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大道连狭斜》：王绩：策杖寻隐士_【小意达】

------王绩：策杖寻隐士------

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隐士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隐士是个不易轻得的荣誉头衔，一要弃官去职，远在江湖；二要薄钱尚德，心近自然；三要才识过人，特立独行。三个要素条件拆开来，相对容易，但如果粗筛细选，大浪淘沙之后，全部符合的为数便不多了。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千年之前的大唐王朝，可以在那叱咤风云、兴衰成败的三百年间，在那一群斗酒吟诗、光耀千载的文人群体中，在那些正传野史、竖排繁体的线装书籍里，寻觅到各式各样的隐士。历来的编史者，因为隐士的高风胜情，在笔下也是推崇有加。《新唐书》和《旧唐书》作为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最权威、最翔实的文献资料，专门辟了“隐逸”的卷目，将隐士逸人与孝友、良吏、列女等一同褒奖宣传。

王绩，可以算是唐朝的第一位隐士。他在朝廷里干不下去，回到家乡，听说附近有一个名叫仲长子光的隐士，“服食养性”，“非其力不食”，而且三十年间始终如此，立即动了心，哎哟，这样的人是可以结交为友的！大约拜访过几次，后来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干脆搬了过去，结庐相近，与其为邻。那位脾性古怪的仲长子光先生终日不语，两人却饮酒甚欢。谁也不说话，举杯相碰，一杯又一杯，喝得很高兴，喝完了，种田的种田，弹琴的弹琴，写诗的写诗，或者想睡觉就去睡觉。这样的饮酒小聚，从内容到形式，可谓是奇怪至极。

每个人，都在寻觅自己人生仰慕的对象，都在追求理想的生活状态。有些人立志当官，于是熟稔官场规则，忝列其中。有些人刻意经商，不惜破译商贾秘密，求富于时。王绩的人生理想，是以远他三百年前的著名隐士陶渊明为楷模，成为陶的隔世弟子。陶渊明的一生，曾经数次出仕，有一次，因为督邮的到来，态度无礼，他自己也受不了穿衣束带、低头拜揖的规矩束缚，这位只做了八十天的县长便愤然辞官，回乡采菊。王绩当官也不安分，在先前的隋朝，当到副县长就受不了了。有一次，他因贪酒而遭弹劾，思来想去，平日里迎来送往，寄人篱下，受人拘束，言若由衷上司不高兴，言不由衷自己别扭，自己就好像一只鸟，到处都是罗网，再这样待下去非把自己逼疯不可，于是写了一纸辞呈，挂印弃官，“轻舟夜遁”，转身之间，就把自己送归故乡。来去自由，连离任审计也都免了。

隐者自隐。回到乡下，无事一身轻。没有了薪俸工资，但家有良田十多顷，相当于有房有车、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生活倒还算过得去。王绩自己也说，“酒瓮多于步兵，黍田广于彭泽”，酒比当年的阮籍要充足，田产比起陶渊明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也要阔绰得多，家里还有几个佣人，经济条件方面是比较优越感的。可是，王绩知道，自己差的，还是那一份脱离樊笼、融入天地自然的心性。所以，他甚至不惜离开自家的华堂大屋，搬到几十里之外，与那个贫农仲长子光为伍。他的身边，摆着《庄子》《老子》，读得异想天开，忘乎所以。有时兴趣来了，还帮着村人占占卜，算算卦（依他的性格，大约也不会收金纳银，图个快乐罢了），乐此不疲地混迹于村野之间。他最乐于做的事，就是到田间做点小活，然后停下来，看看花鸟鱼虫，或者倚在某个幽静的角落，看着路上那些行人，走走停停，有时忍不住诗兴大发：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王绩《野望》

牧人带着小犊返家了，猎马驮着主人捕获的飞禽回来了，春夏秋冬的景色让人陶醉，还有那些质朴的农人，这一切，都会让王隐士心生喜悦。住在东皋，王绩自名“东皋子”。一天到晚，东皋子徘徊于瓜田李下，山间溪旁，饮酒望世，自得陶然。自己辞官不算，还煞费苦心地写了一首诗，奉劝当时身在庙堂的房玄龄：“位大招讥嫌，禄极生祸殃”，又暗示和提醒人家，不如学学聪明的范蠡，功成身退，趁早归隐吧。隋唐易代之时，王绩以敏锐的嗅觉观测新朝时政，心怀警惕，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远离官场是非，寻求心灵自由。田间和庙堂相比，环境迥异，心情也自然不同。

这样的观望，看起来当然是无官一身轻、放任于山水自然之间的陶然自乐，但在骨子里，却隐藏着深不可测的情绪波澜。隐士们的表面沉静，遮掩不了心底的黯然神伤，而这些往往会通过文字诉诸笔端。王绩的《古意六首》里有这样一首诗：“竹生大夏溪，苍苍富奇质。绿叶吟风劲，翠茎犯霄密……刀斧俄见寻，根株坐相失。裁为十二管，吹作雄雌律。有用虽自伤，无心复招疾。不如山上草，离离保终吉。”言外之意是什么？既希望有人赏识，建功立业，又希望身心自由，不受伤害。这样的情绪，也恰恰是许多有识之士弃官归隐的心结。很多人有向隐之心，但一生未能滤清尘世的烦忧，而这种进与退、得与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理，也恰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天真与脆弱。

所以，隐士们面临的最大挑战，通常是外界的诱惑。他们需要自我解脱，最大限度地保持清心寡欲、安宁有序的生活状态，积累更多的精神能量。

月夜，王绩会在山间摆下琴来，独奏一曲，弦动于心，孤芳自赏。隐士多是性情慈善之人，与世无争。王绩把自己彻头彻尾地“藏”了起来，即便是刺史慕名登门拜谒，也不予理睬。请他去讲学，也只是挥挥手，婉言谢绝，我在家里酿酒呢，哪能“谈糟粕，弃醇醪”！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算，还狠狠地泼了人家一盆凉水。不过，有位叫杜之松的刺史对他也还算尊敬，虽然请他讲学不肯去，每年仍不忘派人给送些酒脯来，以示尊重。除了过着“置酒烧枯叶，披书坐落花”的神仙生活，王绩还常常拄杖入深山，寻访隐士。一个隐士，总是要在内心里，想寻找到更多的隐士。

功名放得下，荣华放得下，偏偏有一样，王绩始终放不下，那就是酒，而且嗜酒成瘾，矢志不渝。他哥哥大儒王通是有名的“书虫”，王绩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酒量大约比后世的李白还要大些，可以饮五斗不醉，自诩为“五斗先生”，并且大约在一次酒气深沉之后，写过一篇类似自画像的《五斗先生传》：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

一提有酒，可爱的王绩先生立马腿软嘴馋，移步不前，不知东南西北，而且只要有酒，无论贵贱皆往，一屁股坐在席上，以开怀畅饮为乐事，不及其余。初唐时，他曾以隋朝旧臣的身份待诏门下省，别人问他：您现在待诏无事，有什么可乐的呢？王绩回答说，朝廷每月供应三升好酒，足以使我留恋于此啊。简直就是为了酒而工作，动机十分单纯。他哥哥的门生陈叔达当时主事，听说以后，特例给予王绩关照，每日供应一升酒，人称“斗酒学士”。听说太乐署史焦革家多有好酒，便想着法子到焦大人手下当差，吏部没有批准，王绩三番五次地找领导，陈述缘由，苦苦哀求。主事者问，为什么非要到那里工作？他说，其中有深意。好说歹说，总算得到允许。其间，王绩工作用心，办事勤快，下班后，就到焦大人家中品尝美食，大饱酒福了。焦革死后，焦夫人还时时从家里派人给他送酒。又过一年，焦夫人也病故，王绩捶胸顿足，仰天呼号：“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没有酒，王绩渐渐心灰意冷，夹了小包，再一次弃官而去。

酒，成为王绩一生的钟爱。他常常是乘着牛车，途经一处小酒店，闻香下车，举杯畅饮，数日不归，醉了就地倒下，醒后继续开怀。即便到了后来隐居乡里，也是“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他的诗文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是“酒”字。王绩在酒上的钻研与投入，并不比诗歌少，他为杜康立祠祭祀，尊为酒师，并且把曾经一起喝酒、酿得一手好酒的焦革也一起供奉。此外，他还写下《酒经》《酒谱》各一卷。后来的李白，不知是否从其诗酒之中得到某种启发？

王绩自己也承认，“有道于己，无功于时”，自号“王无功”。风烛残年，他曾写过一篇《晚年叙志示瞿处士》，坦言自己也曾经“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可是，他一生之中由进而退，辞官归隐，大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有学者从王福峙（王绩的侄子）《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中找到了这样的答案：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王凝）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原来如此。这是对于王绩嗜酒与归隐之谜的最好诠释。大凡隐士，都有不得已的隐退苦衷，谁人不想锦衣美食，谁人不愿显赫一方，可人性中最大的弱点，就是热衷于相互之间的争斗，大人物与大人物争权柄、争势力、争江山、争功劳，小人物与小人物争生意、争田产、争美色。明争暗斗，唇枪舌剑，背里使绊，过河拆桥，你死我活，甚至世代为仇。人类的智商发展了文明，也发展了争斗。王绩在争斗里看破了———没有永恒的胜利，而常有羞辱。如果遁世躲避，其羞自解，其心自宽，至少像仲长子光这样的朋友，“服食养性”、“非其力不食”，是不会加害于人的，而且与天地自然相处，更多的是心灵深处的轻松与悠闲。当隐士，无欲则刚，他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

应该说，王绩学陶渊明，是学得极为神似的一个。辞官、归隐、嗜酒、耕作、著书、弹琴、自作《墓志铭》……简直是一整套的学习。当隐士，其实真的挺难，必须放弃很多，忍受很多，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王绩立志将自己修炼成为一个隐士，他努力几十年，成功地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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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经管理财小说 《长安大道连狭斜》

作者：金鑫
最后更新于：2016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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