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关于七月诗社评论（三篇）

 

文论：关于七月诗社评论（外二篇）

关于七月诗社评论（外二篇）

七月诗派是20世纪30、40年代，围绕着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杂志的一批诗人与作家，如绿原，阿垅、曾卓、牛汉等，形成了一个贯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被称为“七月诗社。

七月诗派诞生于战火，就必然带有政治属性。当时，黑暗弥漫中国，有点艺术良心的人必然会怀着被激起的爱国热情去放出一点微弱的光明来给那些还在犹豫徘徊的人们一盏指路行灯，即使他们知道这些明灯散发的光明别人几乎看不到。

古希腊赛勒斯说：“每当人远航归来，必有故事可说。”那么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诗人即使不远航，国内发生的事情也足以让他们兴奋、痛苦、辗转反侧，胜似一千次远航，那化为浩然诗情的冲动必然需要发泄，于是诗歌就成了他们保卫自己内心的武器，唤醒民众的警钟。在我看来，诗歌是属于少数内心精致的人。诗歌的纯洁性和读者稀少性注定诗歌不是一个很好的战时宣传武器，只能在知识分子间传播的局限性注定诗歌只能充当报纸的辅助性工具。七月诗社是一个现实主义诗歌宣传阵地，注重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正是太注重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反而削弱了其艺术性。

众所周知，文学是一种艺术，诗歌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尼采曾经感叹：“如果我不是诗人，我还怎么忍受做人。”诗歌是一种介于神和人之间的语言，它不仅仅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还具有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诗歌固有的一种属性。在廖塞《那穆娜》歌剧中：“我喜爱这诗歌，它从上帝那里走来，世人看见，却不说出……”正是描述诗歌的作为文学语言的特殊性。诗歌把人带入一种神秘、迷人的灵氛，让人感受艺术带来的魅力。七月诗派追求轻灵的诗歌语言还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他们的所作的很多诗都违背这一原则的，由于太过于注重与现实的联系，导致他们所做的诗歌就是赤裸裸的将心肝脾肺掏出来公诸天下，这是难以想象的痛苦。“诗要有内外意才行，外意欲尽其理，内意欲尽其意，方入诗格”！七月诗派将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单方面的夸张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和七月诗派对立的有一个新月诗派，新月诗派是夸大浪漫主义的功能，二者反到成了互补。

在我看来，诗是生命的体现，说诗做到了尽头，不啫说生命做到了尽头，诗歌是感情的喷涌，是将美从心底泼洒。我们活于当代，感受于周围的环境，我们有很多痛苦无法再现实中得到解救，于是我们便想到了超现实，在理想中完成对美的构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快慰，给他人也带去了欢乐。而诗歌就是一种超现实的方式.。诗的艺术与其说是一群疯狂的人的失业，毋宁说是一群天才的事业，因为前者不正常，后者很灵敏。

我们该怎么将诗歌的的最完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在如今这个时代，我们不可能作出像“在黑暗中；在重压下；在侮辱中；苦痛着、呻吟着是我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的诗歌。

因为在物质条件极大满足的条件下，很难有这么强烈的爱国心；正是由于物质条件的极大满足，我们精神开始出现缺失。我的诗歌在注重美学追求的同时，里面应该饱含富有深度的哲理，也就是哲理性的诗歌。这是解决时下无病呻吟的一剂良药。再者，我们的诗歌要有一种灵魂的宁静感，并从中得到永恒的滋养，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朦胧诗派的写作手法。我现在先举两个例子：

卞之琳《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顾城《远与近》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这两首诗作都很简短，但给人思考想象的空间很大，利用空间的相对感，造成读者的错位感，而我们在思考这两首诗的时候却能够感受一种生活哲理酝酿其中，一种清新宁静的感觉在其中不断生成、不断跳跃，不断旋转。我们的诗歌不仅仅要追求其中的韵味，还要更有力度、更有韵味，方能焕发持续的生命力；我们诗歌应该骑上强盗者的后背，凡意欲逃脱的，我们都将其追杀，化为浩然诗情。寻找看不见的语言构筑一个艺术国度，拯救生者的灵魂。我们在写诗时，要站在人生的尽头看人生，这样才能从一个大的角度创作，才能将诗歌的魅力彻底的表现出来，而我们现在写的诗歌在表现力度上是肤浅，无法将一些真正的细腻的感情用上帝的语言娓娓道来。王国维先生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将自己和物体融为一体，表现出来的诗句才最传神，最富有神气。

当我们在能够表现出诗歌的完美形式后，我们的能力将要步入第三层次，一种更高的层次，你不仅仅会将眼光局限于某一个地区，你将关注整个人类的精神面貌，我们会有一种绝对的冲动——用诗的语言构筑小说，来表现人类的精神面貌，给人类的灵魂带来清泉。我认为纪伯伦的诗歌已经达到这个层次，虽然他借助宗教中的“爱智”之神来叙述，但整体是小说形式，有人物对话。比纪伯伦更有力度的诗人当属尼采，尽管他的一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充满暗语和象征，但这并不销毁这部作品在诗歌上的开创性和尊贵性。那一淙淙灵魂之音通过这部作品传达，释放着对人类的思考，对哲学的思考。我将其奉为极其伟大的语言大师。能够达到第三层次的诗人必须首先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对于五花八门的深度研究。诗人不仅仅是一个诗人，还要是一个博学家，这是前提条件，否则你的灵魂就会因为语言的贫乏而枯萎。诗歌理想的最高理想不是史诗，是像《浮士德》那样的伟大诗作。

一个诗派的诞生，必有它的优缺点，我只是通过对七月诗派的批评和赞成来阐述诗歌的终极理想，诗人就像《圣经》里的先知，他能够预知着什么，能够表现出对人类精神的关心，当然，诗是感情的喷涌，首先这个感情需是发自内心，否则你散布的繁星岂能发光。在借助朱光潜先生的一句话，来劝借诗人们博览群书：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出这片漆黑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散布的几点星光，朋友，让我们珍重这几点星光，让我们也努力散布几点星光去照耀和那过去一般漆黑的未来。

好诗自有其美

——从儒道审美中看诗什么是诗？

廖塞说：“它从上帝那里走来，世人看见，却不说出。”美国批评家佩里说：诗是戴着脚镣的舞蹈。”前者道出了诗的神秘性，后者道出了诗的美感性，这种美是一种痛感的美，类似于康德的崇高。

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系统性的美学专著，但是中国审美大都寓于只言片语之中，中国的审美是经验性的，而西方的审美是理性的和逻辑性的。中国有大量的画论，乐论，书论，提出了大量的对于作品鉴赏的方法和理论，但是很少有纯粹的谈及美的概念。

孔子最早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同时也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认为诗歌是人最感性的表达，其直接表承目之所见，食之所味，耳之所闻，它激起的是人最直接的感情。礼是儒家制定的规范人的行为的典章，它本身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也就是过于理性，人应该服从社会伦理，也就是礼所制定的行为规范，但是孔子考虑到礼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于是便将乐看成连接诗和礼的桥梁，意图将感性融入理性，最终综合起来形成“和”的境界——乐。这是孔子所提倡的一种修“仁”的体系，他主张对于音乐应该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就是应该达到一种中庸境界，才能尽善尽美，任何一种走向极端的做法都会使其丧失了尽善尽美的机会。归根结底这种体系是为社会教化而服务，也就是为“礼”而服务。但这同样能够给予我们启发，对于诗歌，在保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外，其自身美感的体现是否能在极端中表现出来？

任何艺术作品归结到根上就是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孔子所提出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君子之风仍然适合诗歌创作。质是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对于诗歌来说，这个"质"便是心，心之所往，情之所向，而后才是“文”，文是形式，形式所创造出的美感固然重要，但是“质”往往比形式更为重要，假若一首诗歌丧失了心灵之美，怎么可能焕发出光彩，就如苏格拉底所说：“只有真正的悲伤才能引起别人悲伤，只有真正的快乐才能引起别人的快乐。”

诗歌的审美其实和其他艺术是相通的，也即是历经三个阶段，一是感性的美，从其外形看到，悦耳悦目，二是知性的美，用理性的角度感受，悦心悦情，三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悦心悦脑悦神，此之为妙悟，和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三个阶段大抵相当，从这点来看，好的诗歌应该是使人达到“乐”的感受，也就是能够直抵心灵的深处，让人幡然顿悟。

在西方美学中，有人认为美在形式，有人认为美在内容，围绕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广泛的争论，这个问题也就是歌德在《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中谈到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特殊中显一般的问题，由于歌德一直注重实践的观点，和席勒出现明显分歧，他表示我们应该从显示特征的开始，以便达到美，也就是在特殊中显一般。一首反应现实的诗歌被人称做批判主义也好，新批判主义也罢，我只是想说这确实是一个典型事例，也就是歌德口中所说的在特殊中显一般，首先诗人的心是真诚的，想表露或者讽刺现实的社会，那么文本成了所探讨的问题，文本的“质”也便是“心”便是主动的，也是介入的，心之所向，情便随之而往，接下来便是形式的问题，在批判者眼里形式也是十分重要，因为好的叙述形式能够将这种批判力度表现出来，孔子在提出“文质彬彬”时，并没有强调“文”和“质”哪个更重要，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文是为质所服务的。不是我们写不出好的诗歌，而是我们如何把握一种从特殊中显一般的力量，这才是重点。席勒认为讽刺的诗均是诗人凭理想对现实的批判，分惩罚的诗和嘲笑的诗。好的批判性诗歌一是嘲笑整个现实的荒谬，二是通过诗的力量惩罚发生荒谬事情的社会。

我们在体会诗歌时，不免要进行联想，也就是经历审美的的三个阶段，最终达到顿悟直抵心灵，也就是品尝孔子所说的“乐”的感受，因为诗歌内容牵涉到“诗”“礼”两个方面了，也就是感性和理性同时参与了审美。

对于道家来说，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也就是天地之道。他认为美在自然，也就是自然而然，其中一个要素就是真，曰：“真者，精诚之致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其在审美过程中有两条理论广为所知，就是心斋和坐忘，也就是排除一切杂念，虚空一切，和老子的涤除玄鉴类似，就是要超越一切功利，和康德的审美观念也是一样的，康德认为美感起于对形式的观照而不起于欲念的满足。

写诗时并不能刻意的去考虑功利的事情，只是恰如其分的将所见到的东西通过一种特殊的写作表示出来才能表现诗的质心。道家讲究是“文以载道”，这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审美系统，包括书画，书法等。这个“道”是道家最核心的词汇，它可有可无，说它有是针对于它包含一切，说它无是因为宇宙来源于无，这个“有无说”又衍生出中国的“虚实相生说”等等。在诗人写作的时候，它本就没有功利可说，写出后，诗中的事实又都来源于现实，只是把典型事件给具象化了，通过形式将内容显现出来了，这个内容便是社会不良现象的核心的东西，一种人性的不良被表现出来了，又由于“道”无所不包，所以它显然又是将“道”的某种反面给表现出来了。所以从道家来看，好诗有真心，又是非功利的，它表现社会，同时又表现自身，这是境界，当然批判性诗歌的境界是达不到中国传统美学所达到的境界，对于道家来说境界是天人合一，也就是庄周化蝶的境界了。

而庄周梦蝶的游于心，逍遥物在王国维这里发展为境界说，如《人间词话》中：“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物我两忘，心游于万仞之间，情发于魂魄之内。

孔子曾曰：“诗可以群，可以怨。”这个“怨”字后来发展成“美刺”，也就是《毛诗序》中所说的“风”，其主张应该选择委婉的方式向当政者提出劝谏，这个劝谏包含很多，从侧面来看也包含了“民意”，因此诗歌也应该是反应民意的，不仅仅要发挥政治教化功能，还要反应一种真正的存在。

越是负面情绪越能出现好的作品，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理论“同情说。”人们通过看悲剧可以将心灵的负重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发泄出去，达到净化心灵的作用，这也是悲剧之所有具有的震慑心灵的原因之一，而负面情绪的结晶大都是悲剧。中国历来注重大团圆结局，中国没有多少悲剧，即使是《窦娥冤》的结尾也是结结实实的“好人好报”，《白毛女》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生活中的悲剧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才是典型的，才是来源于真正的生活和人。司马迁的发愤而著书，最后到韩愈的“不平则鸣”。由此观之，我们从生活的苦难和社会的现实中抽取典型化的诗的因素，而通过艺术加工成作品，这些作品能够让我们达到一种精于心，游于艺，梦于逍遥的境界，结合儒家和道家的精神，我们以说，儒家教我们关注当下，而道家让我们超于当下，其实二者都是教我们“存在”于当下，只是以不同的方式罢了。假如从西方的二元理论来看，似乎儒家和道家将这个世界割裂为二了，其实不然，就如海德格尔所坚持的一样，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活在当下的世界，儒家和道家只是认识世界的两个方法论，两者结合，便能认识到我们的“存在”。而如今我们不是在谈论存在主义，因为我们在谈论存在主义的时候恰恰也证明了我们的“存在”。

从儒家审美来看诗便是文质并重，从道家的审美来看诗便是心灵澄清，超乎物外，直取诗歌的本质。诗歌表现的便是我们的“存在”，包括与我们相关的一切之一切。

我认为诗人都是多面性的，不能因为一首诗就把诗人归为哪一派，也不能因为诗人写一首好诗就是个好诗人，要看他身上所具有的诗的责任，不管在文本，还是内容，还是在社会责任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个诗人的作为和表现，从而判定他是否是个好的诗人。

诗歌方面的浅薄的看法

在《理想国》第四卷中“一个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部分；另一个是人们用以感受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的部分或欲望部分，亦即种种满足和快乐的伙伴。”

我们是用理性的脑袋去探求世界的秘密？还是以经验来认识事物？以此用理性的语言印证经验，还是以无理性的感情去充斥诗歌？

诗歌的创作来源于对过去记忆、感情和灵感推及到当下的意识，在创作诗歌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灵感的突然闪现，而是当下的灵感激发了过去一连串灵感，所有的这些灵感化为热情，然后将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创作出的一种感情符号。简言之：就是诗歌创作是对过去的回忆。因为我们在写诗歌的时候是通过回忆来叙述刚刚发生的事情。

在诗歌创作的时候，诗人一方面会想到宇宙、世界的无限性，用这些因素作为意象或者语言来表现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诗人为自己的有限性而感到悲哀，诗人试图凿破这种桎梏来表现艺术的无限性。

“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所谓感性世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世界，柏拉图认为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世界，因为它是流动的、变幻无常的世界。所谓理念世界是我们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的各种概念所组成的世界，他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因为一切变动不居的事物都是理念的摹本。柏拉图的世界是建立在理念世界上的理性世界，海德格尔反对这样的理性世界，认为现实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因此，我们对于存在的理解必须是以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的人为基础来理解的。”（《华兹华斯化身诗学研究》）。在我看来，诗歌应该以现实世界的人为基础，建立于人的感情之上，然后从新建造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将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抽象成各种概念，由这些概念组成的世界就是理念世界，也是诗意世界。也就是存在两个世界，诗人是沟通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的桥梁，诗歌组成了理念世界。

在经验和感觉之间的东西，我称之为直觉。单纯的经验和直觉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由于习以为常的重复而变的如此草率和愚钝，以至于对于事物的认识常常是走马观花。诗人用直觉来创作诗歌。每个人都有灵魂，华兹华斯称自然是有灵魂的，而诗人用自己的灵魂来验证自然的灵魂。认为人们的灵魂只是自然灵魂的载体，我们最终应回归于自然的灵魂。诗人用想象来叙述诗歌，从过去的感情累积到现在的意识，然后喷薄而出。“想象使变幻无常的世界变为内在的瞬间，但内在的瞬间又表现出外在世界发展的持续不断的外在形式，而且内在存在瞬间的发展也离不开意识主体对外在世界的感觉。”而这个“内在瞬间”，我把它称之为诗人的所见所闻所转化为的灵魂语言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因为内在的精神可以穿越任何隔绝的地方。

诗人应该关注什么？在《马斯洛人本哲学》中，存在着一个问题？怎样在别无选择的匮乏性世界生活？也就是说，生活中充满了虚假、恐惧、无知、痛苦、病态、丑恶，在这样一个匮乏性世界里，怎样才能不忘记包含着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性领域和存在性价值？诗歌应该关注这些存在性领域。作为一个积极的诗人，来引导自己和解救自己。

“人是天生的猜谜者，他的惊奇的目光所至，无处不是迷，而他置身于其中的宇宙就是一个永恒之谜，可是，到头来，最大的谜还是自己。人的心灵神游乎四海之外，最后又回到自身。对世间这奇妙的现象凝神思索。”

这个世界是个永恒的轮回，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上升到本体论了，但自然的种种事情却有相当一部分的印证了这个命题。人在探究着世界，最后最终回归到探究自己，也就是说人本身就是世界。在我看来，研究世界也就是研究人类，诗人应该就是个天生的、敏感的、勇敢的猜谜者，去寻找积极性的存在性价值，这些存在性价值应该建立在人类的感情基础上。

在确立了价值方向之后，那么我们应该围绕这个价值取向进行诗歌创作。在我看来，诗歌分三种：一种是在读者进行用眼睛观看，也就是说默读的时候，心中就会跟着作者的语言时而快乐，时而痛苦，时而激情澎湃，时而黯然神伤。也就是说，你在看的过程中，心中会经历很多感情的波澜。比如革命诗歌。这种诗歌很容易激起读者强烈的感情。

第二种就是读者必须诵读，也就是说，你从字面上来看，这首诗歌索然无味，既不会因为华丽的语言和想象让你血脉喷张，也不会因为朴素的诗风让你感到心灵共鸣。但当你用感情朗诵的时候，并且一遍遍的朗诵的时候，当你找到一种最佳朗诵的方式的时候，这样的诗歌会焕发出奇异、令人难以想象的艺术魅力。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心灵快乐。比如说台湾诗人纪弦的《你的名字》。

第三种就是介于二者之间，在两个极限间停留的诗歌。它既能朗诵，也能自己用眼睛观看。但是这些诗歌的朗诵效果比不上第二种，对于感情的表现及不上第一种，很多诗歌属于第三种。所以在第三种诗歌创作空间内，仍有更多的理论，并且可以分为很多派别。

诗歌创作之前，一定坚持自己的看法，保持独立性。这一点十分重要。“绝大多数人，不管他们对他们的“个人主义”一向如何想，如何说，一生的所作所为都丝毫未尝为他们的自我，而只是为那在他们周围人们的头脑中形成并传达给他们自我的幻象——其结果是，他们全都生活在无个性、半个性的舆论和任意、的评价的迷雾之中，一头脑埋在另一头脑里，这另一头脑又活在第三个头脑里，一个古怪的幻象世界，它还赋予了自己如此清醒的外貌，这迷雾几乎独立于它所笼罩的人而生长和生存。关于“人”的一般看法在它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所有这些不自知的人们都信仰没有血肉抽象的“人”亦即信仰一种虚构的东西。”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说了“做你自己”，但我所见到的人都不是自己，他们活在评价之中，并为评价而生活，并且还认为自己活在真实之中，他们所在的生活是一种虚假的延续，这种虚假在他们脑海里比金钱还要真实。

在创作诗歌时，坚持以自己的特色写出自己的诗歌。这样才能有持续的、涌动的诗情，才能像天上独特的星星，放射出独特的光芒。

在创作诗歌的时候希望诗人拥有平常人所未有的敏感和细腻，并且有独特的视角和宽润的心灵。在纪伯伦《沙与沫》中：“他们醒时对我说：“你和你生活的那个世界，不过是无际大海边上无尽沙滩中的一粒沙子，我在梦中对他们说：“我就是无垠的海，大千世界只不过是我岸边的几粒沙子。”这句话告诉我们在诗人的心中，必须有一个哲理性的小宇宙，这个小宇宙包涵着你的敏感性和对事物不同的看法。

在创作诗歌时，非常强调人的侧面敏感性，这需要长期的培养和一定的天分，恰符合康德的天才论。在创作中，一定要总结自己的经验和艺术手法，形成自己的一套天才理论。

诗人的价值所在就在于他用独特、珍珠般的语言建立了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是作为文学的一种的价值，更是作者自我的价值，以及作者本人的思考映射到空间、时间和人类情感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