我为什么喜欢周星星的电影 —— 一评周星星

抬头仰望北斗星，香江起了周星星。他把我曾想到过的糟搞、胡闹真搬上了银幕；他把我小时候对电影的渴望变成现实，他把我的胡思乱想变成如此猛烈的笑料。...

在老硬盘里，找到了刚上网时写的一评周星星

我决定用无厘头的特点，来写一篇对无厘头电影的赞美。如果你们如此理性，不能容忍这样不稽的帖子，我想你们也难以喜欢周星星的电影。

金庸主义、无厘头思想、周星星理论是我的立文之本、思路之源、写帖之基，是我进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源泉。原因呢？为什么？

小时候我问政治老师“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老师回答：“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我始终铭记这一回答。为什么周星星思想成了我的立文之本？回答：因为它就是立文之本，就是好。这是公理，是不证自明的，犹如欧氏几何里“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既然周星星思想好，那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呢？写帖前我做过了思考。是写一篇《大话西游所蕴含的哲理》还是《后现代主义电影大师周星驰》？都被我毅然决然地否决了。《大话西游》的内涵已经被网友“解构”得太多，而且最重要的是：有无哲理，绝不是我喜欢周星星电影的原因。

那么说说“后现代主义”？这是很多专业影评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从理论上对周星星同志的人为拔高。啥叫“后现代”？我可以装懂，但不是真懂。搞不懂的东西可以用手写，却没有办法用心写。我是用心在写这篇帖子的，还是不写吧。

周星星的电影是划分人们出生年代的分水岭，通过对周星星电影的的态度我们能划分出 —— 他出生与70年代之前，还是之后。有70年代前的老同志看星星尽管也可以咧开嘴、笑一笑，但绝不会把藏在心灵深处的电影大师的位置挪出一块来，贡上周星星的牌位；

而我不同，在1994年我就大声疾呼过：“50年前卓别林、50年后周星星”，结当然是被懂艺术、有品位的影迷看不起并加以嘲笑。到了今天，这句话已非惊世骇俗，并在网上多处回响。时间能证明一切。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就是我喜欢周星星电影的原因。我是一个内心喜欢胡闹、喜欢荒诞、喜欢夸张的人。简直不是喜欢，而是“向往”。

我在小时候，喜欢看电影；确切的是说，不是看电影，而是是说电影。几个一起入队、一起入团、一起提干（班级干部）的狐朋战友，一起在电影院里，一起在电视机旁看各种各样的电影。我们津津乐道的不是电影本身，也不是青年女演员的可爱（因为那时候还小，不懂事）；而是在说：“如果电影这样拍就好玩了”。

我们在看电影的同时，就在对银幕上的正经艺术进行大刀阔斧、肆无忌惮的自行编导。所以那时与什么人看电影，比看什么电影更重要。与志同道合的战友们一起看，最无聊的电影也会变成最开心的。从我的记忆里检出两段场景吧。

场景1：看《高山下的花环》

到了梁三喜连长牺牲前，他从怀中掏出了沾满鲜血的欠帐单，要战友赵蒙生交给他家里人，说记住要还钱的时候。我们几个少先队员相视一笑，说道：
“如果三喜是叫赵蒙生为他回家不是还债，而去讨债就好玩了，这样拍多有意思。”
“如果回乡讨债，就用《白毛女》里穆仁智大年夜讨债那一段。”
然后一起窃笑起来，在啜泣声声的电影院里，我们几个坏小子的笑声先如空谷足音，后似清枭夜号；声大时如长风振林，声小似微雨湿花。

回学校后，立即就被一直觊觎我学习委员宝座的好同学检举了。不幸中的万幸，班主任老师有点走白专路线的倾向，看看我的成绩还不错，所以一偏心把我保下来了，不然在课堂上做检讨是免不了的。

试想，如果真做了这样的检讨，课堂恐怕要笑倒一片：“我检讨，我错了，我竟然说电影要这样拍就好了。我要梁三喜叔叔让赵蒙生叔叔替他收帐，幸好导演叔叔和演员叔叔没有这样胡拍胡演。……我对不起老师对我的教育，对不起同学对我的爱护，对不起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上奋勇杀敌的叔叔们手中的钢枪……” 当然今天我也可以自豪地说：虽然本人在学生时代作过多次检讨，但这次我认为是现场效果最佳的。

这并不是我们冷漠，而是这套电影手法我们太熟悉了。看电影版《高山下的花环》前，我就看过了电视剧版《高山下的花环》，电视版里的赵蒙生是周里京演的，电影版的是唐国强演的，两个赵蒙生只在长相上有差别，思想上、行动上、工作中简直就是一个模子浇出来的。

电视版的梁三喜我忘了演员名字，电影版里我记得是吕晓禾老师，依然和电视版没有分别。（注：吕晓禾老师曾在央视版《笑傲江湖》里扮演一世枭雄任我行，仍然带有梁三喜同志那憨憨的纯朴。我在恍惚中好像看到这一幕，任我行对任盈盈说：“这是我的一份欠帐单，请你还给东方不败阿姨，要记得还钱哦”。）

不仅看过电视剧，我还看了李存葆小说原作《高山下的花环》，另加一篇《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早被感动的泪如雨下，淋得书本上一塌糊涂。电影里的套路在我们心中已经烂熟，拍的和电视剧大同小异，更是无法和催人泪下的原著小说相比。

这样的模式化电影，拍它干什么？这种看了上个镜头，就知道下个镜头的电影拍它干什么？这种听了上句台词，就知道下句接什么的电影，拍它干什么？我没上初中时，就已经彻底厌倦了。

场景2：看苏联电影《海底擒谍》（还有哪位老同志知道这部苏联反特老电影）

到了影片结尾，苏联红军出海远航执行秘密革命任务的潜艇，遭遇了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敌人的蓄意攻击，红军潜艇果断迎头反攻。我们几个又开说了：
“舰长同志应该喊撞沉吉野啊”；
“前主炮对准吉野、左舷炮对准秋津洲、尾炮对准西京丸”；
“先该把大家集合到潜艇甲板上开会”；
“全部到潜艇甲板？？？这还没浮上去呢。哈哈哈……”
“开快车，撞沉吉野，所有的红军海员都大喊撞沉吉野。让慷慨激昂的口号在大西洋底回响。”
“如果潜艇沉了，再加进一场大西洋底来的人的戏怎么样？”……。

结果自然是帝国主义敌人不堪一击，苏联红军大获全胜。老大哥的部分电影和我们一样死板。那办公室的故事，飞速地穿过了两个人的车站，便如春天里的十七个瞬间般昙花一现，也难再见。当然老大哥毕竟拥有很深厚的文化艺术环境，相当一部分电影是很牛很牛的。

正剧过后，说说喜剧。我太渴望看到能让我笑的电影了，而不是我们面对乏味的银幕，自己给自己找乐。

大陆的喜剧，就是两种。一种是“奶油蛋糕”，另一种是“游泳池”。听我详细道来：蛋糕的用途是糊在某位眼镜同志的脸上，记住那个人一定要戴眼镜；游泳池的作用是用满池碧波接纳一个人模狗样、西装革履的绅士，记住那个人一定要穿得很撑头（gentle）。

看喜剧电影时，电影院里所有的同志都在期待着一刻，等到蛋糕糊上了脸，绅士跌落了水，影片里演员和影片外的观众都开怀大笑，达到目的啦。这就叫喜剧。我觉得从导演到演员再到观众都傻透了。

请不要在电影里教育观众什么。请不要在电影里引导观众什么。请不要自以为比观众高明。编导所做的就是“表达”。把你的所想，拍摄出来，交给观众，这已足够。让他们的用买票的手来评判好坏。真正搞笑的是，我们的电影编导把以上三条都做到了。

我们这些影视编导啊，不仅要当艺术家，还要当政委、书记、指导员，还要当道德审判人，还要当哲学思想家。他们自己当了还不算，还要观众也当艺术家、政委、书记、道德家、哲学家，从他们那些影视剧里看出摄影艺术、机位特点、画面构图、伦理道德、哲学意义、这个主义、那个解构、这个斯基、那个里克。所以观众的手，不会为他们的电影掏出一毛钱。活该！

连长梁三喜让连指导员赵蒙生替他收帐；
苏联红军舰队的舰长大喊：“撞沉吉野”；
快要牺牲的甲同志躺在乙同志怀中，说出的并不是“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或“我没有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而是“大哥，你还欠我一顿水煮肉。”

我想看这样的电影，我们好几个哥们都在盼这样的电影，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但是，没有。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抬头仰望北斗星，香江起了周星星。

他把我们曾想到过的糟搞、胡闹真搬上了银幕；

他把我们小时候对电影的渴望变成现实，他让我们的胡思乱想变成如此猛烈的笑料。

而且他的搞笑来的是如此猛烈，如此的不拘时空，如此的自由自在。古往今来的一切事物都能作为笑声的药引。

在他那光怪陆离的电影世界里，观众笑声如地毯般密集埋下的地雷，每分钟前行都会被周星星触发一颗，轰轰轰、轰轰轰声中，观众就这样被征服。

好些老同志啊，享受不了无厘头电影中的欢乐：周星星那的磔磔的怪笑就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只好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座位底下。

火车前进靠车头，电影有了无厘头。我一见到他的片子，我就会注定成为他的党徒 —— 他让我知道，电影可以这样拍，电影真的能这样拍，我和小伙伴们以前想的没有错，不只我们几个人这样想过。

在香江岸边，八角楼上，多少个寒夜，有一个清癯的青年也在为中国喜剧的前途和发展，深深担忧着、苦苦思考着。最后，他大手一挥，为我们指出了这条康庄大道，并带领我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走在这条大路上，披荆斩棘奔向前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欢乐的歌声传四方，搞笑风暴席卷全球，牛鬼蛇神一片惊慌。

他就是勇敢的周星星，在夜色深深灯火闪亮的香江之上，在美帝好莱坞和广电总局的夹缝中之间，高傲地飞翔。这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在叫喊：—— 让搞笑来得更猛烈些吧！

后记 ——

我为什么喜欢周星星？

我是一个向往无厘头、爱搞笑的人，你却让我通过逻辑来论证；
我是一个喜欢挥霍文字的人，你却让我用法律语言似的严谨来说明；
我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你却把我固定在“五个一工程”的创作思路上。

我做不到！

谨用一篇无厘头帖，表示我对无厘头电影的伟大导师周星星的喜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