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随笔 】阿 珠 表 姐

 

父亲有三个姐姐，母亲有三个妹妹。 大山的深处，似乎就这两家男丁稀有，我的表姐妹就像花生一般成串成串落地生根。因为年龄的差距，很多姐妹都模糊在岁月的深处，甚至连名字都不着痕迹。

珠是我最小的表姐，记忆中她总是梳着两根羊角辫，红扑扑的脸蛋，忽闪忽闪着大眼睛，俊俏的瓜子脸极像祖母。她总是跟在我的后面，一会儿指着一棵树问我这是什么，一会儿又指着迎面拿棒子玩耍的表哥问他是谁。其实那年我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屁孩，整天爬树掏鸟窝，像野小子一般说着脏话无法无天。我总是边爬上树梢，边向十岁的珠喊：这是樟树，那是表哥。珠很高兴，傻呵呵地看着我爬得欢。等我爬下树，她又忽闪忽闪地盯着我问：

这是什么？他是谁？

的确，她很傻，很健忘，尽管她那么可爱！



她本不傻。

那是一个全民“农业学大寨”的时代，举国遵循着“先国家再集体然后才是自己”的生活原则，成年男女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到生产队里赚公分，孩子尤其是女孩便是山间的野草，风里雨里自然生长。

那天，六岁的珠肯定是去找妈妈的，找着哭着就在溪涧旁睡着了。十月的冷风飕飕地伤害着弱小的孩子，等大人收工已是日薄西山，找到时已发烧得奄奄一息。

她的脑子就这样烧坏了！

我们都是傻孩子！珠变傻那一年，我三岁，刚会走路的孩子，成天哭着扯着大姐往外跑。呼啸的北风毫不留情地攻城掠地，直灌肺腑，终于奄奄一息。

珠一天一天变傻，我比她幸运，只是成了药罐子。



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孩子最期待的便是过年，然后便期待跟父亲去二姑姑家拜年，一住就是三两天。

姑姑家住在山脚，记忆中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屋院落，白墙、黑瓦、重檐、木回廊，近十户人家一色的格局。回廊外是很大的圆形院落，种着一棵奇异的大树，大人们都称其为人头树。那时我最爱姑姑做的粽子和绿豆面汤，每每将肚子吃得圆鼓鼓后便爬上人头树，摘一颗圆溜溜的人头就喊树下的珠接着，她总是很听话，乖乖地接着，双手放不下，圆圆的脑袋便滚了一地。



树上树下疯玩一通，便拉着珠回她家，两个傻孩子总是走错了家门，不是闯进左边的哑巴兄弟家，就是误入右侧的瞎子姐姐门，据说对面还有个瘸子妹妹，珠姐姐无疑也是一个傻妞。那时我总疑心那个院落有问题，不过对年少的孩子来说有吃有玩就是天底下美事一桩。现在想来，在那个野放又缺乏医疗的年代，能健健康康地活着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上小学后就很少去姑姑家，琴表姐结婚时，珠大约十五六岁，一个人躲在角落不停地梳头不停地傻笑，那时我才真切地明白珠和常人不一样，便也不找她玩了。她也对任何人不理不睬，只是静静地坐着、笑着，有时也帮姑姑绣绣花。再后来，据说连花也不会绣，只是静静地笑，对着一棵花、一株草、一碗饭……笑着。



物转星移几十秋，再见珠时她年近半百，银发如霜，瘦骨嶙峋，手脚犹如冬日的枝干。那日，看望耄耋之年的姑姑姑父，老人家高兴得像个孩子，我们坐在门口，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看着姑姑和善的面容，我总会想起奶奶，童年的时光如涓涓细流在体内流淌。珠也坐在阳光下，削一个荸荠给她，她静静地吃着，剥一个桔子给她也接过放在手上。她低着头，文文秀秀的样子，红色的毛衣映着阳光明媚极了，连瘦削的脸蛋都红扑扑的，我恍然回到六岁的童年，那时的珠便是这样，红扑扑的脸，大眼睛忽闪忽闪，我情不自禁地唤一声：

“阿珠，认识我吗？”

“认识”，她点点头，“你是萍。”

我们都惊呆了！这是几十年不说话的珠吗？大姐首先反应过来问道：

“我，你认识吗，阿珠。”

“你是香姐”她头也不抬却脱口而出。

二姐立马接着追问：“你今年几岁？”她红着脸，小心翼翼地说：“我廿岁”

姑父姑母早已泪光隐隐，喃喃道：几十年了她怎么还记得表姊妹，怎么还认识，她不是没脑子吗！她难道还有脑子！”



感动、心疼与愧疚、感慨在心田发酵，四十年，我们都在人生的途路中走得太远，跌跌撞撞，无暇旁顾，而她却一直停留在童年，她的内心依然是那个梳着羊角辫，红扑扑脸蛋的小女孩！尘世的我却是千帆过尽，霜冷心河。

珠姐姐，你知道吗？我们童年的伙伴四海飘零，老死不相往来。而对我们呵护有加的小姑姑——你的小阿姨也自绝于人世。人生苦旅，唯有你波澜不惊，无喜无忧。

“阿珠，起风了，你进屋穿衣服”

“奥”

我的表姐——乖巧的小孩！你何曾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