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冰点】工读少年改造记

“把衣服脱了，滚到河里游一圈。”...





“把衣服脱了，滚到河里游一圈。”

在将李木打得遍体鳞伤后，赵明辉如此命令道。

这一次欺凌事件触及到了学校的底线，他被下了最后通牒：要么转学，要么记大过。几番波折后，母亲还是联系了工读学校，将他送了过去。

这一年，赵明辉12岁。

赵明辉就读的学校，是成都市第五十二中。这儿住着一批沉迷于网络、早恋、暴力勒索或曾违反法律的青少年。四方围墙将学生们与外界隔离，一切都像军校般严格：学生们不被允许携带电子产品，但只能看中央1台的新闻联播和成都地方台；老师24小时与学生同吃、同住、同生活；每个人能够自由活动的空间也被严格地限制，没有老师的许可而擅自行动，就会遭到批评。教室、学生寝室以及盥洗间，是少有的能够自由来往的区域。



图为赵明辉就读的成都第五十二中学。从图上看来，这所学校与普通的初中并无任何差别。

在适应期的第一个月，尽管赵明辉能够正常地按照规定来生活，却还不能完全适应学校的苦闷，任何一件事都能触动他敏感的神经。曾经，他远远地观察学校的围墙：拆掉了狰狞的铁丝网后，围墙只有3米的高度，体格好的人稍微动点脑筋，就能轻易翻出去。然而一旦逃跑被发现，就有可能遭到重罚。考虑到逃跑被发现的后果，他选择了忍耐，想达到班主任口中的“奖假”标准，光明正大地在周五的下午离开学校。

何为“奖假”？这是他的班主任根据日常生活的安排所制定的评分标准。“但我知道，如果能达到老师要求的标准，我可能也就不会进这所学校。”长达一年的时间内，班级里没有人达到了获得“奖假”的标准。

坚持了一段时间的规律作息后，赵明辉最终还是选择放弃，准备等待3个月后的寒假。假期正是学生逃跑的高危期，如果下定决心，只需半夜悄悄起床，爬出窗户就可成功。放假的第一天，他便趁父亲不在家，逃到了阔别三个月的电子游戏厅。他甚至遇见了久未谋面的“好兄弟”，他们手中熟悉的烟草味刺激了被迫戒烟三个月的赵明辉。三个月以来的第一根烟，让他的神智开始恍惚，脑子悄悄闪现出一个大胆的念头：要不要趁这个机会不告而别，偷偷离开？

事后回想，赵明辉坦诚道，从第一天踏入工读学校开始，他便已经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学校的警告让他隐约明白，自己已然成为了同龄人眼里的异类。而假期与父亲重逢时的一场谈话，则让他得知了家里艰难的处境：由于父亲停薪留职和大量债务，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一方面是家庭的际遇，一方面是自己的挣扎，想要回归正常生活的渴望愈演愈烈。

当指针爬过钟面，指向下午5点时，赵明辉作出了选择：他告别了昔日的朋友，踏上了回家的路。

迷糊中，周红听到细细簌簌的吵闹声，他提高了嗓门喊着：“安静！”，寝室便又重回一片静谧。除了周红，这间寝室还住着他的八个学生，一个星期中的六天，他都是伴着这群孩子入睡的。

周红是湖南邵阳工读学校的一名教师，工作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应对学生不同形式的反抗。刚刚入校的学生，往往受不了严格的作息与体能训练，他们或是躲进洗手间不愿出来，或是等到夜深人静，企图翻出外墙逃跑。更有甚者，会在父母前来探望的当日冲撞父母的车，或是用撞墙等方式虐待自己。而这些举动，只是希望让父母改变心意。



邵阳市工读学校的篮球场上，学生们正在进行列操训练。除了体能训练，学生的日程安排也以军事化管理为标准。

除去心理课程，学校还会采取另一项制度来让学生们反省深思，那便是举报。在周红看来，互相举报可以让老师及时把握学生的情况，对他们予以引导。虽然这会诱发学生间的矛盾，但这些孩子深思后也会懂事。更何况，有着老师的监管，这些学生即便有矛盾也不敢滋事。

赵明辉的学校也有类似制度，但他对此深恶痛绝。长期相互举报造成的矛盾，让赵明辉和郑开因为一次轻微的口角而大打出手。他被罚做800个下蹲，郑开则被罚做700个。夜里熄灯后，他听见郑开压低声音的痛哭，竟一时不敢动弹。这是他进校以来第一次遭受体罚，幸运的是，他和郑开却因此冰释前嫌，成为关系不错的伙伴。

尽管收获了友谊，赵明辉仍认为同学之间的关系，因为互相检举而变得暗潮涌动。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出卖，“我们每个人都在暗算别人，这会让我们越来越崇拜暴力和权力。”

身为赵明辉的同龄人，魏峰对于互相检举却有些赞同。他认为若是违反了校规，那么错了便是错了，也怨不得受到批评。而对于相对温和的心理层面的互动，他则显得兴趣缺缺：“我觉得这没什么用，该闹的还是闹”。

每天，他都要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但即便很累，他仍旧很喜欢工读学校。“我真的很需要被管束的感觉。”魏峰道。

如果不违反校规，魏峰能够在周末回家。但为了这种感觉，魏峰更宁愿待在学校，在感到空虚的时候和老师们聊聊天。即使他所谓的“聊天”，常常是以大吼大叫的形式进行的。“您迷上赌博毁了一个家庭，我因为网络差点毁了自己的前程，您已经改正过来了，现在该我了。”刘灵在给父亲的信中这么写道，“我的生日快到了，希望您到时候来看看我，顺便带个大蛋糕，最好是巧克力味的。”在这句话末尾，附着一个刘灵自己画的笑脸符号。

这是邵阳工读学校每个月便会开展一次的“与家长通信”。在周红看来，学生负面问题多数与家庭有关，和家长好好沟通，有很大的机会能够挽救这些孩子。然而有些时候，学生们寄回家的信却没有回音，家长也久不来学校探望，面对失落至痛哭的学生，周红感到很是痛心。



2013年正式施行的新刑诉法中，已经明确出现了“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这一法律条文。

“只要家长给予适度的关怀，或许就能拯救一个孩子。”魏艳丽与周红有着相同的看法。她是一名律师，常年进行青少年的法律援助工作，见过太多因教育缺失而误入歧途的少年。赵明辉的叛逆便是源于家庭的破裂。十一岁时，他第一次离家出走，自认为找到了与长辈抗衡的方式，他开始日夜混迹游戏厅，寻找所谓的“能自主掌控的生活”，而不至于事事都只能像面对父母离异似的，听天由命般无力。

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学校要分饰两角。然而这种做法非但无法填补缺口，反而加重了教师的负担。工作时间长、工资福利低，正是工读教师目前普遍的境遇。因为长时间待在学校，不能在家照顾家事，周红的家庭对这份工作已经数次表达了不满。

更让周红忧心忡忡的，是学校的处境，也在变得越来越尴尬。

2006年，教育部门对工读教育进行了改革。从此，只有在家长、学生本人、学校三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将学生送入工读学校。但一些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只是犯了小错，就被送进工读学校，“简直是在坐牢”。为了避免孩子因为曾经的工读经历，在回归社会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很多家长不愿送孩子进入工读学校。

为让家长放下芥蒂，工读学校可以悬挂两块校牌，对内是工读学校，对外是普通中学的校名。但这并没有挽救生源缺乏的困局。北京市门头沟工读学校已经不复存在，成为了一所培训学校。相比之下，邵阳学校虽还未面临生源荒的窘境，但自愿将学生送来的家长越来越少，也是周红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多年前的冬天，赵明辉在分别三个月后与父亲再一次相见。在那场提及家庭拮据的经济状况的谈话中，父亲未尝没有让赵明辉放弃学业，外出打工的意味。但最终他还是得以继续读书，父亲则独自背负起家庭的生计，背井离乡。那是12年来父亲第一次与他谈起对自己的期许，让他觉得自己仿佛一夜之间长大。

“我不是天生就是小混混，也不是天生就喜欢睡在天桥底下，四处流浪。”

而不会有人比周红更明白，自己带着的学生们，每天都在期盼闩着的铁门打开，开始新的生活。

对一些毕业的孩子，周红也依旧会关注他们的近况。他们多数继续读书，一部分人参军，还有一些做起生意。他们对周红讲述自己的变化，有时也会回学校跟周红一起回忆校园往事。回忆他们刚入校时的痛苦和颓丧，再对比如今的新生活，周红觉得自己做的一切事情都很值得。

“希望父母能够肯定孩子们的改变。抓着过去不放，对他们也是一种伤害。他们尽管叛逆，内心却还是善良的。”

就像是刘灵寄给父亲的信件，信末忐忑的提问包含着对未来的期许。

“我向您保证，回去以后我一定像从前一样好好读书。我也想和您好好谈谈心，做好朋友。所以，让我们从头开始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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