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过番客（下）

商人下南洋为的是逐利，而劳工下南洋为的是谋生。整个十九世纪，中国最大的输出不是某种思想、某种文化，更不是哪种商品，而是华工。...

牛车水有条街叫“宝塔街”（Pagoda Street），因为街口有个印度教的庙，临街照例有个门塔，上面满是各种五彩斑斓、愁眉苦脸的印度神仙。老华人也称它广合源街，因为这条街上原本有些猪仔行，最大的一家叫“广合源”。

猪仔行不卖猪，卖活人，华工。下南洋的华工十有六七都不是自由身，而是“猪仔”，或者说“苦力”。他们想出洋，但没路费，就卖身为“契约工”，到港下船后，猪仔行替他们付船费，把他们接手，签“约”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从工钱里扣还他们的路费、生活费。这其实是一种有期限的奴隶制。无独有偶，美国独立前，也曾有这样的白人“契约奴”。

中国各通商口岸、澳门、香港、新加坡都是这种“猪仔馆”的中心，其中最大的就是新加坡和澳门。这个行当并非只有洋人做，中国人也做。他们“初则平买，继则引诱，再则掳掠”，勾结了官府或黑帮，强行绑架本不愿意出洋的农民，卖到南洋。来到新加坡之后，猪仔们只能在馆内集中，和关押无异，生活条件牲畜不如。一部分人留在新加坡，其它的，要输送到英属马来亚、荷属印尼、英荷分治的婆罗洲去，甚至要卖到澳大利亚、古巴、秘鲁、加拿大和美国去。没错，早年美国的华工很多也是从新加坡转口过去的。万里海路，能活着到达大洋彼岸，已经是幸运的了。

如果考虑到黑奴贸易的全面禁止和华工猪仔贸易的兴起，基本前后相继发生这一事实，就能想象猪仔们的境遇是怎么样的了。据统计，每十个猪仔上船出洋，最终能活到自由赎身的，只有三个不到。猪仔贸易直到1880年以后才逐渐衰落，到1914年才最终消亡。

令人惊奇的是，不少猪仔即使自由了，也还会回到猪仔行。他们目不识丁，无依无靠，所以会拿猪仔行当自己的家。锁链所在即是家。所以广合源街上也就有了很多的商贩，有了赌馆。旁边的史密斯街和登婆街之间是大戏院，史密斯街开了众多的妓院，硕莪街则又有妓院，又有冷饮店，又有殡仪馆棺材铺。小小的牛车水，几条街道，就供应了一个中国劳工苦难而卑贱的一生所需要的全部。更受欢迎的是大烟馆。新加坡曾有三百多间大烟馆，大部分都在大坡，超过四分之三的中国人抽大烟。尽管后来是非法的，大烟馆在牛车水仍一直存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见这一恶习有多么根深蒂固。

广合源街上的大烟馆，街口的印度庙，一个麻痹着中国人的肉体，一个麻痹着印度人的灵魂。如今，麻痹肉体的大烟不再袅袅，麻痹灵魂的神庙香火旺盛依然。



【大烟馆里的中国人，具体时间不详，新加坡国立博物馆展品】



【1890年前后的照片，这条街应该就是桥南路，从额尔金桥通过来的。街上是华人拉的人力车。牛车水在右手边。宝塔街街口就在远处那个庙塔下面（较近的双塔是清真寺的，并非印度庙的）。牛车水原貌馆展品】



【如今的宝塔街】



【如今的牛车水登婆街】

清初的“康雍乾”盛世导致中国人口激增，尤其是南方各省，而中国的经济模式不变，因循守旧，养活人口的能力就不能相应提升，于是造成了南方各省普遍的贫困，一旦再遭遇自然灾害，社会就很容易崩溃。太平天国的变乱起源于南方，原因复杂，但是失地农民贫困而无出路，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这只是保守的经济模式在无情地淘汰它不能负担的人口，但是对于经历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民来说，则苦难异常。

贫困和绝望除了推动人们造反，还把他们推向海外。无数人离开“唐山”（中国），出洋过番。中国南方流传着许多清末民歌，叙述家贫而被迫出洋打工、与亲人离别、以及在南洋的种种艰辛，字字是血，声声是泪。这类民歌统称《过番歌》，闽南语各县有，潮州话各县有，客家方言区和海南岛也有。说到过番的原因时，都极为相似。比如闽南的“在咱唐山真无空（没钱），即着相招过番邦”，“在咱唐山袂寸进，则有想卜过番平。 家中无米大要紧，恨咱穷人无富亲”，潮汕的“无钱无米无奈何，背个包裹过暹罗”，客家的“一心同妹来过日，么奈家穷去过番”，“贤妻唔使多挂虑，赚到银钱转唐山”。

这也正逢英殖民帝国的全盛期，南洋经济大发展。锡矿的发现和开发、胡椒、甘蜜、菠萝等传统种植业的兴盛、橡胶种植的推广、海运的扩大和新加坡城市的建设，日新月异的南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比起马来、印度等劳动力来，华人勤快、能吃苦敢冒险、干活儿动脑子、便宜、好管理。所以英国人大力引入华工。不仅是英国人，殖民统治打开了马来王公的眼界，他们要发展土邦经济，对于引入华工也很热心。这样一来，在《北京条约》打开海禁之前，大批华工就已经出洋了。《北京条约》只是使其合法化而已。而英国要把这个问题写入条约、逼迫咸丰皇帝首肯，也是因为华工对于殖民地的发展有极大的重要性。整个十九世纪，中国最大的输出不是某种思想、某种文化，更不是哪种商品，而是华工。

至于华工做了什么，对于南洋有什么贡献，看看老舍的一段话吧。没有人比他总结的更好的了：

我要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都是我们作的。毒蛇猛兽，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我要写这个。我们伟大。...... 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马来人什么也不干，只会懒。印度人也干不过我们。西洋人住上三四年就得回家休息，不然便支持不住。干活是我们，作买卖是我们，行医当律师也是我们。住十年，百年，一千年，都可以，什么样的天气我们也受得住，什么样的苦我们也能吃，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有能力去干。说手有手，说脑子有脑子。...... 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硬去干，而且真干出玩艺来。我要写这些真正的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中国是他们的，南洋也是他们的。

【中国的木制海船，依稀可见桅杆上中国的黄龙旗。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品，作者和年代不明。这种船，因船首习惯画眼睛，俗名“大眼鸡”。雍正元年，为了便于管理出海的渔、商船，规定各省下海船舶用不同的颜色，并写明商号船号，粤船红头，闽船青头、浙船白头，苏船蓝头。红头船，青头船，送千千万万的中国穷苦农民过番，也为他们在唐山的亲人捎回家信，是南洋与唐山之间的纽带】



【滨海湾的鱼尾狮是著名的地标，它所在的位置是最早的海岸码头，因为夜间悬挂红灯，所以华人管它叫“红灯码头”。后来码头迁移到画面左侧，也就是游船红绿灯光所指向的地方，那里继续被称为“红灯码头”。多少代的移民和劳工都从这码头上岸，到达新加坡。现在这一带改为休闲旅游场所了，海关大厅也改为Fullerton Bay酒店的大堂】



【一位不知名的中国苦力的装饰品，新加坡国立博物馆藏。我很喜欢这件东西。用一条银链子连上一块英国贸易银元，很漂亮，也许是这个苦力最心爱的东西了吧】华商与华工的涌入，改变了新加坡的人口结构。1820年，也就是开埠的第二年，殖民官员法夸尔在书信中提到新加坡人口为四千多人，其中华人一千多人。1824年，英国殖民政府做了一次人口调查，新加坡人口已经增长到一万一千，马来人为第一大族群，华人第二，欧洲人（包括英国人）一共才七十四个。1836年，华人人口首次超越了马来族，成为新加坡人口的大多数。1901年，华人在新加坡已经达到二十二万多人，超过人口的72%。此后再未低于这个比例，直到今天。

从整个英属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来看，日本入侵前，华人已经成为第一大种族，占人口43%，马来人口反而排在第二，为41%。虽然经过日本入侵，华人逃亡和被大量屠杀，到1950年，仍维持整个马来亚第一大种族地位，在新马两地总人口620多万中占280万（马来人为270万），其中新加坡有华人近80万，马来人12万。

多数华人来到此地时，并没有移民安家的意愿，想的就是打工、赚钱、回去养家。很多人最后没能回去，是因为没有钱。早期的新加坡，几乎就是个男人的城市。《北京条约》开放了家属出洋，也并没有明显地改变这个特点。进入二十世纪，新加坡的男女比例仍然只有二比一。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新加坡出现大量失业。英国第一次开始限制华人涌入，但不禁止女人和孩子前来，这样就又兴起了一波女性来星洲的潮流，将新加坡的男女比例终于调到了一比一。建立了家庭，生儿育女，华人的大多数才开始对此地有了家的感情，新加坡华人人口的增加，自那时起，才从依靠中国“进口”，转变为依靠本地“制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批“新加坡母亲”，在新加坡人形成本土认同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继英国人限制移民之后，中国和新加坡相继被卷入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日本投降后不久，新中国成立，英国彻底禁止中国大陆移民进入新加坡。新加坡独立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与新加坡继续处于隔绝状态。九十年代中国第二轮开放后，留学生、劳工和移民才重新大批进入新加坡。如今在这里，你每见到九个人，就有至少一个来自新中国。大街上你能听到的，已经不仅仅是闽南、潮汕方言或者南洋口音的“华语”了，东北、山东、四川、云贵、北京、上海、广东，五湖四海的中国乡音，在这里讲述着新的中国人下南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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