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乡土重建与学术进路

壹道曙光《壹道曙光》是北京大学王曙光教授与朋友们分享思想与感悟的平台。老子曰：＂道生一＂；孔子曰：＂吾道一...

一、问题意识、田野体验与学术自信

在暑期或者周末，带着一帮学生，深入乡村进行田野调查，几乎成为这几年我的学术生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研究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域，其魅力也许更多地来自于接触土地与人民的亲近感与真实感、一种经验与理论相互交融观照的学术快感。

在《草根金融》一书的序言《作最本土的草根学问》中，我曾经强调了田野调查在乡村研究乃至于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我说：一个作乡村研究的人，是不能仅仅蜗居研究室构造模型的，他们的位置，应该在乡村的田野里。对于那些“用脚作学问”的人，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

但是这仅仅是乡村研究的方法论的一部分。接触真实的土地，获得丰富而多元的田野体验，从而在学术研究中更多了一份学术直觉与敏感性，这还不能说是完成了乡村研究。

有同学在跟随我做农户调查之后，谈到几点感受：第一个感受是，我们的语言系统和思维系统跟农民差别太大了，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也摸不清他们的话语逻辑，访谈了半天，如同火星人见到了地球人，两个人交谈，总感觉如在云里雾里一般！

第二个感受是，在与老农谈了半天之后，发现我们课堂所学的东西，在这里简直毫无用处！那些模型，那些理论，突然显得很苍白，很无力，好像与乡村的真实生活根本不搭界！

第三个感受是，要回来写调研报告、考察随笔或者学术论文了，发现自己在笔记本上记录的东西杂乱无章，理不出一个头绪，难以从这些芜杂的现实素材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理论出来。材料一大堆，而且都是第一手的数据和材料，可是如何进行理论升华，却令人挠头！

这些疑惑和苦恼，在初次进行田野调查的研究者而言，都是非常常见的感受。这其实涉及到乡村研究中田野调查与理论梳理的一些核心的方法论问题。

关于第一个感受，我的体会是，我们一定要熟悉农村里生活的人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要抛弃我们在课堂上或者学术论文中的话语习惯和思维习惯，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回到真实的土地上来。用一种书呆子式的、文绉绉的方法、夹杂着生僻的学术名词、用很蹩脚的书面语言跟农民交谈，是大部分初习田野调查的大学生们普遍的毛病。

在《爱情呼叫转移》这部戏中，葛优扮演的农村青年以这样的口吻问一个老农：“大爷，您家今年的GDP是多少？”老大爷满脸困惑：“什么……P？”让人忍俊不禁。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并不少见，绝对不能仅仅当笑话来看。最好的田野调查，是调查者完全融入到乡村生活的真实场景中，把自己当作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农民的一部分，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发问，以他们认同的方式行事。这是一种最高明的调查，可以称为“参与式访谈”。只有使调查者自己成为乡村的一部分，我们才能不以一种“鸟瞰式的视角”（a bird’s eyeview）而是以一种“蚯蚓式的视角”（a worm’s eyeview）来看待乡村和农民，才可以获得最真实的学术感受。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于我们获得真实的信息是一种最大的妨碍。所以，我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到了乡村，你首先要抛弃你的优越感，抛弃自己是外来人的旁观感。

关于第二个感受，涉及到理论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问题。如果你发现现成的理论与乡村的真实境况存在着矛盾、隔阂与疏离，这实际上是一件幸运的事。这就表明，这正是我们对现有的理论进行反思式梳理的开端，同时也须是新的理论创新的开端。很多伟大的理论就是在反省现实与既有理论之间的巨大反差与鸿沟中诞生的。所以，在真实的乡村场景中，不断地映照和反思既有的理论架构，不断地以一种质疑的眼光来审视主流的理论模式，是一个乡村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学术姿态。唯有如此，他才有可能获得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乡村与农民的现实逻辑与理论相悖，不要怀疑现实逻辑错了，因为现实总是有一套自洽的逻辑，而是应该反省既有的理论（包括前提假设、预设条件、推论进路以及具体时空环境）。

关于第三个感受，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炼和学术创造。这是一个核心的命题，关乎田野调查的最终成果。田野调查获得的素材必然是零碎的、开放性的，它从真实的乡村生活中获得，未经理论的耙梳，好像一块待琢的璞玉。要把田野调查获得散乱材料进行一番理论的梳理，要具备三个条件：

首先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当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调查对象的一种敏感性，调研者并不是带着空洞的头脑来进行田野考察，而是带着一种敏锐的问题意识进行田野考察（当然并不是带着理论的成见来进行考察）；在考察中，调研者也并不仅仅被动地接受芜杂的素材，而是围绕自己内心的疑问与困惑、围绕自己敏感察觉到的问题展开田野调查。没有问题意识，在考察中提炼不出有价值的理论命题，我们的田野调查就是失败的，就是一堆没有用的素材，没有雕琢的璞玉就是石头而已。问题意识浓厚的调研者，会处处发现调研的乐趣，调研的结果无论与现有理论是相悖还是相合，都可以引起他的理论思考，或触类旁通地对既有的理论有崭新的认识与理解，或者根据自己的困惑提出新的理论假说。

其次要求研究者还要有一种批判精神。在《论学者、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一文（收于《草根金融》一书）中，我曾经说：

“批判意识是学术创造的前提。大学是创造新的思想与新的知识的殿堂，然而知识创造的前提是知识者有着足够活跃的带有批判性的心灵，这颗心灵能够对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想作出理性的判断，它批判性地吸收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科学成就，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以质疑与诘问的眼光看待一切教条与成说。”

对于乡村研究者而言，尤其要对国外的主流经济学与社会学成果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反省、辨别、汲取、批判。具备了批判精神，就可能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对照、梳理、甄别、剔抉，并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框架。

最后还要求研究者具备一种学术自信心。乡村研究与田野调查，不是为已有的理论作注脚，不管这个理论是来自于国外还是来自于国内的经典或者权威。尤其应注意的是，乡村研究和田野调查不能硬套现存的理论模式，要树立研究者的主体心态，不论什么理论，总要拿到实践中来检验。国内学者所亟待树立的，正是这种学术主体性和学术自信心。贺雪峰先生在其著作中也多次谈到建立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避免中国农村研究落入“被要求到西方社会科学中找空格填空”的命运。

以上讲的，实际是农村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其中涉及到田野调查与理论创新的一般框架。我们平时总是讲“体悟”，我体会，所谓“体悟”，实际上是厚重的真实的“体验”之后所诞生的学术升华与理论“顿悟”。没有体验，何来顿悟？没有顿悟，体验有何意义？

二、乡土重建与内生秩序：七十年的变迁

2007年，是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发表七十周年。七十年，似乎弹指一挥。七十年前，日寇的铁蹄开始踏上中国，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处此乱世，一些有识之士致力于乡村建设，希望能够从改变乡村入手振兴整个民族与国家。在这些乡村建设倡导者中，梁漱溟先生不能不说是很特别的一个，也是对当世和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

梁漱溟先生原本是一个酷爱对人生问题求根问底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因探求人生问题而研究印度哲学，研究佛学，进而研究东西方的文化差异；由人生问题扩而大之，则以同样的理路探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文中，他描述了自己对于乡村建设的步骤的看法：

“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具体的做法，我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的各种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是相因而至的。随着经济上合作组织的建立，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他们参与过问国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增强了。……总之，乡村工作搞好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载梁漱溟《忆往谈旧录》，2006年金城出版社出版）

梁漱溟先生本着这样的想法，先后在河南和山东实践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尤以在山东邹平开展时间为最长。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邹平作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验区，该县全部事情由研究院定夺，县长亦由研究院提名而由省政府照提名任命。在邹平，梁漱溟先生及其同事改革政府格局，举办卫生设施，推进农业生产技术，倡导合作组织和农业金融组织，并在文化传播方面多有建树，培育了诸多乡村建设人才。其时全国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创办平民教育促进会，俞庆棠女士创办江苏民众教育院推动农民教育俄乡村改造，黄炎培先生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将职业教育拓展至农村，这些乡村建设的前辈还在邹平、定县和无锡先后举办过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使其社会影响扩展至全国。1937年七七事变后，梁漱溟先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宣告结束。

在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思想中，实际上将技术进步、金融流通和合作组织三个合为一体，可以称为“农业技术——农村金融——农民合作的三位一体模式”。最早在1929年的《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梁漱溟先生就说：

“窃尝计之，使吾能一面萃力于农业改良试验，以新式农业介绍于农民；一面训练人才提倡合作；一面设为农民银行，吸收都市资金二转输于农村，则三者连环为用。……苟所介绍于农民者其效不虚，则新式农业必由是促进，合作组织必由是而促进，银行之吸收而转输必畅遂成功；一转移之间，全局皆活，而农业社会化于焉可望。”（《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三三七页）

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先生又将这个“三位一体”理论进一步发挥和深化。在农业技术进步、农村金融流通、农民合作组织这三者之间，乃是互相促进的关系：首先，“农业技术的进步决不能单在技术本身着想，也非单靠农业推广机关所能推进，因为零散的农民小块的土地，断无法采用什么进步技术的，只有组织合作社来经营庶乎其可以”。其次，“农民纵然合作了，还未必就有资本从事于改良，非金融上很活便，供给他生产资本，不容易促使他的前进，所以农业金融系统的建立，实于农业有死活的必要”。最后，“合作又是以技术进步和金融流通为他的条件，再就金融一事来说，生产不发达，农民零散五组织，他又怎得流通呢，因此金融又是以合作组织技术进步二者为他的条件了”。因此，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先生复将其思想画成一个简单的图如下，来表示三者之间环环相扣互为条件之关系：



在七十年前，梁漱溟先生能有如此清晰而系统的乡村建设思想，实在是令人敬佩。我们今天所讲的新农村建设，其基本套路也不过如此。但是梁漱溟先生的思想还不止此。他毕竟是一个文化学者，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故格外关注文化问题。他认为，对中国民族复兴和乡村建设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西方文化之植入与中国固有文化之丧失。所以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他花了约有一半的篇幅来反思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之异同，探讨文化失调和文化断裂给中国乡村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在他看来，以上“三位一体”的乡村建设之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良好村治与乡治秩序，从而达到乡村自治；而乡村自治的最终目的，乃在于彻底改造乡村，建立一种人类新文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他讲到“发愿”的问题：

“我们组织乡村时一上来就要提振志气，要来发愿。发什么愿？就是：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化，创造理想的社会，建立新组织。……我们要来发愿改造我们的乡村，更大而改造我们的社会，创造人类新文化。这也就是非说大话不可，非有大的勇气不可；没有大的勇气，完全不行！”（第一六六页）

梁先生的抱负大不大？愿力大不大？他的抱负与愿力皆大得很，这些话，而今读之，都令人振奋。自然，梁漱溟先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思想家和行动者，然而他对于中国乡村建设目标的设想以及关于构建新型乡村文化的设想，对我们眼下的新农村建设，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七十年过去了，我国农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治理结构和文化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乡村经历了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其基层治理机制已经与传统乡村彻底决裂；而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又推行了影响深远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农村的微观经济主体再一次遭遇重构。同时，市场经济对乡村的渗透比任何力量都要深刻地影响了乡村的内部关系、农民的行动模式以及乡村治理的文化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农业产业化的竞争压力下，小农经济和原子化的村庄结构难以应对外来的挑战。以合作化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进而提升农业生产的规模收益和边际报酬，并抵御由全球竞争带来的市场风险和疫病灾害带来的自然风险，成为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道路。

乡土重建的核心在于乡村微观主体的重新构建，包括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乡村自治机制的建立、农村金融机制的重塑。然而，所有这些微观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一个新型的乡村文化的塑造。只有构造新型的乡村文化，才能使所有这些微观机制成为内生的秩序，而不是外生的强加的秩序。外来的强加的秩序，从来就不能持久发挥作用。只有从乡村中内生出一套新的文化和秩序出来，才能使上述的微观机制有一个稳固的根基。

三、反省与转型：我们也要有一个大愿力

2008年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极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份，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在反省三十年改革的经验教训。同时，2008年所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也似乎提醒我们，我国的经济改革正面临着重大的转型。所以，2008年是反思年，也是转型年。

当下的乡村研究，正需要审慎而深刻的反思，需要切实而有力的行动。本文集主要收录我自2007年以来的有关农村金融与农民合作社的论文与随笔，大多体裁短小，文风浅白。农村金融改革近年来突飞猛进，可圈可点之处甚多，笔者在《农村金融与新农村建设》（2006）、《农村金融学》（2007）、《草根金融》（2008）等著作之后，对农村金融改革路径与农村金融文化构建又陆续有所阐发，这些文章均见于本文集上卷。

两年以来，我更多地关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除了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咨询之外，还参与或主持了若干重要学术会议，并进行了京郊与安徽凤阳等地的农民合作社田野调查。在本文集的下卷，就包含了在凤阳调研之后写的六篇札记以及若干篇京郊农民合作社考察报告，而在《制度激励与人的自由选择》、《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异化与可行能力》等文章中，我试图以我的田野调查结论为基础，对农民合作社和农村改革作一个总体的省思与梳理。

2008年5月18日晚，我与一批富有激情的年轻朋友在未名湖畔商讨恢复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学会（YES-PKU）的事情。我在会上讲了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学会1999年创办的经过，也谈了我对于北大求学的看法。那天晚上，我讲了一个北大学生须具备的“六有”，即有格局、有愿力、有境界、有隐忍、有舍弃、有担当，与这些朋友们共勉。

今晚写这篇序言，想起了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说到的“发愿”的话。我们今天也要发一个大愿力。在中国农村发展与反贫困的关键时刻，每一个学子和学者都要发一个大愿力，来回应梁漱溟先生七十年前提出的乡村建设命题。最后，抄2007年初写成的《七古怀梁漱溟先生并纪念〈乡村建设理论〉发表七十周年》，作为本序的结尾：本文由“135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此文为王曙光教授2009年著作《乡土重建》之自序（中国发展出版社）。《壹道曙光》是北京大学王曙光教授与朋友们分享思想与感悟的平台。老子曰：＂道生一＂；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静观万物，从容论道；坐言起行，志在践道；惟精惟一，心契大道。欢迎扫描或长按二维码关注微信平台，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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