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清代“广州大学”

两百年前两广总督阮元打造岭南第一学府　　岭南先贤　　德被后世（阮元像）　　亲爱的读者，如果我告诉你，在清代数...



两百年前两广总督阮元打造岭南第一学府

　　岭南先贤

　　德被后世

亲爱的读者，如果我告诉你，在清代数十名两广总督中，曾出过一个著名的政界“大拿”，他从26岁进入南书房，之后屡屡出任封疆大吏，而且无论在哪儿都能做到让上下都满意，你是不是觉得这人的情商实在是高?如果我接着告诉你，他学识渊博，极力主张“圣贤之道无非实践”，你会不会觉得这人在政学两界都能大有作为，不仅是因为情商高，更是因为有大智慧?如果我再告诉你，他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创办了清代岭南第一高等学府——学海堂，启蒙培养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一大批精英，你是不是更佩服他了?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厚厚的史料，看一看清代著名学者型官员阮元与当时的岭南第一高等学府——学海堂的故事吧。

在粤兴学

　　阮督精心布局 创办高等学府

说起阮元的仕途之顺，就算放到现在，我想也没几个人会不羡慕：1789年，刚刚25岁的阮元就中了进士，第二年参加朝廷组织的大考，其才学深得乾隆帝赏识，被点为第一名，之后，他在南书房当了几年“机要秘书”，接着外放，历任浙江学政、浙江巡抚、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之职，可谓权高位重。事实上，朝廷很多时候是把阮元当“救火队长”来用的：浙江海防告急，就调他主政浙江;漕运危机重重，就派他去兴利去弊;广东鸦片泛滥，就派他去坐镇广东。说实话，阮元为人通达圆润，未必不会说一些让老大听了高兴的话，但他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稳坐几十年，凭的确实是真才实干。

一辈子做个能臣，已经非常不易，更难得的是，阮元从没停止过在学术上的探索。“百度百科”关于他的词条中有这样一句话：“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一代文宗。”既已权高位重，他为何还要孜孜不倦，精研学术呢?其后世崇拜者、晚清大臣张之洞的一句名言或也可以揭示阮元的内心动力。张之洞说：“世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所以，阮元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大力兴学，以求人才济济，国运昌盛。1817年，广东鸦片泛滥，洋人的兵船动不动就来孳生事端，在湖广总督位置上还没待够一年的阮元紧急调任两广总督。他一到任上，筑炮台、查鸦片，外与洋人斡旋，内查下属积弊，下了好一番功夫。地方志上说：“终元任，兵船不复至”，可见阮元的努力还是起了一些效果的，至于20多年后，天朝上国的大门最终被洋人的坚船利炮轰开，这是历史趋势，非阮元一人能够左右。

阮元到任两三年后，广东军务渐渐恢复常态，他终于有时间考虑办学的问题了，学海堂的创办提上了日程。

教育改革

　　摒弃应试八股 全力培养通才

要想做好一件事，一要有钱，二要有人。阮元办学，当然不用愁钱;说到用人，他的幕僚团队多达数十人，其中不少人都是极有影响力的学术大家。不过，阮元能把他们招到麾下，还真不只是因为有权，而是因为他能付出真心。学海堂首任堂长曾钊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在碰到阮元以前，曾钊是个常去双门底书肆蹭书看的穷秀才。有一天，他在“翰林苑”书店看到阮元编撰、委托老板刊印的《十三经注疏》的原稿，一时爱不释手。因为刻书时间紧，老板只给了曾钊两天的时间，曾钊索性把铺盖卷搬到了店内，秉烛夜读，边读还边把原稿错漏之处都批注了出来。老板把原稿归还阮元以后，阮元看到了曾钊的批注，立刻派人找到他，请他入府喝酒，对讲学问。曾钊将这位阮大人引为知音，火速加入幕僚团队，之后更为学海堂的创办付出了很多心血。在学海堂的选址上，阮元先后考察过荔枝湾、海幢寺和南园等地方，但不是嫌它们太狭小，就是嫌它们靠近闹市，他考察了近一年，最后才选定了越秀山。

1824年11月，学海堂在越秀山落成。校园内古榕掩映，木棉参天，而在学堂口极目一望，珠江如练，远处狮子洋历历在目，令人心胸开阔。全城的确没有比这里更好的读书地了。

其实，在学海堂创办以前，广州已经有不少书院了，但几乎没有一家不是以帮助学生通过科考为目的的。学海堂则在招生时就声明：不教八股，只教实学。这倒不是说，学海堂就完全否定科举考试了，而是因为没有生员资格的人根本入不了学堂门，他们对八股文其实已经很熟悉了，学海堂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培养成能学以致用国的人才。在学海堂的课表上，经史，诗赋、天文、地理、算学等无所不包。学生对基础课程掌握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功课，深入钻研。从摒弃“应试指挥棒”，到尝试通才培养，再到因材施教，可以说，学海堂是两百年前尝试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先驱。

影响深远

　　学堂办了八十年

　　门下屡屡出精英

阮元之所以力促学海堂不教八股，只教实学，有一大半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当了多年的“救火队长”，大量只会读书，不会做事的下属让他头痛不已。根据学者董铁柱的研究，阮元主政浙江时，海盐县令连简单算术都不会，他只好找人现教，而在河南当巡抚时，他更是印刷了当时的幕僚界“大拿”汪祖辉的政务管理学专著——《佐治药言》，发给下属，以帮助他们掌握基本的实务处理技巧。可这样的举动不过是杯水车薪，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必须从教育改革做起，这样才能让年轻人从僵化的八股文里抬起头来，呼吸现实的空气，掌握经世致用的本事。

正是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阮元对自然科学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本来，一般的书院是不开数学课的，只有最高学府国子监才开设基础算学课程。而在学海堂，天文历算是与经学一样重要的课程，阮元也经常亲自考量学生这方面的学问。在他给学生出的一道考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远超越于同时代人的开放头脑。他问学生：“今大小西洋之法，来至中国，起于何时，所由何路?小西洋即今港脚等国，在回疆以南古天竺处，元之回回历，是否如明大西洋新法之由广东海舶而来?……其考证之。”阮元不仅要求学生给出西洋历法之来源的答案，还要他们给出详细的论证。难怪梁启超先生说，阮元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具有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之一。虽然学海堂办了不到10年，阮元就调任云贵总督，离开了广东。但他在行前做了一系列的安排，从“学长联合治校”到将大笔资金付交当铺收利息支付办学经费，再到“研究生深造计划”，一一安排妥当。这些制度安排使学海堂顺利运行了近80年，直到1903年清政府实施新政，改革学制，学海堂才被迫关闭。这近80年间，学海堂培养出了大量在近代学术文化史上名声响亮的人物，其中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启超、陈醴等大家，也有我们今天虽已不再熟悉，但在当时都是政治、文化领域的执牛耳者。

据统计，学海堂办学的近80年间，有著作问世的就有300多人，出版著作数千种。广州的学术圈也一扫昔日的沉寂，成为全国瞩目的人文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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