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香港：香港制造》：五 小聪明天下

------五 小聪明天下------



《长江七号》是不是喜剧呢？这问题其实不只是对一部电影的提问，因为《长江七号》不是普通一出电影。它的意义因此也不在于有多少好笑或到底好不好笑，而是在全球华人的脖子都伸长以后，它能否提供大众期待已久的满足。譬如它有多少经典对白（如广告术语）可给观众“过口瘾”（即口头临摹）？它有哪些犹如嘉年华的恶搞大场面，让观众High翻天？它有多少“感动位”（也就是梦想成真），把观众从残酷的现实带到人间天上？

大众对《长江七号》的“诉求”如此清晰——不管是知道为什么或完全不自觉，如果一年只看一部“港产片”，它就是很多人的必然选择，因为电影的灵魂人物叫周星驰。所以，当《长江七号》首映场翌日在《明报》刊出该片第一篇影评《当周星驰不再好笑，他还是周星驰吗？》，一看到这标题我便觉得“错矣！”，皆因笑料只是糖衣，大众在周星驰电影中寻找的，其实是权力。

经典对白是把对权力的追求诉诸语言上。语言表现权力，粗口便是例子。只是粗口再粗，试图用它来伤人者首先出拳自伤——真能做到×人家的娘亲，又何须动口不动手？——是无力感促使人们把语言化作性器官来代替真枪实弹。

周星驰的成功（和对港产片的“贡献”），是把大众对命运的不满转（软）化成阿Ｑ精神。明知人家孔武有力自己是绣花枕头，于是来一招转移视线，手中无枪却把两根手指说成弹无虚发。这种被称为“无厘头”的韦小宝神功，讲求的不是大智慧而是小聪明。

小聪明不一定能令所有人埋单，但起码会让自己感觉良好。你一定注意到周星驰已有多部电影都是贺岁片。过年需要周星驰，一般都说是他的戏够开心热闹，我则觉得除了气氛，它还给人带来“希望”，由将片中对白琅琅上口到觉得自己也变“聪明”了开始。

恶搞是搞破坏，其实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片场、球场、上海滩都是权力分配不能混淆之地，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功夫》接二连三用“无厘头”手法（或“特异功能”）推翻了它们的权力架构而封王。过程中渲染的不是典型英雄片的“苦练”，却是把被有权势的人逼害放大到像早期荷里活卡通片的猫捕雀一样。观众乐在其中，也是因为周星驰（与同伴们）愈被变态地虐待糟践，自己愈是能够感受“精神和肉体什么都能承受”的权力感。“恶搞”，遂变成不是真对施虐者进行反抗，而是将受虐“提升”为享受：在被虐中接受自己的“命运”，从而体会到自虐的快感。哪怕是与饿狗同抢一盒饭，或高声唱出“屎，我系一笃屎”，全是把憎恨自己变成celebration——唯有在周星驰的电影中，自觉精神或物质贫穷的人才能把对自我形象低落的愤懑变成参加欢乐派对。既能“苦中作乐”，当然不再是没有“（权）力量”。

“出人头地”是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肯定。周星驰的电影不会否认这一点。但他也深深明白“一个人的站上去是千万人倒下来”的事实。所以，他不会像李小龙在《死亡游戏》中把电影胶卷用在一层楼一层楼地打上去，他选择以“自有神助”来实现发达和抱得美人归——这是一种看不见失败者，也不会刺激到任何人的无力感的“成功方程式”。但也因为没有实在的一种本事，他不可能像李小龙般以功夫征服全球。因此周星驰给中国人加油打气，很大程度上是“镜象效应”——你看到你想看见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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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英雄反英雄------

《赤壁》之后，《水浒传》也开拍了，香港电影的“雄风”已达某种沸点，即是回头路已走得差不多了，前途呢？

回头路的意思，是古代英雄虽多，但家传户晓又手到拿来的，当数古典名著。加上中国神话不比希腊神话，“英雄”更多是受到环境压迫而并非主动追求自我完成，所以《投名状》的宣传片是厮杀惨烈的渲染，《战狼300》则把戏剧情绪推至悲壮。

神话本来就是罗曼史。英雄既是主角，当然得履行浪漫的天职。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浪漫的基本精神。或舍身取义，或反抗强权都能活出“英雄”的个性和人格，所以“英雄”的出生入死不能只是行为，他还一定要有情操和道德高度。在中国的英雄榜上，另一个可供开拓的题材园地是“刺客”，只是一碰与帝王将相过不去的故事，中国人马上会与两大禁忌面对面：（一）政治；（二）自我要求。

周星驰也好，黄子华也好，他们的受欢迎便是中国人既想成为英雄，但又不想付出代价的“小径通大道”。所以香港电影才会生产“反英雄”的英雄与神话。这种“（反）英雄”以揶揄、戏谑、嘲弄、挖苦、调侃等手法对各种信念和标准尽情否定，以求发泄被环境压迫的怨愤。然而光对别人“吐口水”不可能填补自己的空虚，于是他们会把“不屑”转化成“上天的特别眷顾”，例如以超能力得到别人苦心孤诣也无法达致的成功境界。所谓成功，就是美人在抱，名利双收。

“反英雄的英雄”所追求的被建制接纳，理应是被“英雄”唾弃的。张艺谋的同名电影之所以备受争议，便是因为它碰到了“英雄”的终极命运，但又在语焉不详之下替主角的命运收梢，致使作者对于“英雄”的阐释出现飘忽性——原来主角不是“英雄”而是被误解了的“暴君”。

所以说，在政治和自我要求的两大禁忌上，“英雄”主题最能考验华人导演的原则与勇气。

不能否认，观众主要还是基于逃避现实而爱看“英雄片”。大场面是英雄气概的呈现，大明星是自我投射的满足。《投名状》、《赤壁》以至将要开拍的《水浒传》均是以上述条件为卖点。不幸的是，《赤壁》已受只看表面不看精神的负面报道所影响而生“出师未捷”的危险：媒体已就片中美男子周瑜（梁朝伟）、靓小生诸葛亮（金城武）、孙权（张震）、大将赵子云（胡军）的造型做文章，既批他们扮相普通，又暗示电影瞄头不足。

“英雄”的情操与情怀，原来还要经受现代人的欲望的过滤和消化（费）。也就是说，当他们必须通过被明星的扮演才被看见，我们的社会却极有可能是光看明星而不看英雄。

但明星到底是商业电影的灵魂。难怪我们的电影经常出现“明星大过主人公”，或只有明星，没有剧本和导演。从这角度来看，香港一众有叫座力的男明星未尝不是“悲剧英雄”，他们正正活在媲美梁山泊的香港影坛中，现实中的《水浒传》，是大家聚合了力量雄霸某座山头，但当他们的魅力被消耗（费）净尽，回头看聚义堂，又能留下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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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生活时尚小说 《等待香港：香港制造》

作者：林奕华
最后更新于：2016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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