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读《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书影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研究的重...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书影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研究的重心而论，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则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动作方式。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在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之中。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这是宋代在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但是根据比较严格的史学观点，我们仅仅满足于从直觉或整体印象所获得的抽象论断。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此。（《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引言）

在这本书中，余英时先生将朱子的理学作为儒学的一部分放在从宋初一直到南宋的历史背景里进行考察，分析了儒学理念和观点的变化与现实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渗透和制约，以大量史料和资料的考证与分析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并以此凸显出当时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以及儒学理念和观点观念对当时政治领域和社会的影响。通过阅读余先生的这部著作的相关材料时，我发现作者的想法很独到，与平常的传统想法背道而驰。所以在刚刚出版的几年内，此书就在学术界掀起巨大的讨论热潮。这就更加说明了，这是一部给当前的研究造成冲击与突破的作品。而且本书虽然将题名确定为宋代特别是南宋影响最大，但是作者分析了却是北宋开始时候大政治和思想世界到南宋朱熹时代的政治世界和思想世界，作者的分析的也并未局限于朱熹一人的历史世界，而是关注到整个朱熹以前的两宋时代。通过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个小世界让我们看到了宋代政治和理学产生、发展的背景、经过以及理学家参与政治成功与失败的经历的大世界，也让我们理解了理学在宋代实践中的重要价值。

这个背景的儒学理学也是贯穿整篇文章的主轴，也就是宋代的主要政治文化。宋代结束了五代天下纷乱名不聊生的局面，这让原本倡导和平治国的文人墨士再次受到百姓们欢迎与拥戴乃至统治阶级的重视和重用。所以在宋代士大夫阶级再次兴起。重新站上了历史舞台，开创的士大夫管理国家的模式影响中国近千年。在本书中，余先生将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和理学文化史与宋代政治史的相互关系大致的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仁宗之世，成为建立期，理学刚刚兴起；第二阶段是熙宁变法，可称之为定型期，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的权力世界发挥功能的时期；道学成为一个儒家流派。第三阶段是王安石变法以后的时期，余先生也称之为朱熹的时代，是转型期这时期“国是”已转为和战问题，同时道学已慢慢成为当时最让人瞩目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儒家思想流派。

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是宋代儒家始终坚持的一项原则。用现代的话说，同治或共治所显示的是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他们虽然接受了“权源在君”的事实，却毫不迟疑地将治天下的大任直接放在自己的身上。这一意义上，同治或共治毫不迟疑地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治道方面的体现。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宋代儒家士大夫一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宋初到仁宗为第一阶段，确立了“治道”的大方向，即重建一个以“三代”理想为依归的政治、社会秩序。第二阶段政治文化的高潮则在熙宁变法，这是士大夫从“坐而言”转到“起而行”的时期。第三阶段的政治文化便是朱熹的时代，作者集中讨论的，特色在于“内圣”之学得而介入。（下册页409）

理学家的特殊贡献虽然在“内圣”之学，但未脱离宋代儒家的政治文化的主流，因此从“内圣”转回“外王”成为他们的新课题，“回向三代”也依然是他们的共同要求。

宋代的党争自始即起源士大夫不同组合之间的内在分歧，即与宦官集团无任何关系，也不含有与皇权相对抗的意味。北宋党争至熙宁变法才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范仲淹因为批评宰相吕夷简甚为严厉，双方发生正面冲突。范、吕之争事实上反映了朝廷上两个士大夫集团的冲突。“朋党”在宋代已经成为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观点已经是“朋党”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观点相同或相近的士大夫会产生一种“同道”的意识。二“国是”法度化下党争的新形态党争至熙宁变法而彻底激化。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冲突愈演愈烈。士大夫因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不同而形成的内部分化发展到很高阶段。党争性质在熙宁变法中发生根本的变化还有一层原因，即“国是”的法度化。朱熹时代的党争，这一党争跨越孝宗、光宗、宁宗三朝。

王淮执政在南宋党争史上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开始：“道学”变成“朋党”的一大名目从此正式成立。理学型和官僚型两个士大夫集团的分野已经清楚的显现出来。前者在重建秩序的儒学大潮推动下，其基本政治取向是改变现状，后者承担了实现“安静”的任务，其取向是维持现状。

孝宗是一位十分开明而且有上进心的皇帝，所以在朱熹看来把“得君行道”寄托在他身上还是很有希望的。开始官僚士大夫集矢攻击“道学”二字，不是出于思想上的理由，而是他门认定“道学”已经成为理学型士大夫在权力世界冲锋陷阵的一面旗帜。（页483）后来在孝宗的亲自部署下，理学集团的许多重要成员进入了权力核心。赵汝愚与理学集团继续孝宗晚年改革部署，曾给理学集团带来一个极短暂的“行道”的兴奋。但这一兴奋又迅即归于幻灭。朱熹和许多理学家所热烈追求的“得君行道”在孝宗、光宗和宁宗时代都不能实现，最终幻灭了。

（本文引用部分皆出自《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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