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你三天课堂，你会和孩子们交流什么？

《同一堂课》的语文教育尝试...



▲张大春带着济南制锦市街小学的孩子们到大明湖采风。他希望他们能够作出几句诗，并赠给他们班规“特立合群”。（卢佳/图）

全文共6922字，阅读大约需要13分钟。

• 编者按:《同一堂课》是一档原创文化公益类节目，由南瓜视业、灿星制作和南方周末共同研发。在三天时间里，每个受邀的知名学者或艺人，化身为临时“代课老师”，在两岸三地不同特质的小学，为学生们上数节语文课，以探索语文教育的可能性。该节目即将登陆浙江卫视。
• 一个人的聪明和天分当然存在，但聪明和天分需要温度、湿度和土壤。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个人的天赋才能像种子一样慢慢发芽，长成一棵幼苗，到参天大树。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作家刘震云来参加《同一堂课》，是担心中国教育，尤其担心小学生，“老师在讲，他们背着手听”。

王珮瑜讲课文《空城计》，用京剧里的“湖广音、中州韵”把孩子们镇住了。濮存昕去了国家级贫困县，要给从没看过戏的孩子带去戏剧教育。三天排练下来，孩子们终于记住了拗口的台词，表演的种子也发了芽。

张大春则回到家乡济南，讲“有些字年纪比较大，有些字很年轻”，以及“李白眼神不太好”，引导二年级学生写出了人生第一首古体诗；同样讲李白，孟非去台湾排湾族小学，通过诗歌讲述李白的旅行路线图。

徐帆念念不忘《背影》，她从不好意思对父母说“我爱你”，却每天都对女儿说这句话；杨祐宁讲《曹冲称象》，用现场浮力试验发现了三国神童的漏洞……“代课老师”们再次验证，语文课从来不应该是枯燥的背书、抄写。

《同一堂课》的宗旨，是把不同的教育方式带到课堂。“没有人会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濮存昕、刘震云在讲，于丹也在讲。人生是一场中长跑，是持续一生的马拉松；人生要学的所有东西，其实都在小学课本里教过了。

假如给你三天课堂，你会和孩子们交流些什么？11位“代课老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此为上篇。❋学校：云南坝美小学三年级

❋课文：罗贯中，《三国演义》节选《草船借箭》

我要给云南坝美三年级的孩子们排一场《草船借箭》，这是他们第一次。就像吃饭肯定会有营养一样，排戏肯定也会有收获。这个村子就是桃花源，得坐船进溶洞，穿过溶洞以后上岸，再坐马车，才能到坝美。

我第一次登台表演，年纪和他们差不多。小学四年级，正好赶到年底，老师让我扮圣诞老人。我穿上老师的红呢子大衣，用棉花粘成眉毛胡子，用纸糊个红帽子，就扮上了，“振振有词”地，给同学们发橡皮、发铅笔、发小本。又被邀到别的班表演。

排戏肯定要有个开场，几十个参加演出的孩子站在学校的操场上，念“滚滚长江东逝水”。课桌一摆，十几个孩子围着扔箭，这边孩子拿起草棍，上面全都扎满了箭。台词就用课本上的内容，大概演下来十五分钟。

人能够通过戏剧开发起一种生命状态。小孩们背上台词，他演曹操，同学都会瞪着眼睛看他：平常和自己打架、和自己玩耍的小同学，他怎么就这样了？在这个过程中，他要进入表演的规则，应该有个意识：我就是这个角色，不是平常玩耍的自己。他必须以己度人，以人度己。

周瑜愤愤不平：“既生瑜，何生亮！”诸葛亮含而不露，智慧不露在外面，胸有成竹，城府很深。孩子们要去体会。通过排戏，孩子们感了兴趣，说不定会去买、去借《三国演义》。因此去看书，这不是挺好的事？

集体合作完成这个戏的演绎，还要合作、要配合。我说完了该你说，你说完了他才说。你演主角，他演配角，都得一起合作才能完成。它实际也有德育，戏剧悟道，艺术修身。

戏剧里这么多故事，这么多人物的命运，可以打开他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一个有情趣的人，应该有些文学和艺术的爱好。等七老八十的时候回想起，我曾经在坝美村演过戏，有照片为证，自己很得意。咱就是为了这个得意去的。❋学校：浙江富阳大源镇中心小学民乐校区五年级

❋课文：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这次我要回到母校讲课，我和这个村庄的感情是天然的。我经历的，我相信现在的孩子也照样经历过，因为童年总是大同小异的。很多事情会重合，只是他们现在吃得更好，穿得更好。

我重温《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觉得那就是我的童年生活。鲁迅先生写植物也好，昆虫也好，蟋蟀、覆盆子、鬼故事，全是我经历过的。绍兴和我的家乡富阳一山之隔。我生长的整个乡村就是我的百草园。

我想告诉孩子们，一个人其实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你生活的故乡，这片土地就是你的故乡，童年也是一个人的故乡。你成人后所有的情感，其实都走不出童年。故乡，既是地理的故乡又是内心的故乡。这就是我想真正告诉他们的：你眼前生活的这片土地、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这种重要并不沉重。像昆德拉的小说说的那样，轻是可以承担重量的。

童趣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保留童趣，甚至保留那种野生状态很重要。童年、故乡对人生何等重要。童年和家乡这两个故乡，你如果处理得好，就是你的一对翅膀，会带你飞得更高。

没有一个孩子愿意永远待在村庄，这是我坚信不疑的。你怎么样出发呢？出发以后，怎样走得更远呢？那就要处理好这两个故乡。把它们像宝贝一样呵护好，你的翅膀才能展出来。

我并没有说童年必须快乐。快乐和不快乐，有时候作为一个孩子，你是掌握不了的。我不是让他去掌握自己的童年，而是让他重视自己的童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童年吃苦的孩子其实是更容易成熟的，但我相信，没有哪个孩子愿意用不幸福来换取成熟。

辛酸的童年是艺术家、作家最好的经历。我的童年其实是非常辛酸的。我经常跟人家说，我宁愿要一个快乐的童年，也不愿意有所谓的写作才华，这完全得不偿失。如果你童年不快乐，内心过早地被扭曲，以一种痛苦的方式打开，在这个伤口上长出一朵花，这花让你功成名就，让你赢得掌声，那我宁愿当一棵小草，也不愿意当一朵伤口上很鲜丽的花。

如果真的有“如果”，我肯定在童年的时候读更多的书。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童年和少年的时候读个上千本书。人在懵懵懂懂的时候读一些书，效果特别好，书对你来说是一个神秘的世界。

童年真的是一块海绵，你见什么就吸什么。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书读得越多，内心会打得越开。他的内心会彻底变亮，这种亮、这种火焰是会一辈子陪伴你的。那你活得多透明啊！



▲在黄公望故居，麦家给孩子们讲解《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描绘的绍兴与他的家乡富阳一山之隔，他把自己生长的整个乡村视为他的百草园。（卢佳/图）❋学校：济南制锦市街小学二年级

❋课文：李白《夜宿山寺》等

母亲九十多岁过世，我没听她讲过普通话，她带着一口济南话去的台湾。有次我弹吉他，我说“吉他”，她说“pipa”，那还是山东话，而且是“琵琶”。

我还没准备好做爷爷，但看起来，我跟二年级的孩子应该是两代的差异了。所以我恐怕更想要透过回到故乡济南这样一个旅程，真实地面对自己年纪比较大了这件事情。父亲离家的时候只有三十多岁，现在我回到济南，父亲已经不在了，我都60岁了。时空这种差异，让我有很多期待。

我的两个孩子，现在一个念大学，一个念高中。他们还念幼稚园的时候，我就想尽办法在平时谈话中教他们认知。但是真叫我易子而教，脑子里首先回想起的，是我的孩子嫌我啰嗦。这很麻烦，也很难。他们念小学的时候，我去过班上，做非常短的类似演讲的示范。我也教过他们一个班的孩子写毛笔字。

过去人家说，大学以后才能接受文字学教育，我认为是不对的。在我这个课堂上，我想透过拿笔画大字的方式，画出甲骨文、小篆来、画出钟鼎文也就是金文来。那不仅仅意味着他们掌握了字的结构，还能有一些美学上的考究。

我不教一般的楷书，我就教甲骨文。先教羊跟牛，这是第一天的。第二天再教特字右边那个“寺”。寺，是一种特殊的牺牲，牺牲就是供品。“寺”后来才变成宗教的寺庙，原先就是举行礼仪、行礼节的地方。牛再加上寺，就是“特”，“特”是一种专门放在礼仪之中，特别挑选出来、宰杀了以后的小公牛。

从这个“特”字，我想送他们一个班规，就是“特立合群”。八岁左右，也是建立“群性”的开始。

人一方面要有独特的个性，一方面要能与他人融通交流。这两件事可能是矛盾的，你从众就没有个性，是一定的。但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有时候需要特立，有时候需要合群，要看是哪些事情。这两件事，也是我要放入语文课中的一个教学实验。❋学校：福建初溪小学五年级

❋课文：鲁迅《社戏》等

我是一个农村孩子，知道上学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一个人的聪明和天分当然存在，但聪明和天分需要温度、湿度和土壤。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个人的天赋才能像种子一样慢慢发芽，长成一棵幼苗，到参天大树。这个过程相当艰难，但它有个基础：你的知识储备量到底多大。上学对此当然非常重要。

我担心，中国的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总是老师在讲，他们背着手听。

讲和听之间，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老师知识确实掌握得比较宽泛，教学方式也很好，能够给孩子们讲清楚，课文里面的东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还能提出很多学生不知道的方法论；但如果这个老师水平不是特别高，把学生教歪了，但他还一直讲，学生一直听，这会产生一些问题。

更大的，我觉得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如果一个屋子里总是一个人在讲，其他人都在听，不能发表不同的意见，将来等他们长大之后，自然而然会形成这样一种生活气氛。这可能就特别麻烦。

我讲，学生也可以讲，课堂是一个讨论的地方，是一个发表不同意见的地方，而不只允许一件事情产生一种观点，一种思维。如果一个班的学生能够不断给老师提意见，包括纠正你的谬误，那这些学生成长起来，就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人是从不同的意见里产生主见的；而不是从相同的意见里，从别人强加给他的观点里产生主见。独立自主的主见，对学生非常非常重要。

全世界各民族的孩子天性都差不多，对于发现、表达自己的观点，都是有信心的，而且也都想用这个观点来影响别人。

一个社会，包括教育制度，老师讲课的方式，都决定着把孩子塑造成什么样的人。16个孩子如果都背着手，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那这16个人就变成了一个人。他可能会成为好学生，可能考上大学，但他未必会创造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要有创见，首先对知识，对别人的见解，都要有自己不同的认识。

我跟他们讲鲁迅先生的《社戏》，“社戏”他们没有接触过。这里有特别重要的一点：你在这村里有吃的、玩的、看的，但是那里的吃的、玩的、看的，和你这个村不一样，很陌生。就等于世界上存在两本书，一本书是我们的课本，还有一本书是我们的生活。课本这本书从生活中来，生活这本书在课本里。

我也给他们讲加缪的《第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师，加缪就写他的老师贝尔纳。加缪不能考中学的时候，贝尔纳去做他外祖母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教给孩子学习方法。学习方法有时候是一个思维方法，思维方法就是孩子上考场前，跟他们说，题目一定要多看一看再做，时间是够的。

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哲学问题。做一件事情，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把这个事情的类型、性质弄得特别清楚，你才能事半功倍。百分之八九十不能把事情一次性做好，原因就是做事情之前没有任何准备。未雨绸缪都甭说，下雨了，下到身上，他也不知道带伞。

我们有一句话，当然特别扯淡：人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人没有起跑线，如果有的话，也是贝尔纳先生说的这条线：把事情多准备准备。

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告诉他一个想法，就像贝尔纳先生告诉加缪的那些想法一样，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老问我，世界上存在不存在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我说

肯定存在，一句有见识的话就是。



▲刘震云与福建初溪小学的校长、老师聊天。他担心，“中国的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总是老师在讲，他们背着手听”。（卢佳/图）❋学校：台湾泰武小学六年级

❋课文：李白《峨眉山月歌》《登金陵凤凰台》等

我没有正经八百地以老师面目出现在课堂过。大学我经常去，但那叫讲座，是和成年人交流。

我之前做过一个节目，叫《了不起的孩子》。节目中最小的孩子18个月，基本上就是像小动物一样看着你。我问20个问题，他一个字也不答我。最大的十二三岁，比较集中的，是3到8岁。所以在跟孩子的沟通上，我既有一些心理上、业务上的准备，又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实事求是地说，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不是那种我们经常在电视节目里看到的少儿节目主持人，可以蹲下去，模仿孩子说话的方式，去接近他们。我所有的语气跟成年人是一样的。我最多会弯下腰去，跟他握手：来，握个手。小孩子是不习惯握手的。或者我往他旁边一坐，跟他聊。有时候坐对面，我说，来，我告诉你一个社交礼仪，跟人说话要看着对方。小孩会被吓着。

我对台湾五六年级的孩子是什么状态——他们的阅读量、诗歌基础怎样，跟大陆来的老师会有怎样的沟通障碍，都不是特别有把握。所以我想，讲点李白的诗，选几首不那么深奥的，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李白一辈子都在行走，从他出生的碎叶城——现在中亚那边——到四川，在湖北结婚，云游山东，发配夜郎，也在金陵待过，最后死在安徽。他爱玩，“朋友圈”人多。

我跟李白的轨迹有些契合。我生在重庆，唐代叫渝州，就是《峨眉山月歌》这首诗里的“下渝州”；他要施展政治抱负，在长安待了好些年，我父亲在西安工作了18年，我小时候在西安住；我十来岁随父母去了南京，一直定居到现在，所以就选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可以找另外一种表述，就是见识可能跟知识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李白为什么这么厉害？他除了诗好，去的地方也多，“朋友圈”人也多。他的诗里边有多少是跟朋友有关的，什么《赠汪伦》、“海客谈瀛洲”，什么贺知章。见更多人，走更多路，这是一个人能够很快成熟起来的一种方式，永远走不出一个村、一座山、一个城市，你很难想象他能有多大格局。

我不打算给这些孩子立规矩。我觉得跟孩子立规矩，下场就是自寻其辱。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你这一辈子发过的邪火，回想起来都是自取其辱。你发火说，我一辈子不想再管你了，过24小时还得管。

我特别希望多跟孩子沟通。你只有不停问他，才能把他带入进来，跟你一块儿讨论。所以我想，能不能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听孩子说。我们的小学课堂里经常是这样：好，提一个问题，昨天叫你们预习，谁会，举手。回答问题只有正确和错误，压力多大呀。如果把问题变成“你对这个事的想法是什么”，可能好一些。

我女儿今年20岁了，我看着她长大。中国家长应该明白一个事情，不要把所有你认为正确的、好的东西给她。首先要明白，她要什么。中国式教育，最要命的就是“我对你好”，“我是你爸妈，我还能害你吗”，“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你听我的经验会错吗”。

四十多岁的人生经验当然比孩子丰富得多，而且相对正确得多。那又怎样呢？年轻有年轻的优势和缺陷，人生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有些错误就是年轻人会犯的，比如冲动、热情、好奇。我们不能让年轻人在十几岁的时候，把四十多岁、五十岁该领悟的人生道理、经验全都明白了，那生活会失去很多色彩。❋学校：香港港大同学会小学五年级

❋课文：张爱玲《我的天才梦》

2017年美国最火的书之一是《乡下人的悲歌》，我还看了另外一本叫《我们的孩子》。后一本是哈佛大学教师罗伯特·帕特南写的，作者同时也是奥巴马政府的智囊。他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美国教育，讲阶层固化的问题。

我们想“寒门难出贵子”，首先想到的是学校教育原因。这两本书给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家庭的影响，邻里的影响，远远大过学校教育的影响。它们讲到为什么穷人社区会固化——因为所有人都是失败者，这里弥漫着一种失败者氛围。孩子们在生活环境中，从没见到一个好的成年人榜样。

《乡下人的悲歌》的作者能够成功，是因为家人把他隔离到一个相对小的环境，从小告诉他说“你可以”。他去了海军陆战队，发现军队教给他最重要的也是“你可以”。这和我的经历很像。我妈从小就告诉我：“你是个天才，你是与众不同的。”

这次我要面对的小孩子都是11岁。我11岁已经出了书，写的都是儿童时的事。每天我妈给我规定写满多少页B5纸，给她看，她也不会评价好和不好，就像一个额外的作业。他们玩捉迷藏，我就躲在一个地方写。小时候，我在家什么书都能看，唯一不能看小学生范文。同学借了我一本，我妈撕了，坚决不让我看。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看了《我的天才梦》，触动特别大。张爱玲意识到了她身上的特殊性，发现她并不是一个失败的人。她在人情世故上的笨拙，不再是劣势；让她觉得羞愧的部分，也成为她优越的部分。我觉得我能找到这么一个人，她想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这就不是白日梦，不是痴心妄想。

以往我们谈论天才，其实是在谈论个人品质和智力异于别人，好像他们身上有一些特殊构造。但《我的天才梦》其实讲的并非天生异于常人，而是她的自我觉知，或者说她把身上特长的地方，变成了一种天赋。

大部分孩子，包括我自己，自我认知的过程都不是从内而外的，而是从外而内的。你接受某一类信息，然后不断地拼接自己。我小时候看《红楼梦》，就觉得我是林黛玉，每天在家写毛笔字，就想宝玉你的心为什么那么狠。最可笑的，披一个白衣服，就觉得自己是白娘子。然后看张爱玲和三毛，通过这个大坐标找到自己，后来越来越细小——这个作家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慢慢建立起一个越来越清楚的坐标。

张爱玲写《我的天才梦》，延续到晚期的《小团圆》，特别可贵的是会把她最尴尬的事情写出来。朱天文、朱天心写张爱玲看修路灯的工人，一看一两个小时，别人都觉得好奇怪。她非常诚实地保持着自己天性的一面，以及性格中不合时宜的部分。

我觉得在人口密度少、地广人稀的地方，人的天性能更好地保存下来，但在人口密度大、压力大的地方，人挺容易被抹平。张爱玲在香港竟然还是保持了天真。

很多学校教育，还是教育所有人看世界是一种相同方式，妈妈都是勤劳的，爸爸都是忙碌的，爸爸连老了的方式都一样，爷爷都是慈祥、和蔼的，同学都是友善的。久而久之，你自己也失去了看这个世界的真实角度。包括那些网络流行语，不也是一样吗？它通过另一种方式，让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越来越趋向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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