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才：从小被母亲溺爱，天赋一般随波逐流，却拍出《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一个喜欢文艺的孩子，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成为一名优秀的导演的。...

写在前面：

在采访李成才导演之前，我对“导演”这个职业，充满着好奇，甚至还有一种向往——因为，我从小就很爱看电影，和很多文艺青年一样，也憧憬着自己哪一天当一下导演。

惭愧的是，实际上，我对于导演究竟是怎样一种职业，导演是怎样工作的，导演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导演……一无所知。

换句话说，如果我现在还是一个喜欢艺术的孩子，梦想着未来当一名导演，那么，我根本不知道我该学什么，我该做什么。

可是，作为曾经的孩子，现在为人父母，我们深切地知道，有多少个孩子，心里也有这样的文艺梦想。那么，他们应该怎样实现？

李成才用自己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了，一个喜欢文艺的孩子，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成为一名优秀的导演的。

然后，我对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有了真切的认识。

• 艺术工作者需要天赋，但不能只靠天赋。
• 家庭给孩子更多的是真正的尊重和鼓励，而不是专业的指导，资源的提供，甚至金钱的支持。
• 自由+快乐，是最好的动力。
• 大自然是最好的审美老师。
• 内心的热爱，比考上专业院校，更容易成就一番事业。
• 真正的学习伴随一生。
• 艺术是非正常的人、过着非正常的生活。
• 纪录片导演不寂寞，不清贫，特别“丰腴”，特别“富有”。
• 创作很痛苦，不是靠劳动量的。
• 团队合作非常重要。

▲现场采访照。左：白滔滔；右：李成才。（摄影/圈圈）

我很感谢李成才导演，把他的成长、热爱、人生、思想、事业、学习……都坦诚以告。

这次的采访，也如同是纪录片一样，呈现了一个导演的“成为之路”。

我自己最触动，也是最有启发的一个场景，是李成才导演小时候学板胡。

我刚开始拉板胡的时候，特别难听，可每次要拉的时候，我妈都说，一定等着她。

吃完饭她要洗碗，干完活收拾好，她就搬出自己的凳子，坐在我的面前，然后说，你开始。

她就喜欢听，不管我拉得有多差。

在我看来，这就是父母对孩子最好的鼓励，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这让我反思了很多自己作为家长的行为。

我很希望，接下来李成才导演的讲述，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我是在唐山农村长大的。

我的玩具都从自然里面来——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画、万花筒都比不过天边那一道彩虹——那就是我的童年！只不过我写不出来，罗大佑把它写出来了。

种菜的地方，我们给它叫园子，那时个子小，要穿过园子的时候，蝴蝶就在你头上面飞，就像越南电影《青木瓜之味》里的那种样子。

日本、中国的乡下都差不多，现在我老家还那样。我的发小来我家，还是要给我送菜，送各种吃的。

你的审美也就从山川、河流、森林、植被这些东西里面来——那是自然之美。

我们人类对美的理解太狭隘了，不，不是狭隘，是局促。把你一下放到大自然当中去，你真的会说不出话来。

你会觉得语言能表达的东西，不如内心的千万分之一，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要是孩子们能早一点在植物的环境里成长，他对生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甚至生命的轨迹都不一样。

他一定会懂得珍惜生命，知道生命的脆弱。

能老早学会观察生命，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

我爬过勃朗峰。它特别难爬，2100米就是雪线，中国山脉的雪线都在5000多米。

登山十几天，除了最后冲锋、登顶的两天，之前都是练习。向导里有法国人、意大利人。练习的时候，要是看到沿途的植物，向导会做讲解，像野生葡萄、蓝莓，各种知识信手拈来。

走到海拔2800米的时候，向导让我摸一摸针叶松，我说会扎手，摸了以后才发现毛茸茸、软软的。在那么一个高海拔的地方，气候那么凛冽，但是它们长出来的东西，像是汗毛一样。

那样一摸，你就知道它意味什么，才能够知道生命的质感。▲在勃朗峰的合照。

按理来说，在北方的农村怎么可能接触到音乐，那是因为我们公社学习先进，是全国的典型，经常会有大的演出，再加上当时高考也没有恢复，我们就开始学音乐。

我们有民乐队，大概就是一个班的孩子。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乐队队长，初中的时候也还是队长。

后来我上中学。一开学，负责教音乐的老师就兴奋得不行，说终于来了这么一个人，到各个班级找我。到学校第二天，我就进入了乐队。那时候乐队里都是高中生，我最小，但是是里面一个重要的角色。

到现在，音乐对我仍然是很重要的东西，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我自己的孩子是学音乐的。当时我就跟他说，一定要学一点乐器。因为人生就是这样，不管你多有才华，有一件事都会伴随你终生，那就是孤独，这谁也逃避不了。

有了音乐，你就有一种合适的跟孤独相处的方式了。

否则的话，靠喝酒、靠发呆，就会无聊、没有方向、又郁闷。学会音乐，就觉得会好一些。

十几岁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旁边是一个工厂。每到下午4点钟，工厂换班的时间就会放音乐。

1979年中国第一次举办流行音乐评比，选出了15首歌曲，《祝酒歌》是其中的一首，其他还有《再见了，妈妈》《妹妹找哥泪花流》《洁白的羽毛寄深情》，但我先学会的就是《祝酒歌》，韩伟和施光南创作，李光羲演唱的。

我们那时候天天爬到学校墙上，去听这首歌。

工厂离我们还有好几公里，那声音得飘过农田，飘过树林，飘过河川，飘过很多地方，然后才到我的耳畔来。很美妙，很美妙的。

我觉得这种审美特别重要。

我前一段时间在传媒大学做报告，发现第二天是李光羲老师的报告。李光羲老师90多岁了，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可我特别想告诉他，当年十几岁的孩子听了他唱歌，后来就从事了跟艺术有关系的工作。

我很想当面跟他说一声“谢谢”，想告诉他，你给我的种子，我也会再传播出去。

母亲生我的时候40岁了，我完全是在溺爱的环境下成长的。

在她眼里，我做的什么事都是对的。

小时候我学的第一个乐器是板胡。那时候也没什么作业，吃完饭以后就自己拉——板胡刚开始拉的时候会特别难听。

可我每次要拉的时候，我妈都说，一定等着她。

吃完饭她要洗碗，干完活收拾好，她就搬出自己的凳子，坐在我的面前，然后说，你开始。

她就喜欢听，不管我拉得有多差。

父母亲几乎是文盲，但用他们的行为告诉我：你忙碌、奔波，不给忧伤留下机会，做一个饱满的人就可以了。

我那时候也是急于想逃离家乡，离开土地，寻找人生的方向，跟父母过不一样的日子。

那么早离开他们，可其实逃离之后，才发现他们身上的价值还是让你挺受用的。他们做的事情容易判断，他们的劳作养活了这么多人，劳动成果特别容易呈现。

我父母亲都不爱闲着，一直劳作，所以你问我什么时候退休，我没有概念——因为他们也没有。

我高考没考上，之后去部队重新考的大学，考到“南京炮兵指挥学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编者注）。

在军校我是班长，一直保持着先进，这其实是受我爸的影响。我爸在哪儿都是劳模。我哥我姐结婚时，我爸都拿自己的奖品送给他们做礼品。

我之前不爱读书，正经热爱读书是在南京上学以后，都已经20岁了——20岁我才开始热爱读书。

那时候要求看《新闻联播》，看的时候有很多不懂，就想弄清楚中国到底是个啥样？对京广线、京沪线这些有关地理的知识，都通过阅读先弄清楚了。

我记得，那时候1块5毛钱可以买50张读书卡，小卖铺里就有卖的，上面是书的介绍，我再拿着读书卡去图书馆。

我那时候挺另类的，很早学吉他，在部队里头组建乐队。

我学的是炮兵指挥专业，但毕业后也没从事这个，而是进了政治部当干事，管电影队、管宣传、管演出。

那是我的芳华，21岁，是当时最年轻的政治部干事。大家都认为你有点才华，所以很幸运地得到了重点培养的机会。

后来转业到秦皇岛电视台。当时，要不去报社做摄影记者，要不去做电视台，就这么两个选择。因为电视那时候正火，自然就选择了这一行。

从那时开始，觉得要学习东西，毕竟自己是学理工的，想有转变，有强烈的学习愿望，想去大学呼吸那里的气息，就去了传媒大学读广播电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中国好多导演都是半路出家，原来中国纪录片有个领军人物叫陈虻，是哈工大学光学的。电影《哪吒》的导演饺子（原名杨宇，学医，编辑注）也是半路出家。国外包括《地心引力》还有《生命之树》的导演，本来都是哲学学者。

要学电影，主要是纯蒙太奇这一部分，肯定要探究镜头、声音，还有剪辑，对光影的理解，这些都很重要。这部分属于“术”，这种艺术追求也是很神奇的，但电影更多是一种思想和理念上的东西。

艺术的观念，大学里是学不到的。艺术跟大学没太多的关系。大学教的是艺术规律、艺术史，是科学。艺术和科学，永远是文明的两条线。

有时，科学可以解释艺术，但很多时候解释不了。你解释不了莫扎特为什么5岁能作曲。

我很早就学音乐，后来学摄影，特别杂。我们做纪录片，老说一个片子是三分之一的文学、三分之一的影像、三分之一的音乐。

影片很重要的就是节奏，它跟音乐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这样说，不懂音乐，也就不懂节奏。音乐就是节奏。

你可以把节奏说成是每分钟多少拍，说快慢、渐快、渐慢，但它仍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这种节奏，有时候就是内心的东西，或者说一种韵律。

进电视台，一开始并没有专门做纪录片这一部分。选择纪录片就是因为喜欢，喜欢得不得了。

大概是90年、91年的时候，中国纪录片刚开始跟世界接轨，然后突然带来一个新的片种，当时叫同期声。原来我们叫专题，没有纪录片的概念，也没有现场的概念，都是后期解说。

突然《望长城》横空出世，它是中日合拍，学的是NHK，给我们带来很大震动（《望长城》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与日本东京广播公司共同拍摄。1991年这部纪录片在中日同时播出，在两国均创下电视纪录片的最高收视率，编辑注）。

那时候我们都是二十几岁，受到那样的震撼，就开始学纪实。那时候对纪录片理解，就是跟着拍。一定要跟上，甚至更极端一点，老师给我们叫“跟腚拍”，就是跟在别人屁股后边拍。

然后知道了现场、客观记录、同期声，觉得这才是靠镜头讲话，才是电视的魅力，它不再依赖于文字。原来中国做电视的人，都是搞文字的，弱化了镜头。外来的东西出现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原来镜头的力量这么强大。

《望长城》是91年的，93年我们就拍了《捏面人的姑娘》。自己拍摄自己配音自己剪辑，很有意思，也没有人给我们出钱。

《捏面人的姑娘》在上海参加国际纪录片影展的时候，很多专家挺震撼的。那是我们最早获的奖，也算是对我们的一个肯定。因为这个片子获了奖，1996年央视就来找我来做《秋天的故事》。

要做电视，晚会什么的都要做，大的晚会比如三一五晚会我也做过，但都放弃了。我还是喜欢纪录片，喜欢现场，喜欢和拍摄对象互动， 去发现新的面孔。▲拍摄《秋天的故事》。

纪录片是我迷恋的东西，所以最终会选择它。从题材上来讲，选择拍什么，也很重要。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中国社会、对中国苦难有更多理解，我最愿意做知识类和科学类的影片。

就我的理解，中国这两三百年来还是挺苦的，它离人类的文明有一段距离，要想完成这个东西，只能靠大众知识素养的提升。

我们常说，我思故我在。真的能够达到我思故我在，那得完成自我认知。

完成它的工具是启蒙。启蒙工具是啥？其实就是科学。欧洲启蒙诞生在15世纪，人们知道了自己从哪里来，之后16到18世纪，就是科学革命爆发的时代。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对它做一个探究，我觉得中国要补这一课。

不管是金融类、国外文明介绍，还有植物类的，拍科学知识仍然是我们团队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植物肯定是我们一直要拍的。这次拍《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这么多导演、剪辑师都是第一次去做，交了很多学费，也走了很多弯路。

我们有17种棚拍植物，在我们办公室里完成的棚拍。对肥料、土壤、水体、光合作用的理解，都是现学。

像BBC拍自然类已经很成熟，全球范围内，有好几个团队一直在拍。我们也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我们马上要启动濒危物种大救援，也就是做濒危物种的内容，包括未来做生物多样性、做菌类的世界。

我们还会做金融。之前是《华尔街》《货币》，现在马上要拍完的是《百年金融》，还在做《基金的力量》。我们还在开发这两个片子，一定会持续关注金融类的题材。▲拍摄《华尔街》。在世界的坐标系下，中国的纪录片拍摄才刚刚开始。我挺感谢世界这个坐标系的。

要是没有世界杯，不让中国足球出去踢，我们都以为中国男足特别厉害。幸好有世界，我们才知道中国男足原来是这水平。

有时候要有一种竞技、一种标准、一种坐标。中国的影像制作，跟好莱坞比只是刚开始。好莱坞满街都是做声音的公司。人家有特别成熟的一套体系。

《侏罗纪公园》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东西，那时候就已经在谈基因，讲怎么激活它。到第4代《侏罗纪公园》就合成动物了。

谈基因，咱们也就是2003年之后的事，因为中国人参加了人类基因族谱绘制，才知道这么一件事。

我们还有很远的距离。

我的书包里背的是稿子、文本、方案，要不断去看这些东西。要不就到机房跟导演去聊剪辑，聊故事梗概，聊策划方案。

学习的时间对我来讲更长，长期与我相伴的就是书，之外没有别的，可以说手不释卷。

为了做我们的课题，一直跟书打交道，每一个话题都要深入进去。我48岁以前，凌晨两三点钟前没有睡过觉的，全是在读书。

拍纪录片经常会有时差的问题，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尤其是有团队在国外，天天晚上要处理各种东西。安眠药我吃了好多年，吃了第二代又吃第三代。开了安眠药以后，作息才开始规律，可以11点多睡觉。

我6、7点钟起床，锻炼。每天都有一个锻炼时间，一周至少5次。出差也带着锻炼服、跑步鞋。

做纪录片的人，需要是战士，不是战士根本不行。▲李成才导演办公室的墙面。二排偏右即有前文提到的乔丹雕塑的像片。

纪录片偏重于艺术表达。做艺术的哪有正常人啊？艺术很难正常。

包括电影也是这样，电影导演没有哪个很平静地过着家庭生活。他是24小时都在创作的一种状态，完全是在那个状态里。

像我们团队里这么多人，我经常对他们说，你要想正常地生活，既要照顾好家庭，当好孩子，当父亲，又要当导演……这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平衡，必须要做出牺牲、让步。

为了实现你导演的这份面孔，其他的面孔就要舍弃。我还没有发现哪个导演能兼顾。

比如说，我的家人一开始也问，你怎么天天老加班，天天做什么东西，也会烦。

慢慢的，她就能够知道，原来这是你最开心的一件事，她会为这件事作出让步，慢慢的，还成为你的粉丝，成为你的观众。

每一个做出成就的导演，周围肯定有一群人在帮你，光靠一个人完不成。

我们在片尾字幕的第一排，都会向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的人致以崇高的敬意，那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光靠我们哪能行。我们的片子科学性特别强，要在知识上没什么大的纰漏，科学家给我们帮了很多忙。我们的家人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学影像的人多得是，但是能够叫得上导演的就不多了，能够有自己作品的导演就更不多了。

我是一个被动生活的人。

首先是因为我智商一般、天赋一般。我真的是随波逐流，只是说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不断地在给我树立一种榜样。

我生命当中老出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真的能够引领我。我是没有主见的人，哪一类人在我前面出现，有可能就跟着他走了。

我有一张乔丹雕塑的照片，是去芝加哥的时候拍的。当时有工地，雕塑给围了起来，我直接翻进去拍的照片。在97-98赛季的时候，他生病，有无数个理由可以不打，可他在脱水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那场比赛。

我和他同龄，他是鼓舞了我的人。

吴敬琏先生、王石先生、资中筠先生、黄永玉先生，他们对我都有影响，是我终身的朋友。吴老已经90岁了。他是大知识分子，一心为国家，从不谈个人，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样子。王石先生有强大的自律品格，还有终生学习的习惯，不论名声有多大，他的自律和学习始终没有改变。资中筠老师也是，她对我触动很大。她90了，生日就是在我的书房过的。

还有黄永玉，那么豁达的老人，到现在创造力还那么旺盛，才思泉涌。96岁了，每天上午画画，下午写作，三四个礼拜见一拨人，这真是无法想象的。

司徒雷登给我带来的震动特别强，莫名其妙就撞上这个人。去北大，会莫名其妙想这个塔是谁设计的，这湖是怎么来的？怎么会有这样古老又年轻的大学？然后知道了司徒雷登。

他在杭州出生，从美国读完大学回来就说“我要传教”，他父亲就是传教的。但他的传教和父亲的不一样，他要给中国办教育。因为他认为教育是最好的传教。

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善良是没有边界的。司徒雷登是美国人，对中国这么好，看到中国的痛苦，他也痛苦得不行。后来我去他的墓地，献了一束花。

巴赫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我特别喜欢他对生命的理解，就是说，无论我们面对的生活多么困难，多么让人慌张，但是音乐一定是纯净和美好的，是对人性充满希望的。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我生命当中的引领者，像灯一样。▲李成才导演与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河北遵化的合照。

21世纪进入了视频时代，尤其是随着5G到来，对每一个人来说，视频的门槛降低了。

像李子柒的片子，其实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成功。里面也没有解说词，大部分是如何和植物、作物打交道，标准的农耕文明的中国范例。它是中国文化和视频的成功结合，制作也很精良，拍得相当考究。

对有兴趣的孩子来说，知道视频是传播就可以了。就是把拍摄下来的人和事，通过镜头的运用，经过加工，把它传播出去。这就和电影导演差不多的，就是为了跟观众互动，你都喜怒哀乐了，也能够让观众一起喜怒哀乐就行了。

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会把读书当成导演特别重要的一个功课。

我特别担心大家总以为，对做影像的人，读书很次要，其实读书是最基础的那一部分。你要学会阅读，学会研究问题，学会认知问题，镜头无非是你比别人多了一个表达工具。对每一个题材，真正跟镜头打交道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都是且要做调研、且要做研究。

所以纪录片导演对读书的理解，对阅读的理解特别重要。

流程上面，用在调研、拍摄、后期的比例，一般是532或433。也就是说，拍摄之前的调研阶段，占到一半左右。这部分完成了，才是具体的跟电视技术和影像技术打交道。

调研部分，要不断地去研究，不断地去发现，不断地去做。▲图为在军校期间。“我之前不爱读书，正经热爱读书是在南京上学以后，都已经20岁了——20岁我才开始热爱读书。”

纪录片是一个真实类的影片，客观、真实是最基础的一个东西。

纪录片导演一定要会了解真实，发现真实，然后带着那种临场感、带着那种气息去做东西。

这就是非虚构，它来自于现场，来自于真实。

你一定要有强烈的愿望对真实社会进行观察，进行思考。思考出来之后，进行你自己的表达。

我看，我思，之后才是我表达。

“我思”是很难的。我们老说是，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谁？

这部分东西是跟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一部分指向的是灵魂。灵魂，就是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的“我”。

我在我们办公室里面曾经写过一段话，就贴着的：“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发自内心地去尊重坐在你镜头面前那个人”。

为什么？因为他在支持你的工作，是因为你的工作要打搅别人的生活，你不好好尊敬他，也完不成作品的拍摄。那么，我就要发自内心地去尊重，是吧？

你只要发自内心去尊重一个人，我相信，就会有尊重的行为跟你的内心是相匹配的，是吧？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2019年7月《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新闻发布会上的李成才导演。

纪录片导演应该率先拥有自我，拥有思考的能力，拥有观察真实社会的能力。这是纪录片导演应该具备的。

你要有特别强烈的愿望，为社会发声，这种情感是不可抑制的，它成了你做这件事情的充分必要条件。

纪录片导演是陶醉在自己热爱的题材里面，每一个题材从你有点兴趣，到慢慢研究了解，最终能够表达出来，之后再等待观众的反应，这个过程特别美妙。

外界的人说你们做纪录片的怎么那么寂寞、那么清贫。我说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总想纠正他们。

纪录片于我而言，是学校。

一个题材，一门课，一门学问，从不懂，到懂一些，再到表达，等待表达后的鲜花与质疑。我由此而欣赏自己心灵逐渐丰腴的过程，也可发现自己心灵有多大空间处于空余的过程。

我当年的一个学渣，竟然被纪录片——这样一种特殊的东西塑形着自己，逐步成为一个不错的学生。

我享受其中。

在每一个领域，你要做得出色，第一是要绝对的勤奋，要严于律己，特别的努力。

你要付出相当多的劳作。我们会说“闪亮的日子”，其实哪有那么闪亮，都是很枯燥，很重复、很琐碎，甚至很无趣的，但是你要有能力把这些东西串起来，成为闪亮的日子，这就挺牛的。

创作有时候是很痛苦很难受，有时候让你要死要活的。今天晚上你觉得想法还不错，第二天早上又觉得是狗屎。什么破东西？说推翻就推翻。

它不像耕地，今天耕出来一条，第二天多了一条，第三天又多一条，劳动不会报废。可创作，今天不管你费了多大劲儿，有可能全是废的，被全部推翻。

这种东西很奇怪，但你还是必须勤奋地去做。▲《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的拍摄团队的工作照。

纪录片毕竟是偏重艺术表达的。艺术都一样，仅有努力还不够，它需要灵性、天分。

天赋不好的话，从事一般的工作，可能也会很优秀。但从事艺术，没有天分，再怎么努力也不行。

要想成为杰出的人，肯定要有天赋，要相信灵光乍现的东西。有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想法，成为未来作品最原始的胚胎。

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不知道上天会眷顾哪一个人。

你要做成杰出的作品，价值观就肯定要杰出，必须有对普天下事物的思考。

伟大的作品一定是悲天悯人的，不是为某一个阶段、某一个阶层服务，它更开阔，能够经得住时间的雕刻。

我们自己也是深受伟大作品影响的人。伴随我们成长的作品太多了。那些伟大的作品，它们的生命多久远啊！

像《源氏物语》是一千多年前的小说，《诗经》是两千多年前的诗。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很爱听巴赫，几百年了，到今天巴赫还经久不衰。▲访谈照。（摄影/圈圈）纪录片和书特别像，有很多文史哲的东西。就跟中国人读书一样，读书的人少，看纪录片的人也不可能多。你要做的就是去影响那些愿意跟你一起思考、一起互动的人。

物质带来的快乐是浅层次的。当然多给我一点物质，我也快乐。但假使有一天（要是没有得老年痴呆），我回忆过往的时候，一定不会说，我创造了多少物质财富。

我会说，我生下来头脑是一片空白，然后它变得殷实，我又把这部分殷实传递了出去。

有很多人通过我的影片，多了一份对生活的理解和关照。

这个是我引以为自豪的。

作者：白滔滔，童书妈妈联合创始人。学机械、转经济，自学写作进入媒体，历经新周刊、南方报业，后创业从事数字出版。著及编著有《我手机》《十三亿》《西方教育三千年》《西方童诗300首》等。喜欢钻研教育思想，开发写作课程，和读书会家长孩子交流。同时，担任北京中致儿童关爱基金会副理事长，致力乡村幼师等项目。他还是每天穿得很酷去接送女儿的爸爸，是女儿小丸子眼中永不断电的故事机。「成为」栏目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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