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宁：为什么李鸿章要在美国总统的墓后种棵树
时光荏苒，这棵银杏树没有就此从媒体的视野中消失，意外的是，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竟然又和中国人有关。...
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 1822—1885）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84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在参加完美墨战争后于1854年退役。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后加入北军，战功卓著，1864年起任北军总司令，并于1865年接受了南军罗伯特·李将军的投降，结束了南北战争。1868年格兰特因其在战争中的表现获选成为第18任美国总统，并于四年后连任。1877年卸任后偕妻子朱莉娅环球旅行。
1879年4月7日，格兰特从西贡乘船抵达香港，再到广州，受到两广总督刘坤一的款待。离开广州后，格兰特乘船到上海、天津。那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56岁，正处在人生和事业的顶峰。得知美国前总统来访，遂在天津直隶总督署设宴款待。
有资料说两人甫一见面，李鸿章就对格兰特说：“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人，我们镇压了历史上有名的两支叛军。”格兰特曾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军统帅，而李鸿章则在剿灭太平天国立下战功。不过，根据格兰特在回国后出版的《格兰特的环球之旅》（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一书中并没有提到以上对话，但是格兰特在李鸿章宴请后发表了即兴演说，“我对在天津受到的热情款待向大家表示感谢，特别是总督对我的关心。我已经听闻了他这二十五年来作为士兵和政治家的事迹，就像在座关心中国事务的诸位那样，历史在中国尽人皆知，我非常高兴认识这位为他的国家做出如此卓越贡献的人。”说明两人的确在这次会面中相谈甚欢，甚至可以说惺惺相惜。
其实李鸿章会见格兰特有另一方面的诉求，当时日本正欲吞并琉球王国，李鸿章希望格兰特能介入调停此事。遗憾的是后来格兰特虽然前赴日本，但没能阻止日本的野心。格兰特也为调停失败感到遗憾，他在日本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介绍日本的新气象外，明确指出：“中国大害在一弱字，国家譬如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格兰特希望中国奋发自强，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他建议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如是则“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等等。1885年格兰特因肺癌在美国去世。
1896年，李鸿章借为英皇祝寿的机会开启环球之旅，在纽约专程去拜谒格兰特墓。1899年出版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了李鸿章此次的行程，其中：“二十二日(西八月三十号)，中堂出，自纽约行台至前民主格兰德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环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
1896年李鸿章凭吊格兰特墓
李鸿章为格兰特献上的花环是由月桂树叶编成，并捐赠了500美金，除此以外还赠送了一棵银杏树作为纪念，美方在树旁放置了一块铜铭牌，上面是中英双语的说明，中文写的是：“大清光绪二十有三年，岁在丁酉，孟夏初吉，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合肥李鸿章，敬为大美国前伯理玺天德葛兰脱墓道种树，用志景慕。出使大臣二品衔，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铁岭杨儒谨题。”据文中“李鸿章……敬为……葛兰脱……种树”之意是李鸿章亲自栽种了这棵树，但我看到的资料里对于是否李相亲植有不同的说法，甚至美国的一些历史出版物里也说不清楚，大都说“planted by Li Hung Chang”。
8月30日凭吊格兰特墓，三天后李鸿章一行就离开纽约前往费城。铭牌上的英文是1897年5月的落款，李鸿章不可能次年再去美国种树，显然这棵树不是他亲植。查1897年5月8日的《旧金山呼声报》（San Francisco Call）有篇名为“格兰特纪念树”（Grant Memorial Tree）的报道，对李鸿章赠树一事有详细记载：李鸿章1896年到访格兰特墓时，为了纪念他和格兰特的私人友谊，李鸿章向陪同的纽约市长斯壮（William L. Strong）提出想做些什么，斯壮建议他送花，但李鸿章表示花只能开几天，但树是不朽的，树象征着最崇高的成就（but a tree imperishable, the tree symbolic of loftiest achievement），于是决定在格兰特的墓旁种一棵树。可能当时在筹建格兰特纪念堂的原因，送树的计划没有立刻施行。
1892年格兰特灵柩的安放仪式，后面的拱形建筑就是安放灵柩的地方
待次年4月27日格兰特总统纪念堂落成后，马上要卸任的大清国驻美公使杨儒立刻开始操办此事。杨儒（1840—1902）是辽宁铁岭人，1893—1896年任大清国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1897年改任驻俄、奥匈帝国和荷兰公使。俄国趁义和团运动之机占领我东北，强迫清政府割地，杨儒拒签丧权辱国的协议，在一次谈判后回使馆时，下车摔倒导致中风，不久病逝。
杨儒（后排左一）与夫人（后排左二）、子女、翻译陆徵祥（后排左三）、驻俄参赞胡惟德（前排右一）在荷兰海牙，1899年
李鸿章访美时他正在公使任上，种树这件事李鸿章自然嘱托给了他。杨儒的秘书首先联系了公园委员会，选定了银杏树这种在中国很常见的树种，并敲定植树的仪式定在5月6日。这天，一棵7英尺高的银杏树被种在纪念堂后，位置即在原来停放格兰特棺木的地方。待树种妥后，杨儒念了一段颂词，然后向树根铲了一锹土，再由他的秘书将颂词译为英文念了一遍，便结束了仪式。
看得出来整个事件都是杨儒的秘书具体操办，新闻里没有提到这位秘书的名字，但我猜测极有可能是施肇基。施肇基（1877—1958）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893年随杨儒出使美国任翻译生，后来杨儒出使俄国，又将施肇基调到身边任参赞。施肇基在民国时还曾出任驻美大使，将毕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外交事业。
格兰特的墓园位于纽约曼哈顿区西北部的高地上，濒临哈得逊河的河滨公园北端。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停放地，在格兰特去世12年后，才在那里修建了格兰特总统纪念堂，是一座非常高大肃穆的建筑。阳光透过纪念堂穹顶下淡黄色的花窗温柔地落在地下一层并列放置的格兰特夫妇的棺椁上。
2013年9月13日，我参观过纪念堂后，来到后面的小公园，靠近纪念堂的地方有一块铁栏杆围起来的绿地，里面种着几棵树，李鸿章送的树就在其中。最初并没有这些围栏，1902年6月12日，一位《纽约时报》的热心读者给报社写了封信，痛心于这棵李鸿章赠送的银杏树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他亲眼看到有人用刀切了一块树皮下来，而附近既没有管理员也没有警察，呼吁应该对中国人赠送的这份礼物予以保护。数年后，树和铭牌终于被铁栏杆围了起来（至少在1907年的照片中还没有围栏）。
格兰特墓后铁栏杆围起的一块绿地，李鸿章送的树就在其中。笔者摄
五年前造访格兰特墓的场景历历在目：时值夏末秋初，前一夜刚下了雨，围栏里长满杂草和灌木。当我正要用手拨开杂草拍摄那块铜铭牌的时候，突然有人在后面喊：“Be careful!”不知什么时候有辆公园管理处的皮卡停在了我身后不远处，一位穿着制服的大叔右手扶着方向盘，左手搭在车窗上，从车里伸出头来说那种三片叶子的植物是毒葛，千万不要碰，否则会长疹子，非常痒。
红圈内三片叶子的就是毒葛。笔者摄
围栏内的铜铭牌。笔者摄
文章最后给出了答案，指左边那棵较矮且树冠较大的是李鸿章赠的树。有趣的是这个答案并不对，左边那棵实际上是栾树，右边那棵较挺拔的才是银杏树，看得出来当时不少美国人都不认识银杏树。不过，分辨哪棵是银杏树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太容易了，毕竟这种树被作为道旁树在国内栽种得很普遍，扇形的叶子是它最显著的特征。
美国与中国纬度相近，历史上也曾生长过银杏树，有适宜的生长环境，但这棵树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1918年5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李鸿章树濒死”（Li Hung Chang Tree Dying）。那棵银杏树年年叶长叶落，到那一年已经从7英尺长到了20英尺，但是春天的时候公园的护林员卡普兰（J. S. Kaplan）发现这棵树的部分根系在过去几年的寒冬中被冻死了，园方立刻展开拯救措施，他们围绕着树挖了一条沟，将根系保护起来，但卡普兰仍然非常悲观的认为已无力回天（the work will be useless）。最后树死了吗？没有见诸报端。但是以我当时看到那棵银杏树的高度，想来应该卡普兰和他同事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树活下来了。
几名游客在看格兰特墓后的铜铭牌，那时候除了两棵树没有杂草和灌木，1907年
时光荏苒，这棵银杏树没有就此从媒体的视野中消失，意外的是，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竟然又和中国人有关。2008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的官方博客上刊登了一篇短文，还配了一张现场照片，说两个中国大妈在格兰特墓后的公园里捡一种从树上掉落的圆形果实，两人都不会说英语，但表示这种果子是用来吃的，对身体好，最后装满了几塑料袋才走。银杏的种子叫白果，可入中药，但不恰当的食用也有中毒的风险，两位阿姨就是在捡白果。
美国人当新鲜事，但对于国人来说太司空见惯了，每年冬天都有很多大妈、大爷热衷于将公产变私产，采集公共绿地银杏树结出的果实，甚至不会等到果熟落地，便拿棍子去敲击仍挂在枝头的那些，损折很多树枝。
如今李鸿章已经被刨坟掘墓六十多年了，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外国友人曾去为他植树，但一百多年前他委托杨儒种在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墓后的银杏树却依然装点着纽约河滨公园的风景，继续见证着李鸿章和格兰特的友谊，传颂中美关系史中的一段佳话。
原标题：《一棵银杏树》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关注 大家
微信扫一扫关注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