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最好的自己，只为遇见“你”：一群年轻法律人的“奔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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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复旦大学研究生徐玮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站在浦东机场安检通道前，国门那一边是哈佛大学法学院。

2015年：上海海事法院团委书记徐玮计划着在上海海事法院组建翻译团队。

2007年：在上海海事大学读海商法的喻晖进入律所实习，白天各地开庭，晚上倒时差与纽约、伦敦的律师同仁开会。

2015年：代表上海海事法院参加第八届国际海商法研讨会的喻晖惊喜地发现一名澳大利亚法官是自己法院英文网站的忠实粉丝。

2015年： “大家好，我是一号考官。”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李家春由于过分紧张说错了话。

2017年：李家春在去上海海事法院上班的地铁上像往常一样琢磨着翻译原稿。

因为对法律的热爱、对英语的兴趣、对自身的要求、对未来的好奇，几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慢慢靠近，汇聚在上海海事法院青年翻译团队。



一开始就奔着月亮去

2008年1月，浦东机场。

徐玮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站在安检通道前，已经是复旦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生的她，这回是第一次出远门。她要去哈佛大学法学院做半年的交换生。

从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并最终成为唯一一个赴美的幸运儿，徐玮有些小得意。

很多人来恭喜她，爸爸的一句话却惊醒了她：“你要知道，在哈佛读书的人水平都很高，你要是在那里考试不及格，比你不去还不好！”徐玮的小尾巴顿时不翘了。

在美国交流了半年，徐玮回国，然后在美国瑞生律师事务所和欧洲德和信律师事务所先后担任法律助理和实习律师，翻译重大项目文件，起草招股说明书、商业合同、法律意见书。研究生毕业前，她已凭借自己的能力拿到了外资所的“offer”（录取通知书）。

那么，是做律师，还是做法官？

读本科的时候，徐玮有一次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旁听了一起劳动争议案。庭审结束后，书记员和当事人都走了，法庭的灯也暗了，只剩下徐玮一人。徐玮紧张又兴奋地走上审判席，然后，轻轻地、只是轻轻地，敲了一下放在桌上的法槌！

　　她太喜欢做法官的感觉了。

一开始就奔着月亮去，就算失败，也能收获一颗星星呢。而且，“奔月”的不止徐玮一个，喻晖也在努力。



28岁“高龄”考入法院

喻晖说话轻轻柔柔，高考那年，她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法学院，没想到考砸了，直接“掉”到二本，阴差阳错进了上海海事大学读海商法。

从那时候起，喻晖进入律所开始实习，白天各地开庭，晚上倒时差与纽约、伦敦的律师同仁开会，一个海事案子，可能既在南非打扣船官司，又在上海打无单放货纠纷，同时还在伦敦仲裁解决滞期费的问题……各地程序交织连结、各国律师携手合作。

可是奇怪，每当师兄师姐陪着老板外出吃饭应酬时，喻晖宁愿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所里写答辩状和其他材料，她仿佛天生不适合做律师。

在律所接手的案子多了，喻晖渐渐体会到：

法院，只有法院才是一国最优秀法律人才的聚集地，才能真正体现一个国家的司法水平，代表一个国家的司法形象，才是她寻求个人发展的最好平台，喻晖下定决心做法官。

可是想做法官就要先考公务员。律所的工作繁忙，喻晖年年报名，年年裸考。

2011年，喻晖又一次站在考场前，手里照例拖着拉杆箱，想想自己排得密密麻麻的出差日程表——这次考完最后一门，她就要直奔虹桥机场前往天津参加第二天的庭审。喻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但愿今年能考上！

这一次，喻晖如愿以偿了，她以28岁的“高龄”如愿考进了上海海事法院。当她向司法局递交注销律师执业证申请的那一刻，心里兴奋不已。而此时，徐玮已经在上海海事法院工作了两年。



我是一号考官

李家春是福建人，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在上海“扎根”，而且是在海事法院，还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海事法官。

10岁那年，父亲邀请一群朋友来家里玩，小家春低头在一边做作业。作业做完了，他径直走出门，顺手把灯一关。

“怎么回事？”聊得正酣的一群人在房间里惊叫起来。

“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父亲赶紧解释，他知道读书专注的儿子已经完全忘记房间里还有其他人了。

那年高考，李家春成了县里的文科状元。填志愿的时候，他看到浙江大学的人文科学试验班。“那就去试验一下吧。”他对自己说。

浙江大学的读书氛围很自由，大一的法理学深深吸引住了李家春，上课的老师是风度翩翩的浙大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他不仅善于穿插法学的经世致用，同时还有理工科的逻辑思维。李家春听得津津有味。期末考试时，李家春答题如飞，监考的孙笑侠很欣赏他，于是李家春大着胆子说：“孙老师，我以后要学法理学！”

可惜大四毕业时，孙笑侠已经离开浙江大学，李家春最后选择前往武汉大学攻读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

研二那年，李家春前往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斯金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行一个认证项目的攻读，他选了美国历史、国际政治、国际法三门课程。其中，讲授美国历史的Fowler教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Fowler教授已经70多岁，有着一头整齐的白发，他从华盛顿大学退休后来华教书，并成为中美中心任教时间最长的一位美国教授，Fowler教授有一个中文名叫“傅乐”。

每天，西装笔挺的傅乐缓步走进教室，仔细环顾周围，俨然一位绅士，他的板书非常工整，讲话也不紧不慢。每当学生发言，他便专注地看着，而当讲到一段过往历史时，他会带着全班同学走进校园，指着那一幢幢沉默不语而又独具特色的建筑或历史遗迹，讲述岁月沉淀里的人和事。

教书是一种天职，李家春从这位美国教授的身上强烈地感受到了“使命感”，也体会到了认真、不浮躁、沉下心来做事所带来的愉悦。

李家春对自己的性格很了解，内向、被动、深入简出、喜欢倾听、不喜欢多说话、不喜欢和很多人有交集，这样的他，似乎更适合做法官。

研究生毕业那年，李家春来到上海参加公务员考试，凭借笔试第一的成绩，他闯入了上海海事法院的面试。

“大家好，我是一号考官。”进门的时候，李家春由于过分紧张竟然说错了话，明明自己是“考生”，却说成了“考官”。

完了，李家春暗自想。

几天后，李家春踏上从上海回武汉的高铁，突然接到海事法院的电话，他被录取了。

激动！止不住的激动！李家春赶紧打电话把喜讯告诉老家父母。

火车在轨道上飞驰。

小家春做完作业，抬头笑笑，然后走出家门，随手把灯一关。

“怎么回事？”有人在喊。

“李家春要做法官了。”火车在回答。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Life is a box of chocalate，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gonna get.（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阿甘正传》里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

凡是考入上海海事法院的人，第一年通常去一线岗位轮训，徐玮第一年被安排在立案庭，喻晖第一年在洋口港派出法庭，李家春则进了连云港法庭。

刚开始工作时，徐玮不会填写快递单子，当旁人递给她EMS单子时，她不知道该如何入手。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啊？”旁人笑道。

徐玮有些委屈，之前在律所实习，寄快递的事情都有秘书帮她做，哪里需要她亲自动手。失落就像一杯刚泡好的茶，雾气缭绕地升腾到她的心头。

庭审记录也让徐玮有挫败感，当事人的语速贼快，她打字的速度跟不上，有些东西记不下来，只好庭后眼睁睁地看着律师在笔录上补，那感觉真糟糕。

李家春就更“惨”了。刚到连云港法庭的他每天都压力山大，拿着小本子不断地把各种要点记下来，审判管理系统如何操作，打印机里的判决书稿纸应该朝哪个方向放，法庭纪律的规范文本在哪里……即便如此，有些事情还是要犯错。

第一次开庭，李家春向其他书记员要了一个模板，然后飞快地敲击键盘，当事人的口音很重，他听得很辛苦。

“你怎么把一些无用的话也记进去了呀？”法官看了一下笔录嘟囔了一句，李家春这才知道，原来庭审笔录需要书记员进行一定的归纳。

打电话是李家春的弱项。一次，他电话通知一名当事人来法庭开庭，当事人回答没空，李家春便说：“好吧，谢谢。”承办法官坐在对面一听，赶紧抢过听筒，对着电话里的当事人讲起诉讼法的程序规定来，并义正辞严地要求对方准时到庭。

　　李家春傻傻地站在那里，如履薄冰。

喻晖也有同感，派出法庭就像“集立审执于一身”的魔鬼训练，不仅要经历第一次送法下渔村却听不太懂渔民话语的尴尬，还要经历第一次扣船时一路从码头追到锚地的争分夺秒。

廖璐琪和喻晖是同一年考进上海海事法院的，这位武汉妹子性格活泼，说话特逗，英语水平也很高。

来海事法院上班的第一天，廖璐琪特别开心，微信里一群同学点赞，她在朋友圈里欢呼：“开始打工赚钱了！”

可是，无穷无尽加班的日子来了。第一年还有新鲜感，分在派出法庭和立案庭轮岗也不觉得累，第二年在连云港法庭就累惨了，常常要周末在院里加班输入案件信息、卷宗归档。

但，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升了助理审判员之后，徐玮常常和书记员交流自己的经验。当她看到书记员把空信封扔掉时，会立即提醒他：“信封上有很多信息，比如法院何时寄出送达回证等材料的日期，这涉及到时效和答辩期限的计算，你得留着，可别小看了这小小的EMS。”

庭审的时候，徐玮会特别关注书记员的记录速度，她偶尔提醒双方当事人放慢语速，也会建议书记员在开庭前先熟悉一下卷宗，了解案件的争议焦点。和书记员校对文书时，她也会提醒：“只简单看看标点符号并没有错，但你还可以看看判决书的逻辑和思路。做法官，一切都需要积累，如果一进法院就让你审案子，你自己也不敢审。”

李家春渐渐熟稔起法院的业务来了。他最爱的是写判决书。第一份判决书写的是租船合同，后来案件被调解，判决书没派上用场。第二份判决书是关于海域使用权纠纷的，标的额高达七八千万，李家春花了整整两个星期完成初稿，带教法官改了不少，他自己也觉得判决书说理部分的表述不老练，但写判决书的那感觉真好。



翻译最好的自己

2015年年底，徐玮、喻晖和另外两位同事共同参加了第八届国际海商法研讨会。

茶歇期间，一名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法官跟喻晖聊起了中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他不仅提到了中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还提及了上海海事法院新设立的海洋环境保护专业合议庭。

“原来，这位澳大利亚法官竟是我们法院英文网站的忠实粉丝！”喻晖油然而起一股自豪之情。

晚上，兴奋的喻晖久久不能入睡。辗转反侧的还有同行的徐玮。

此时的徐玮，脑海中正思考着一个全新的计划，能不能在院里成立一个青年翻译团队？

“如果能成立这样的团队，我第一个报名。其实我很担心自己的英语由于长期不锻炼而退化，正希望院里能有这样的平台呢！”政治部孙亚楠的一番话令徐玮宽慰不少。孙亚楠毕业于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专业，之前曾在律所实习，从事过合同、论文等翻译工作，英语水平不错。

徐玮又和喻晖一说，两人一拍即合。“我们每年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公报案例、指导性案例的精品案例不少，如果能把这些工作成果翻译成外语、在恰当的时机对外发布该多好！”

院长赵红是徐玮最大的支持者和启发者：“在选题方面不用太急，不用一上来就想着翻译几十页的中文判决、翻译大稿子，院里希望的是通过这个平台培养年轻人，提高大家的英语水平，开拓大家的国际视野。”

院长的话让徐玮醍醐灌顶，她决定翻译团队先从英翻中入手，把国际上最新的海事司法案例、航运市场咨询翻译出来，至于中翻英，可以先从海事法院新闻、案例摘要等小篇幅文章做起。

2016年6月，上海海事法院青年翻译员团队正式成立，“海法青年译员之家”微信群随之组建。

翻译不轻松。

李家春常常挤出上下班坐地铁的时间来看翻译原稿或者校对其他人的翻译稿。在校对一篇关于荷兰法官遴选问题的文章时，“presidents’ meeting”这个词的翻译几乎让李家春抓破头皮。从字面意思来看，应该是“总统会议”，但荷兰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没有总统啊。经过反复斟酌和推敲，李家春将这个词翻译为“主席会议”，整篇文章豁然开朗。

徐玮也碰到了挑战，“salaried judge”和“paid judge”有什么区别？如果单从字面翻译“授薪法官”“付费法官”，读者看不明白，而文章本身又没有对这两个概念作出解释。怎么办？徐玮花了半天时间上英国法院网站搜索相关概念并进行学习，原来英国法官有全职法官和兼职法官，全职法官拿工资，所以是salaried judge，而兼职法官根据工作量领取报酬，因此是paid judge。

越来越多的翻译员在考验自己，提升自己，向外界“翻译”着自己。

牟鹏飞不善言语：“英语好不等于翻译好，卷宗里有很多英语材料，你必须学习，越难的工作才越有收获。”

李啸飞在海事法院执行局工作：“英语实用性在执行中最能体现的价值，就是扣押外籍船舶，包括如何跟外籍船员交流、出来扣押外轮的法律文书。”

喜欢挑战、热衷跑半马的费晓俊，从最初的观望转为主动请缨，他问徐玮：“你那儿有没有那种属于鸡肋而没人翻的，我先学习学习？”

曾在英国留学的顾双杰作为新进人员被徐玮“逮”住，他很喜欢这个翻译团队：“对新人来说，平台很重要，自己翻译的东西能够被大家都看得见，这很令人鼓舞！而且翻译要求中英文都俱佳，每篇文章都要精打细磨。”

2016年6月1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庭前独角兽”微信公众号为海事法院的翻译员们开辟了“庭前他山石”专栏，定期登载介绍域外法律文化的翻译文章。孙亚楠的《域外司法讯息：美国司法大会关注法官员额问题》成为首发文章。徐玮和顾双杰合作翻译的《还有兼职法官和“志愿者法官”？没错，英国就有！》被“法影斑斓”微信公众号转载。

《美国法庭为何看不到律师，都被外星人抓走了吗》被“法影斑斓”微信公众号转载。李家春与静安法院徐凤翻译的《英国司法体制改革报告》被《中国应用法学》创刊号“相中”并刊发。阅读量在增加，影响力在扩展，短短一年间，21人的翻译团队共翻译审判白皮书、司法前沿信息、司法实践动态、典型案例43篇，海事法院案例摘要、诉讼指南、法院新闻172篇。

影响力在扩展，团队在不断壮大，全市法院的翻译爱好者们也都陆续浮出水面，翻译团队从海事法院扩展到全市法院。

徐玮乐呵呵地在手机上又组建了全市法院的“青年翻译小组”的微信群，共计80人。

“你说，等我们中年了，还会把翻译团队做下去吗？”喻晖问徐玮。

“It’s up to you。”徐玮说。

“我肯定会做下去。”喻晖想了想，“到时只要把‘青年翻译团队’改成‘中青年翻译团队’就行了！”

上海海事法院青年翻译团队文章推介：来源：人民法院报

编辑：鲁婧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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