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结繁花丨致敬人文社65周岁生日_【当代杂志】

朝内166号，是指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坐落在这里的一幢灰色的五层办公楼，就是闻名遐迩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之地。虽然这幢楼已经很陈旧，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学者、翻译家以及编辑家心目中神圣的文学殿堂。

在这里，曾经聚集着一大批对中国文坛有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冯雪峰、聂绀弩、韦君宜、严文井、巴人、孟超、牛汉、秦兆阳、舒芜、林辰、楼适夷……这些名字不仅深深嵌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而且也与朝内大街166号息息相关……

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走过了65个春秋。

你不知道的“朝内166”的五件事

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3月成立于北京，系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现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成员单位。

2.除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名出版了大量图书外，还先后使用过作家出版社（1953至1958，1960至1969），艺术出版社(1953至1956)，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至1957，1987至1989)、中国戏剧出版社(1954至1979)、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至2009）等副牌出版各类文艺图书。

3.人文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为徐光耀编写的小说《平原烈火》。

4.166号在路南，路北对面是清朝的地标——九爷府。雍正在弟弟十三爷去世后，把他的老府改为贤良祠，把他的儿子挪到这儿，盖了一个大清最符合王府规制的府邸。九爷府西侧有个路口通203大院，现为老文化部的家属院，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成立时的老巢，院子靠正街便是老外交部的大楼。

5.其实，这栋楼的设计师也是一个文化传奇，他叫马增新，是从明朝盖故宫开始就修建皇家建筑的兴隆马家的第十三代传人，他设计过百货大楼的结构，他爱人设计的166号五层窗户之间的牡丹花饰，六十年来一直淡淡地彰显着这栋楼的品质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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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内166号记忆》（插图本）

每个文学青年都必须拥有的一本书

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文社大楼的搬迁。大概三年前，就时有“要搬了”的消息传出，两年前的2013年3月，则听到了妥妥的“要搬了”的消息。于是，和很多同事一样，生起了一种浓浓的“即将告别”的怅惘。那时就想，如果大楼消失，所有与楼有关的记忆——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将何处安放？当推土机的巨铲将大楼铲成一片废墟，所有曾在这楼里工作、生活乃至度过大半生的人们，将从何处寻找慰藉？当若干年后新楼崛起，人们熟知的“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门牌会安放在哪里？我们这些曾在老楼待过的人，又该如何向刚到出版社工作的年轻人讲述出版社的过去？……作为编辑，很自然地，我想到了出书，想请同事们来写写这座被称为“文化地标”的大楼，写写楼里的人，楼里的事，楼里的工作与生活，为即将消失的它留个见证和念想。这一想法得到了社领导和许多离退休及在职同事的支持，于是，2013年4月11日，我通过社办和老干部处在社内发布了《征稿启事》，并到一些部门向一些同事郑重约稿。当时觉得时间紧迫，截稿时间定于2013年5月15日，未想直到两年半后的今天，书稿才初步成型，而“要搬了”的消息，依然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这座大楼的上空。也许是搬而未搬的次数多了，当初那种急迫的心也渐渐松懈了，这本书便在一种不紧不慢的心境下，走到了它命定要诞生的日子。虽然楼依旧在，当年脑海里映现的推土机将大楼推成废墟的画面也并没有发生，但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命，而将在人文社建社六十五周年纪念日出版，或许正是这本书的命吧。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不同于社史、纪念集如本社所编《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也不同于个人专著如本社编辑王培元著《永远的朝内166号》、作家冯骥才著《凌汛》。它既有史又有怀念也有回忆，而且图文并茂，乍一看，可能和人们想象中的它不一样。因此，管士光社长看完书稿后，特别嘱咐我写一篇类似“前言”的东西，以作必要的交代和说明。

如前所说，编这本书最初的想法就不是为了对历史作研究、筛选和评判，而仅仅是想定格一些回忆，留住一些记忆，为即将消失的大楼留个见证和念想。所以，《征稿启事》为任何一个想留下念想的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书写自由：

一座楼，一群人，一种文化；一本书，一件事，一个回忆；一桌一椅一墙一角，一种感悟心得体会，皆可入题。只要是自己认为最有必要或最值得留住的记忆，都可以写。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他人；可以是宏大叙事，也可以是个人叙事；可以写公共史，也可以写个人史。文体不限，形式不拘一格。可以理性，也可以感性；可以庄重，也可以活泼。字数不限，可长可短。可以长篇大论，也可以点滴碎片。欢迎随文提供相关图片，书影、书信、发稿单、退稿信、签名、墨宝、合影、办公室工作现场照等，皆可……

如此不设限的原因，是想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尽可能多留住一些记忆，也尽可能让记忆丰满、自然，甚至芜杂都不怕，因为一座楼的生动和人一样，不是来自抽象的概念、标准化的评判，而是来自毛茸茸的细节。正是方方面面不同角度甚至看似矛盾的细节聚拢在一起，才构成一座楼和一家社的鲜活和生动。

正因为这样一个出发点，决定了这本书不是经严格过滤和剪裁后的整齐划一、盖棺论定，而是以“尽可能保留记忆”为原则，将征集到的稿件悉数收入，并按内容大致归为四类：写楼与生活的归为“忆大楼”，写人与事的归为“忆人事”，写编辑出版的归为“忆出版”，写社史和个人史的归为“忆岁月”。排序方面，没有按作者级别、职务高低或姓氏笔画对全书统一排序，而是基本上一个大类一个标准：“忆大楼”按写作者的年龄，“忆人事”按所回忆的人的生辰，“忆出版”按所回忆出版工作时间的先后，“忆岁月”按所回忆出版社历史阶段的先后。图文之间结合也不是特别紧密，而是在征集到的图片资料的基础上，以保留资料和丰富版面为原则，大体照应，笼统编排……总之，这本书将大楼里的人和事平等视之，将所有人的记忆平等视之，文章分类、排序和图文编排都是勉强为之，不可能百分百精确，难免有模糊和疏漏的地方，望读者体谅。另外，征稿以“自愿”为原则，所以，有些或许人们认为不能没有的作者、不能没有的人、不能不提的书和事，却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而有些则收了两篇……也请读者理解。对于稿件内容，除过长文章不得不删节和除明显错漏外，都尽量保持了原貌。同时，为了丰富视角、弥补征稿的不足，又从《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和一些报刊中选取了一些文章；并从人文社四十、五十、六十周年社庆纪念册及《永远的朝内166号》中选取了一些图片，以补图片征集的不足。征稿过程中，种种因缘也促成了一些社外作家、评论家的友情支援，如蒋子龙、谢冕、丁帆诸先生特别为本书赐稿，至为感谢！

感谢这本书的所有作者，以及所有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的人。负责老干部工作的谢施基，主动帮我向离退休同事约稿、收稿，征集照片；外文部的张福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大量资料和照片全部拿来供本书选用；何启治、刘会军、王培元、岳洪治、魏新民、李丹妮、王晓、宋强、廉萍等同事，也都不但写稿还提供资料和照片；王毅、刘静、张玉娥也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照片；张福生、王瑞琴从始至终给我很多鼓励；于敏去年调入编辑部后也成了本书编辑，她给了我很多建议，又专门向一些同事约了稿；而本书的书名，则是刘稚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很想求完美，想尽可能消灭所有错漏，让这本书令所有人都满意，但最终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因自己的执着导致的拖延，却让太多的人等了太久！更让我歉疚的是，为本书写了《能不忆“选刊”》的刘茵，去年已离世，这也让我意识到：这本书不仅仅在打捞记忆，打捞记忆的同时也是在打捞留住记忆的人。所以，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它也必须借六十五周年社庆之机而匆匆面世了。

两年半的时光里，这座老楼又发生了很多事，一些人离开了，一些人退休了，一些人换岗位了，一些人编了很多好书……这座大楼的生活还在建构，关于大楼的记忆还在不断生成。而这本书所打捞的记忆，定格在了2015年以前。

那么，就让这本不那么完美的书，在2016年3月28日，为走过六十五个春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献上一份大寿薄礼吧！

为文学史编一两本书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65周年社庆纪念会上的发言

何启治

今天能够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65周年的茶话会，我感到很高兴。

给我的题目是在社庆65周年的茶话会上讲我社的光荣传统，我有许多话想说，这里只摘要讲两点。

一、我们要解放思想，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有勇气、有担当，愿与自己看准了的优秀作品共荣辱、与写出这样作品的作者同进退。

2010年1月5号的《人民日报》25版上的副刊有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就叫做《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起步》。其中就谈到人文社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他们善于发现文学新人，支持文学新人，有使命感，有眼光、有担当，热情地支持文学事业，也善于发现文学事业。文章列举了当代文学的例子，它举例说如冯雪峰之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秦兆阳之于古华的《芙蓉镇》、杨沫的《青春之歌》，韦君宜之于莫应丰的《将军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何启治之于张炜的《古船》和陈忠实的《白鹿原》。

前面提到的这些例子中，除了《古船》和《白鹿原》，我知道一些情况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此稿是韦君宜直接组来，但后来在《当代》工作的章仲锷调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工作，便把稿子要去在1981年的《十月》杂志连载，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但也确有粗疏欠妥的地方，因而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强烈的谴责之声。有人认为它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比当时作为毒草来批判的《苦恋》还坏。据说大大小小有几百条意见。韦老太当时有主见、有担当，她和责编周达宝把作者请来，说服她冷静应对、认真修订；又到上面找邓力群、胡乔木等解释、疏通，使《沉重的翅膀》经几次修订而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真是化腐朽为神奇！这就是李大钊说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又使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札记中写的一句话：一个作家一生的幸福就是为人类写一部书。化为编辑要说的话，我想就是一个编辑一生的幸福，就是为文学史编一两本书。什么书是这样的书呢？我想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就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就是。人民日报记者张健提到的从《保卫延安》到《白鹿原》都是。总之，像我社出版的经专家论证的两百多种“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大体上都是。它们都是文学史上有多少争论都不能回避、绕不过去的堪称为经典的作品。

我们社的第二个光荣传统就是团结友爱、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团队精神，集体为了一个光荣的使命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小处说一个编辑部的人要互相配合，大处说全社各部门要互相配合。《唐诗三百首》里有一个人叫秦韬玉，他以《贫女》这首诗传世。其结句“为他人作嫁衣裳”后来就被用来为我们编辑定位，我们被作家和读者称赞为是“为他人作嫁衣的人”。

高贤均生前说过，当代文学的编辑中，刘茵、胡玉萍和老何都是超水平发挥的人。这话怎么理解？我想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说明他们的才气不足，能力、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不敢偷懒，勤奋努力、勤能补拙，在一定条件下都做出了较好的成绩。在我看来，我们的编辑队伍中，大多数都是普通人才，但由于努力，由于团结奋斗，我们就可以做出成绩来。人文社、《当代》杂志是文学的重镇、文学的殿堂、文学的高门楼（陈忠实语），这样的品牌、荣誉是一代一代人文人奋斗出来的。我们不能说没有天才，选择什么职业也是每个人的自由。高贤均在病重的时候还对我说过：老何，我们应该选择去当作家，不应选择当编辑。我回应说，你当作家编辑都合适，你有丰富的经历，也有丰富的想象力，在大学就写出一批好作品，而我还是当编辑合适吧。总之，选择了当编辑，又有幸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这样的舞台上发挥，那你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向作家组稿，踏踏实实地去工作，以自己的实绩为人文社这块牌子添彩、增光。所以，不怕你是普通的人才，就怕你不好好干，或遇到在文学史上可以留名的好作品时没有眼光，没有担当。

人文社的金字招牌和影响力是我们具备团结友爱精神的一代又一代人文人集体努力创造出来的。个人的才能总是有限的，只要我们团结友爱地集体奋斗，共同努力，人文社就能在文坛占有辉煌的光荣的一席。

《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崔道怡说：“当今之世，求名胜于务实，哗众才能取宠。国情文坛如此，在编辑岗位上，还会有谁肯默默无闻地为他人作嫁衣？”此话值得我们警惕！人文社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会给他一个正面的评判。我希望同仁们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我们可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块金字招牌好好地工作。

最后，谨向还在岗位上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敬意。祝愿你们解放思想、团结奋斗，在改革创新的道路上奋勇向前、再创佳绩，祝福我们挚爱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繁荣昌盛、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