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习作 美国史学的叙事史复兴 ——以《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为例

本文主要以《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为例探讨美国史学的叙事史复兴。...

美国内战在美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研究美国内战中死亡问题的专著也有一些，例如《种族与重聚：美国记忆中的内战史》、《战争故事：内战中南方的伤痛与牺牲》等。哈佛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教授所著的《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从普通士兵及其亲属的视角出发来研究美国内战期间的死亡文化，在成果丰硕的美国内战史研究中开辟了一个独特的领域。本书践行了新社会史“把历史还给人民”的史学理念，依照从死亡到幸存的顺序把全书共分为八个章节：死亡（Dying）、杀戮（Killing）、埋葬（Burying）、寻名（Naming）、接受（Realizing）、信仰与怀疑（Believing and Doubting）、解释（Accounting）、统计（Numbering）、幸存（Surviving）。本书的八个章节可以看做一场完整的战争：战争开始士兵阵亡，通过解读战场上的死亡引出“善终”（Good Death）的概念，继而探究战争中的杀戮，战争结束开始处理后事，埋葬死者、进行善后工作、通知家属，继而对这场战争提出质疑，质疑它发生的必要性与意义，最后担负起战争的责任以及进行统计工作。

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在1861——1865年间死亡人数估计为62万，而在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中发现内战期间死亡的士兵人数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在冰冷的数据背后是战场的无情，本书给我们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深夜读来细细思考感觉恐怖之极，毕竟死亡不可逆，而作者生动的文笔又将这段历史铺开在读者面前：“战争将活人变成死人，使人类沦为动物，把强壮的男子汉变为像小孩一样哭泣的男孩”。“许多人变得对这一事情习以为常，以至于他们能在成堆死尸上走动而无特殊感觉，要知道，这些死尸中有许多曾是他们的朋友或熟人。”在整个19世纪，善终（Good Death）一直是美国的核心观念，它也一直是基督徒实践的核心。在关于如何面对死亡这个问题上宗教占据了义务工作的主体地位，在战前通过宗教活动在精神以及身体上照顾士兵，这种战前联合与团结的需要客观上使不同宗教之间的合作与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新教、基督教以及犹太教都因为死亡缩小了教派之间的分歧，他们需要进行共同努力来使士兵家人们确信亡者是“善终”。在“善终”的工作中护士起到了替代的作用，她们经常为精神恍惚的士兵寻找替代亲人，甚至把自己当做士兵的亲人来让士兵能安心的离去。有一首当时传唱很广的歌：让我代他的母亲吻他，或是扮作一个亲爱的姐姐......别了，陌生的、亲爱的弟弟，我们为你挽歌，为你哭泣。在士兵的病床前，义务工作表现为传递死亡消息以及让家属们确认士兵们是善终，让他们相信“我在另一个世界会生活的更好”。义务工作者以护士以及牧师为主，主要职责是让士兵得到安慰，接受关于死亡方式的预设，让亡者的亲人们相信他是得到了“善终”的。

内战期间双方的后勤力量都是不足的，军队没有正式的埋葬分队以及坟墓登记分队，全面覆盖的救护车服务直到1864年才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士兵以及救济工作者们就承担起了埋葬战友以及通知家属的义务，“最亲密的战友经常会发誓，要为对方提供体面的埋葬；在大的战役结束后，人们会在战场上日夜寻找失踪的朋友与亲戚。”士兵们的这种义务工作最终促使了一个更加完善的救护车系统在一年后建立起来，完善了在内战之前未曾完善的制度。

除了救护车制度以外，对于士兵身份确认的工作也在开展当中，由于政府在当时并没有一个完备的身份确认方式，使得战后许多尸体都成了“无名氏”，这就给亲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最早开始做身份确认工作的是几家报社，虽然他们刊登的死亡讯息并不准确完全，但还是一种官方信息空白的填补方式。为了纠正这种不准确的方式，许多民众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例如一家救济机构的代表W. P. 普莱斯试图建立一个完备的制度，“我希望能提供一个准确的名单。”

内战中北方诞生了两大慈善团体：基督教委会以及卫生委员会。它们是内战时期非政府组织的典型代表，服务范围覆盖全联邦，并将与士兵家人的沟通视为自己工作的重心。这两个团体的成立与运作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大众需求以及社会道德的影响，个体意识消失，思想与情感被引向某一确定的方向，内战士兵亲属群体开始形成，群体的社会道德影响力使得相关的团体应运而生。

本书阐述了这两大慈善团体的职能：与士兵家人沟通、代表阵亡士兵写信、整理士兵信息备忘录等工作。作者利用“寻找”这一关键词来描写这一时期志愿团体的社会工作，探究了内战期间由志愿团体发动的一系列旨在为士兵及其亲属服务的工作。通过对这些志愿工作进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社会工作推动了一系列官方制度的建立，例如士兵铭牌制，最初士兵会在衣服内侧口袋中放一张写有自己信息的纸条或者是一本基督教委员会发放的《新约全书》或一本赞美诗集，上面同样写有自己的信息。

作者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了白人士兵及亲属的情况，相比之下关于黑人的介绍较少，她用美国中产阶级的思维来套用在当时的黑人身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无论是从经济层面、物质层面抑或思想层面，二者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阶层。

本书中应用了大量的照片、报纸以及信件资料，这要归功于内战期间无线电报方兴未艾，大众报刊开始流行，由于照相技术在那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许多记者摄影师都带着自己的器材来到战场上记录下了许多场景，这些照片都是本书的史料来源之一；除此之外，美国内战期间战地邮政制度的建立不仅使得交战双方得以同远在后方的家人联系，也为今天的研究留下了大量史料。作为从死亡这一冷门角度来研究美国内战的作品，本书使用了大量内战时期的信件与照片等史料，用叙事史的手法来探讨这一问题在内战史研究中是比较特别的。

在尾章中作者将美国也看成了幸存者的一员，特纳在分析战争扩展美国的“想象共同体”的界限这一问题时略显局限，他认为在1865年之后废奴主义者的美国观得到了承认和胜利，自由变成了普遍性的原则。本书作者的观点显然更具进步性，她认同真正的自由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之上，而这个国家并没有保证黑人应该拥有的权利。

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曾说：“历史学的观念及其职能，历史学家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显然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一般来说是因为新的科学技术和方法的产生。历史学从现代科技中借鉴方法与技术，打破了各学科之间的隔阂，开始注重跨学科之间的交流研究。而新技术影响最为明显的结果则是计算机的发明使得计量方法得以广为使用，计量方法的使用在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史学从传统的叙述性史学转向分析型史学。栩栩如生的人物及人的能动作用不见了，历史学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是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多元文化倾向在美国史学界中开始盛行，虽然多元文化框架存在大量的问题与弊端，但是这种趋向却也为美国历史研究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笔者认为二十世纪美国史学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像一个钟摆一样在两端之间来回摆动。无论是从进步主义史学到和谐史学派，再到六十年代的新左派史学，美国史学的发展都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密不可分，体现了其实用主义为现实服务的本质特征。美国史学在七十年代以来面临史学碎片化以及专题研究变的庞杂的问题，许多问题有大量的专题研究，即便专业学者也不能从中完全了解该领域整个研究状况，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过深的理论分析性作品并不能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本书虽然在一些观点上，例如黑人以及宣扬美国自由平等等“美国精神”问题上尚待商榷，但是作为内战史中的一部从死亡角度出发的叙事性作品还是值得称道的，收集整理了大量零散的史料为本书服务。笔者认为这是与社会科学结合较为成功的一部作品，美国历史学家同社会科学的结合使得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大为丰富，解释更为多样化。

张广智教授认为新叙事史之所以为新，就是从理论上和方法上对叙事本身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们认识到分析因素应是构成叙事史的主要因素，应当把叙事史同分析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新的叙事史往往包含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因此新叙事史涉及的历史领域要广阔的多。1993年《美国历史杂志》在国内外历史学者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人们反应最为强烈的问题包括过度专门化、狭隘性和缺少宏观叙事等弊端。马克·布洛赫认为进行任何分析时都要合适的语言工具，需要保持语言的灵活性，而在当代部分叙事史作品中有一些充斥着晦涩难懂的词汇，就新社会史趋势下的叙事史写作个人认为应当进行一种“语言的转向”，或许将叙事史的历史写作向一部“浪漫剧”略微转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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