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一村》：一个人、一家人到一村人的酸楚与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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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宝岛一村》自2008年12月5日于台北首演至今，巡回华人地区超过300场，场场客满，引发观众的热烈讨论与回响。

继2014年之后，时隔一年，《宝岛一村》应观众呼吁，将重返北京舞台，于2016年7月8日、9日在保利剧院和观众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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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黎明

(北京文化评论家)

《宝岛一村》是我们这个年代话剧舞台上的巅峰之作。尽管该剧首演于2008年12月5日，之后在华语地区广泛巡演，但我依然会记住，2010年2月5日北京的首演我在场，如同前辈们谈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制作的契科夫《海鸥》，或者卡拉斯的里斯本《茶花女》，或者港台影迷心目中的李翰祥版电影《梁祝》，会镌刻在我记忆中，足够永远的谈资。

《宝岛一村》是一幅宏大的卷轴，时间跨度近60年，从三户人家两代人散射出去，卷起时代的风云与不测。该剧以王伟忠的故事为雏形，讲法却是典型的赖声川式。

说“典型”似乎仍不准确。

如果《暗恋桃花源》是清新隽永的散文，《宝岛一村》就是荡气回肠的史诗；如果说《陪我看电视》是大陆版的《宝岛一村》，那么，《宝岛一村》则是升级版的《陪我看电视》，从情节到处理均相映成趣。

赖声川的拿手好戏是悲喜剧和雅俗共赏，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熟谙煽情，但知道如何拿捏，催泪但不俗气。最绝的是，眼泪还没落到嘴边，却已经让你转悲为喜，仿佛回到性本善的人之初，因为只有婴儿才能在一秒钟以内迅速转换哭笑。悲剧的雅和喜剧的俗在这儿完美无缺地融为一体，再冷酷的心也会被感染，再被电视剧惯坏的品位也能在此升华。

《宝岛一村》讲述国民党百万军队及家属撤退到台湾后的生活状况。这是我们不熟悉的故事，试想，有哪部电影是给失败者拍的续集？“正面角色”“终成眷属”后都没有下文，何况“反面角色”？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原来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长时间看不到对方，但好多地方惊人的相似。剧中人的遭遇，无论是上头那些自欺欺人的许愿，还是受到的怀疑或对幸福的期盼，都离咱们那么近。本是同根生，是政治把“杯具”一家家一户户强加于每张餐桌。

渗透全剧的是一个“家”字。戏开场不久，大家聚在一起吃年夜饭(1950年)，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根据星星位置判断北京、天津、青岛的方位。30多年后，赵朱周三家终于回到大陆探亲，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眷村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靠一种互助精神维系着。末了，王伟忠直面观众，解释说这戏是给“老家人”讲的他父母的故事。那种血浓于水的情感，是任何政治说教都无法替代或比拟的。

这不是一部阐释立场、讲大道理的戏。《宝岛一村》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地域和冲突，回归到人性最本质的真善美。眷村人来自天南地北，口音繁杂，甚至有完全听不懂的，但大家在神侃中、拌嘴中、打闹中、相爱中和睦相处着。跟村外人的关系，有一个极具象征性的细节，就是村里老太太去世后需要买一口棺材，但村民囊中羞涩，只能求村外的木工。几十年后，老太太的女婿过世时，她的外孙(应该是编剧王伟忠的戏剧再现)去找同一个木工做棺材。村里村外口音不同，但人心都是想通的。

《宝岛一村》三个半小时，充满了如此温馨感人的细节。上述细节，搁在其他戏里可能会是重头戏，是宝贝，在这儿俯拾皆是。

宏大叙事方式，却无不落实到点点滴滴的平凡中。剧中人的口音你未必全熟悉，他们听的歌你未必都会哼，他们的遣词造句发音你或许觉得奇怪，但看完整部戏，你会深深体会到，他们就是你从小失散的亲人，是床头吵完床尾立马和好的伴侣。

六十年的洗涤，留下的是人类的真情和大爱。

再过六十年，观众依然能感受到这种情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