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阳：韩愈和宋初三先生
大师林立学派纷呈的时代，一是先秦，一乃两宋，至两宋学术思想的繁荣与书院的兴盛则合流了。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需...
书院制度，肇始于唐，盛于两宋，泛滥于明清，在中国实行了近千载，直至清末改为西式的学堂。近千年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书院相关，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朱子、陆象山、王守仁、陈白沙、湛甘泉、颜习斋、李恕谷、李卓吾、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戴东原、康有为、梁启超、俞曲园、章太炎乃至晚近的马一浮、钱穆等，本文拟就唐末宋初书院史上大师与学派稍作梳理，在那样一个王权的时代，知识分子应做、想做和能做的一切，曾为先辈们思考、探索、尝试过，并留下了文献与史料，今天，我们可以把书院的历程视为一个绵延不绝的民间思想库。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欲究宋代的思想和学术，须从汉唐说起。首先是汉宋之争，从儒家经学史来看，汉儒止于做经师，分治一经，偏学问，宋人要做人师，重人格修养；汉学讲训诂，宋学讲义理；汉人拘守师法，宋人则有所发明，怀疑经书，删改经文，重排统序，颇为大胆。汉儒乃经学之儒，宋儒乃子学之儒。这是今天的看法，清朝不这样认为，明亡理学衰微，学界提倡汉学，以纠宋学之弊，于是朴学兴，至乾嘉而盛。再说唐朝，东汉佛教传入中土之后，迅速流行起来，魏晋以降，佛学大行，儒学日趋式微。唐代拜佛礼佛的风气益甚，佛教作为思想和信仰深入人心，标志是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成立。唐人的观念中，事政治远没有汉儒所认为的那样崇高和伟大，不过为尘世的俗务，私人的功名而已。唐人无不能吟诗但少能通经，士大夫更愿到禅门下寻求人生真理，说全盘西化大概也并不太过分。从经济上讲，佛教破坏生产，对国家财政构成了威胁，据载天下户口八九百万户，供养和尚尼姑需近二百万户，另外五百万户养兵，只剩下一二百万户供给国家的其他一切开支。至中唐有人举起了反佛的旗帜，此人乃韩愈（768—824）。宪宗皇帝要迎佛骨，韩愈上表力谏。“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禁宫？”《论佛骨表》一文，差点让他丢掉性命。《新唐书·韩愈传》曰，“宪宗谴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杳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这里除了权力的介入，还要考虑到宪宗皇帝本人的声望，裴度作为韩愈所追随和仰望的一代贤相，韩愈的朋友和古文运动的同道者柳宗元等，也都是佛教的信徒，韩愈的学生李翱师事韩愈多年，然其文章明显浸染于佛学，韩愈以一人之力反佛倡儒的勇气与艰难可以想见。
韩愈出身寒门，“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家贫不足以自活”，科场蹭蹬二十年，“四举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得官后历任四门博士、国子博士，提倡性三品说，认为划分君子小人的标准不是门阀等第，而是“仁、礼、信、义、智”等道德修养；因此时门阀士族势力强盛，所以《师说》中许多话如“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是颇有针对性的。一个政治平民化、崇尚民间自由讲学、本土思想得到发扬光大、重视人格教育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已在韩愈的期待、设想和营造之中了。
首先，要为儒学寻找能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本。韩愈在其文章《原道》中对《礼记》中短文《大学》的引用，引起后世对该文的注意。韩愈弟子李翱的三篇《复性书》，把《礼记》当中的另一篇短文《中庸》的道理与佛理相调和，欧阳修认为，直是“《中庸》的义疏”。后来朱熹将此两文放在一起，加上《论语》《孟子》成为“四书”。
其次是提高孟子的地位，此举得到北宋王安石响应，奉之入孔子庙。汉唐将孔子与周公并称，宋以降孔孟始以并称，此中含义大不相同。后人称为孟子升格运动，称得上一场儒家革命了，始作俑者韩愈也，至清戴东原想再次振兴儒学之时，依然从强调孟子开始。
第三，建立道统——所谓“圣人立教”，韩愈《原道》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认为自己远绍孟子，继承道统。
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韩愈以孟子的道统传人自居，于乃师所讲的第三乐一生在意。韩愈的老师形象是自己塑造出来的，《进学解》开头便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韩愈在宦海沉浮多年，做过国子监的祭酒，《新唐书·韩愈传》说他“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点，皆称韩门弟子。”然而在学风和师风差劲的年代，好为人师如韩愈者，不仅得不到乐趣，恐怕还需承受巨大的压力，并付出代价。退之《师说》一文，因入选中学教材而人尽皆知，柳宗元谈及此文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抗颜而为师”，将韩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一意孤行一语道尽。
韩愈死于57岁，时在公元824年。书院之名，虽然在百年前就有了（唐玄宗开元中设置丽正殿书院，725年改名集贤殿书院），但作为讲学授徒作育人才的书院，至南唐始现，至北宋兴盛，韩老师生不逢时，然而，真正的老师，不是风尚的迎合者，而是批判者与引导者。要改变一个时代的风尚，也不是一两个先知可以做到的，他一生用力甚勤，却收效甚微，韩愈的孤寂和伟大在于此。韩愈身后，古文运动偃旗息鼓，寄望很高的儒学复兴运动，更不可论。作为文章革新运动的先锋，韩愈打破了选学一统天下的格局，“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语），位居八大家之首，以豪壮奇崛、艰奥生新的诗风，在李杜之后开拓出诗的新天地来，他的文集诗集持续产生影响，五代时寺院僧人提倡读韩文，说明风气已悄然改变。两百年后，三位教师戚同文、胡瑗、孙明复出来，北宋五子诞生，韩愈复兴道学的主张与书院结合，有了宋明理学。
在时下许多人心中韩愈有个卫道士的形象，然而他与明清以降的腐儒乡愿根本不同。文以载道是他的主张，但韩文当中多的是不平之鸣。《祭田横墓文》不足两百字，感伤之中隐有豪气；《祭柳子厚文》无一句虚语，生死相托之情，自矢不负，一片血泪，不忍卒读。虽然在主张上韩愈反对佛教，但并不妨碍他与和尚交往。被贬潮州时他与大颠禅师过从甚密，韩愈承认大颠“颇聪明，识道理……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与孟尚书书》）。有传言说韩愈已信奉释氏，他也只是作书辩解了事。韩愈的弟子李翱、张籍、皇甫湜是古文的名手，一时形成了风气。在治学方法和对艺术的理解上，韩愈的许多思想如“业精于勤”、“提要勾玄”、“含英咀华”、“闳中肆外”等对后世影响既深且远。韩诗中脍炙人口的大约是这首写给张籍的短诗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首七绝作于长庆三年（823年），韩愈去世的前一年，尚能如此观察感受和敏感表述。
王船山做过一篇以《书院》为题的文章，开头便说，“咸平四年，诏赐九经于聚徒讲诵之所与州县学校等，此书院之始也。嗣是而孙明复、胡安定起，师道立，学者兴，以成乎周、程、张、朱之盛。”在濂洛关闽之学出现前，特举出孙胡两家，可见其地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也认为，“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孙明复曾主讲泰山书院，门徒颇众。早在孙胡讲学于书院之前，有一位伟大的教师戚同文（902—967）和他创办的应天府书院（睢阳书院）名满天下了。戚同文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五代，从名师杨悫学，有成而不仕，讲学终身。入宋后，他的门人五六十人登第。戚身后睢阳学舍一度中断，至1009年一位名叫曹诚的人出资三百万钱重建，“令同文孙舜宾主书院之事”，并赐应天府书院额。天圣五年（1027）曾受业于戚舜宾的范仲淹掌教该书院时，孙复在此读书任职。关于宋初“三先生”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戚、孙、胡，二是孙、胡再加上石介。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世称徂徕先生，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25岁进士及第，与欧阳修蔡襄同科，曾创设泰山书院，请孙复来讲学，以名进士对屡试不第的孙复执弟子礼，故魏了翁在《徂徕先生祠堂记》中说，“天圣以前，师道久废，自先生从孙明复执礼甚恭”，“诸生始知有师道。”石介也讲学于徂徕书院，去世的前三年，任国子监直讲，从之学者甚多，“太学之兴自先生始”（欧阳修语），惜英年早逝，石介从教的时间只有几年。也有把这四人合起来干脆叫“四先生”的，四人当中，胡瑗的成就为大。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郡如皋县人，原籍陕西安定堡，门人称他为安定先生，他在如皋和湖州的藏书讲学处称做安定书院。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胡瑗20岁时北上泰山，同孙、石一起读书，钻研学问，苦读10年，各有成就。后南归，私设讲坛，讲经授徒。《宋元学案》和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皆采纳这一说法。陈植锷著《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对此加以考辩，认为不确。石与孙初识在1035年，时31岁，孙已44岁。《宋史·选举志》载，“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皇祐末，召瑗为国子监直讲，数年，进天章阁侍讲，犹兼学正。其初人未信服，谤议蜂起，瑗强力不倦，卒以有立。”几年下来，“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中心悦服。”庆历四年（1044）仁宗建太学于京师，下湖州，取先生教授弟子之法，以为太学法，著为令，编成《学政条约》，惜此书失传。
胡瑗将“圣人之道”分成体、用、文三个方面，“君臣父子、礼乐仁义”是体，“诗书史传子集”是文，把道理付诸日用，福国利民叫用。明体达用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他在湖学采取分斋教学制度；一为经义斋，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的学生，对他们讲授儒家经典的经义；一为治事斋，或叫治道斋，对学习研究治道的学生，分别讲授治兵、治民、水利、天文、历律等等，一人各治一事和兼治一事，教员因学生所专进行教学。
观胡瑗教人，知行并重，体用兼赅，身教胜于言教，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徐积初见，头容稍偏，先生厉声曰：“头容直！”积猛然醒。“不特头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是不甘懈怠。伊川尝语人曰，“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人格的陶冶，伟大学风的养成，来自于教者坚定的特操。全祖望曾比较孙胡教学风格之不同说，“安定沈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秉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又说，“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二先生性禀不同，其涵养作成之功，施与弟子也各异。
读书之外，胡瑗重视音乐与运动。《安定学案》云，“先生在学时，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丁宝书《安定言行录》记载，胡先生曾经对人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见闻，则为有益于学者矣。”
胡瑗一生著述不少，门人编录的《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说》等流传下来。安定先生活了66岁，卒于1059年，距韩愈去世236年，此时，师风已经大不相同了。胡瑗不以学问名世，而称雄杏坛，桃李满天下，上至太子，下至庶民，包括程颐在内，皆出自安定之门下。欧阳修《胡安定先生墓表》云，“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其学者相语称先生，不问而知为胡公也。”
胡瑗身后10年（熙宁二年1069），神宗以时相王安石与胡瑗相比孰优问刘彝，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馀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也，非安石比也。”胡瑗长王安石28岁，临川诗云：“先取先生做栋梁，以次收拾桷与榱。”
陈钟凡在《两宋思想述评》中将宋学发生之远因总结为：儒学之革新，道家之复起，佛教之调和，西教之东渐。宋学形成之近因，则在书院之设立。本文特以韩愈为宋学之先驱，以宋初三先生戚同文、孙明复、胡安定及睢阳书院、泰山书院、安定书院为濂关洛闽之学兴起的背景，尝试理解宋学思想的发端。
2004年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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