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婆婆”徐莉

不努力确定自己的身份...



二十年过去了。看到学生仍然在写“我的理想”的命题作文，徐莉都不由地一声慨叹。她会脸上扬上一抹微笑，说：“孩子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花婆婆》……”

一个叫艾莉丝的小姑娘，爷爷告诉她一生要做三件事：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在美丽的地方住下来，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事。她安稳度日，直到 中年辞职，开始去各地旅行，最后在海边住了下来，但始终没想好做什么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后来，她老了，一次偶然的机会，目睹了鲁冰花的美丽之后，她开始到处播撒花种子。起初，人们都叫她“疯婆婆”。当春天到来，种子复苏，花朵遍地开放。从此，“疯婆婆”收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花婆婆”。

徐莉就是这样一个花婆婆。

湖北武昌实验小学的校园里有很多不起眼的花花草草，操场上，徐老师又在给孩子们上课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堂，我要给大家安排一个任务，在接下来的时间，你们需要在校园里找到：一片紫红的乌桕叶子、一片鹅黄的樱花树的叶子、一片羽毛状的水杉叶片、一片褐色的梧桐叶、一粒女贞子的果实。找到后，回来告诉我，它们都长在哪里。”

这是徐莉设计的一堂别样的“校园寻宝”课。

“平面图”是社会课里的一个难点知识，徐莉特意设计出这样一堂课，她让孩子们四人一个小组，自行分配，然后发给每个小组一张学校平面图，一份植物样本，按图索骥。



不做演员

徐莉所在的学校是当地一所实验小学。

徐莉36岁，大学学中文专业，毕业后承担语文教学工作。工作后没几年，徐莉接到学校任务——纯粹的课程开发。学校将这一项目作为亮点，专门应对公开课与经验分享。“不管课上成什么样都很难过，觉得自己就像个演员，眼睛看哪里，手指哪里都有人安排，很痛苦。”

事实上，徐莉还在学校担任过不少职务，教导主任、校长办公室主任、科研主任，获得过武昌区校级干部选拔考试第一名、武昌区教师专业技能比赛第一名等等。在周围同事的眼里，她的前途非常确定。

徐莉本来可以当一个很好的“演员”，但演员缺乏真实和自由，她选择了逃离。“教师职业给每个老师上升的机会有限，如果可能，我更希望大家都因为工作开心点……”

参加工作的这几年时间，学校像一列高速前行的大火车，她感觉自己就是无数车轮之一，身不由己你追我赶。“闲暇”这个词越来越远，由从不熬夜到习惯彻夜工作，整日整夜的忙碌后，徐莉常常感到心里空空。

2005年，徐莉投入了她所向往的真实的、真正有意义的教学工作——她开始探索课程整合与主题式教学。

时间连贯，是实施课程整合与主题式教学的首要要求。但在现有的班级授课制下，这种连贯性被人为割裂。徐莉早已看到班级授课制的局限，她对这一制度有深刻反思。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规定内容，在这种授课方式下，“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变得很可疑。”铃声，决定孩子的一切行为。开心阅读，严密分析，或者喝水上厕所，所有行为，均以铃声为依据，进行跳跃式切换，无论你愿意与否，过了时间便没有机会。“在公立学校，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很焦虑，在这里，所谓的学生差异、个人情感，都是很末位的。”

只有突破时间限制，才有主题式教学的可能。



　项目学习

2008年秋季，徐莉开始同时承担品德与社会、科学、综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等四门学科的教学工作，周课时数共达7至8节。一改原来一门课程上很多班、面对众多的学生的状况，而实现了对少数班上很多门课的设想，和孩子们有大把的时间在一起。在这一时间基础上，徐莉开始了主题式大课堂教学。

四年级有一堂课叫“农业”。这一课并不好讲，城里的孩子，每天面对的，除了家附近的房屋，就剩下学校的四角天空。恰恰还有一堂课，叫“食物”。从农业到食物是很好链接的，徐莉抓住了这一点。课堂上，徐莉和她所邀请的贾瑞明先生带来很多稻谷。许多同学没见过谷子。有一个孩子，平时上课很少有反应，那天他不停地一颗一颗将谷子剥开，想看看谷子里是不是有贾叔叔讲的胚芽，剥出一堆，放在嘴里嚼，说好像没有甜味。徐莉回答说是啊，只有将它煮熟了才有甜味。这涉及食物成分的知识。从农业耕作到变成健康的食物来到餐桌，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为什么有的食物不能吃或者要少吃。当天的课程，徐莉还请来了家长。“因为孩子健康饮食习惯的培养需要他们支持。”

“混龄上课”也是徐莉看重的一种教学方式。在选择班级时，徐莉故意带了两个不同年级的班，一个二年级，一个四年级。年级不同，但教材内容的框架结构是相同的，只是深浅不同，这就有利于徐莉开展跨班级的课程。她让两个班的孩子各自备课，然后相互上课，以这种方式鼓励跨班级的孩子相互交往。

类似的主题活动，在徐莉的班上有很多，“小组观鸟”、“搭建活动”、“社区采访”、“美食节”等等。徐莉为孩子们留的课后作业也极具特色，有长期作业与创意作业。比如徐莉曾让学生自己动手制作一本小家史，可以用画图的方式，也可以写字，讲述那些久远的发生在家中老一辈人身上的故事。

徐莉的课堂整合与主题式教学还有一大收获——创造更多时间与孩子相处，“孩子越小，对于情感的培养越要相处。我希望能与孩子们多接触，有相处才会有信任，孩子才不会故意抵抗，受到批评时也更乐于去反省。”

对于自己所做的整合式教学，徐莉说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乡村教师也能做”。在中国一些落后偏远的地方，教学条件有限，师资匮乏，一个班往往只有一位老师，无奈之下，这位老师只好各科“全包”，承担所有课程的教学任务。

“那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

“见识。”徐莉思索了一下说。



科学与童话

徐莉爱探究，爱阅读。徐莉读书喜欢一整套一整套地读。小学时，靠翻着字典，她读完了古龙、金庸、梁羽生全集。初中喜欢琼瑶，只要是市面上能买到的，她都读。“这是没有意识的读书阶段。”徐莉如此回望这一时期的读书经历。

走过“无意识的读书阶段”，徐莉的读书进入“专题研究阶段”。她的阅读按作者和问题分类：比如对某一位作者感兴趣，徐莉便将他所有的书买回来读，包括一些解读的书。感兴趣某个话题，徐莉又把相关的书找到，读完。“能够支撑我走很远的，不是专家，而是实际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我不断学习，寻求解决方法。”“不要怕读烂书。”这是徐莉的观点。鉴于徐莉的影响，她身边的许多人，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想到读书，就让她开书单，徐莉因此得了个绰号，“书托”。“读书的口味一定是自己建立起来的，我喜欢读的书不一定你也喜欢。广泛阅读，慢慢就会培养起一种辨别能力。读得越多，越容易发现好书，也越容易感受到书与书、观念与观念之间的联系。”

谈到“孩子读书引导与否”的问题，徐莉说“孩子的读书，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兴趣维度，一个是技巧指导，两者之间实际存在很大的共享空间。引导要讲究方法，不要一味施加他所抵触的东西，因为损失的可能就是兴趣。没有什么书是非读不可的。”

“书架上放什么书就是一种引导。”徐莉对孩子读书的引导，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她会根据每个班的特点来决定买什么书，例如，徐莉曾带过一个班，三年级，孩子们都很爱科学。为了满足他们的兴趣，徐莉买了《小牛顿科学馆》全集。徐莉也注意到，这个班的孩子明显对温柔、细腻的故事不太喜欢，太过理智，便又给他们买来一套《中国童话》——实际是有关中国历史启蒙的书，在这种引导下，慢慢有人发现了其中的趣味，直到五年级，都还有人反复去读。“只要书籍足够丰富，每个孩子都是爱阅读的。”

徐莉的见识，不仅来自阅读，还来自旅行。旅行中有风景，更有人与事。每个人身上都有无数故事，每个人也在不断创造故事。旅行既是采集故事的过程，也是发生故事的过程。

徐莉常常将旅行中的心境与故事与同学们分享。

“志愿者的生活”就是徐莉想要和同学们分享的故事之一。课堂上，徐莉还请来一位基金会的负责老师，为孩子们介绍志愿者。为了让学生有真实的感受，徐莉在班级里放了两个垃圾桶，一个装塑料瓶，一个装废纸屑。当两个垃圾桶满了，她便组织孩子们一起去回收站卖掉，记上账。冬天来了，徐莉和孩子们一起将不能穿的衣服清洗干净，分类整理好，再一起去邮局，用卖废品的钱，将衣物寄到有需要的地方。



温和的教育

徐莉的课被公认为是“好玩儿的课”。“也是温情的课”，徐莉补充说，“教育尤其不能只有功利没有善良，老师一定要给孩子一点温情。”

受华德福教育的影响，徐莉践行“温和的教学”（源自100多年前的德国教育模式，现今遍及世界各地），“这种整体温和的教育，带来了人与人之间非常友好的状态，而这一点是公立教育里面极度匮乏的。”

孩子的需求是徐莉设计课程的主导因素。

徐莉的课多在下午，上课时，孩子已经从早坐到晚，因此，她将课尽量安排在室外，找花草，辨植物等等，或者安排能吃的东西，体验了就能吃下去。腊八节熬粥，徐莉说，大家可能觉得很复杂，但其实很简单。每个组带一个电饭锅，一把豆子就能熬出很多。再比如搓汤圆，有人会说小孩子做的汤圆能吃吗？“当他们掉地上又捡起来，我就偷偷藏起来，再把干净的煮给他们吃。”

徐莉整合实践的课堂已经进行了几年时间，如今，徐莉的课堂已成为学校特色之一。回溯过去，《海伦娜中学的奇迹》、《道尔顿计划》等国外针对班级授课制局限而做的实践，给予徐莉更为开阔的视野。尝试过程中，徐莉受到过很多质疑。徐莉说，“在班级授课制出现不久，国外研究就已经开始了对它的反思。有人说我的课程太理想化。但有谁想过，中国既然能够学来班级授课制，为什么不承认它的局限？既然有缺陷，为什么不学习一些现有的方式，对这些局限做改进？”

现在，徐莉还会常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蚯蚓日记》、《一片叶子落下来》、《鼹鼠的故事》，“这些都是与生命有关的绘本”，她说。用故事给孩子们注入很多情感之后，徐莉才开始讲关于蚯蚓和叶子的科学知识。

这也是徐莉与其他科学老师不同的地方，她注重“情感维度”。

（徐莉：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教师。出版有《能说的，都不痛》、《没有指责和羞辱的教育》等作品。）

　本刊记者_姚曦实习记者_周春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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