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有人在对上帝旨意的如此彻底的顺服中死去

他跪在地上热切地向神祷告。这个男士的祷告深深打动我的内心。他是那样虔诚，那样确信上帝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从容勇敢，然后上了绞刑架。在我行医的50多年当中，我从未见过有人在对上帝旨意的如此彻底的顺服中死去。...

朋霍费尔的母亲则是贵族出身，朋霍费尔6岁的时候，父亲到柏林的大学任教，后来购置了一栋三层楼的帝国创建期风格的大宅子。母亲在10年的时间里就生下了8个孩子，且正好四男四女。这些孩子们生在新旧世纪之交，就承担了20世纪的命运。她（他）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却有一个不幸的成年。她（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文化兴盛的年代，但却也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

1918年，大哥与二哥都参加了军队，两个人都受了伤，而二哥伤重不治。大哥回来成了社会主义者。三哥则属于魏玛自由派，后来也因反对希特勒被处死。二姐夫亦因参加秘密抵抗组织而被捕。胞妹则因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而被迫全家偷偷逃离德国。

随着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希特勒的崛起，社会掀起了狂潮。朋霍费尔的生命开始进入一个与希特勒相冲突的轨道。1933年1月，柏林的大学生们在午夜时分跑到广场，用排山倒海的“希特勒万岁！”向这位新任帝国总理致敬。同年5月10日，夏季学期开学的头一天，学生和教授们加入歌剧广场举办的篝火晚会，集会者将数百本从图书馆、犹太会堂和教会没收来的书投入大火，年轻的大学生们却充当了愚昧和野蛮的先锋。

1933年9月，朋霍费尔到伦敦东郊工作了一年半，担任这里的两个德国教会的主任牧师，并致力于推进普世教会的工作。但之后他又回到了德国，在柏林西北一百公里处的芬肯沃德主持一间不与纳粹合作的小型神学院，过一种紧密的团契的生活，写下了《做门徒的代价》和《团契生活》。朋霍费尔后来告诉家人说，这个共同体生活的实验是他一生中最快乐和丰富的时间。

时局日趋严酷，这家神学院后来也被解散。随着认信教会运动的被禁，朋霍费尔将他行动主义的重点从以教会为基础的反对转向极为世俗性的抵抗运动。为避免牢狱之灾，他第二次来到美国。但他在美国期间很难将思绪转离德国。在反复焦虑之后，他认定：“德国的基督徒将会面临一种可怕的选择，要么情愿自己的国家战败，这样基督教文明可以存活，要么选择国家的胜利，这样就摧毁我们的文明”，而在这样一个宁愿自己的祖国战败的极其艰难的时刻，他必须和德国人在一起。这样，他又离开美国回到了德国。1943年4月4日晚上，朋霍费尔终于被捕。他在狱中写下《狱中诗》。

《狱中诗》让我们看到，这种上帝的同在何等单纯，堪称“伟大的单纯”或“伟大的天真”！因为其中除了对上帝的信和爱，除了基之于此的对苦难的承受，没有丝毫力量、功利诉求的杂质，因为“基督徒不是homo religiosus（宗教性的人），而是人，纯粹的、单纯的人，正如耶稣与约翰相比是人一样。”[《狱中书简》，第181页。]

这种“伟大的单纯”还可是“清澈的公义，简单的自由”：

就算面对敌对喧哗声浪/在人面前依然宣告自由！/……看啊！人们/神圣的力量/正动工改正/欢呼宣扬：/信实公义/新的族类！/上天与大地之子和好/带来平安美妙/大地，欣欣向荣！/人们，得到自由！/得到自由！（《狱中夜语》）

上帝恩典笼罩自由大地/全新圣洁百姓诞生此地/上帝对强弱者的公义/防范任何独裁与暴力（《摩西之死》）

《所有美善力量》是朋霍费尔狱中诗最后一首，为母亲与未婚妻而作。面对浓厚的死亡阴影，诗中却散发着美善与光明。

系狱两年之后，1945年4月9日，朋霍费尔被希特勒匆忙判决处死，走上了绞刑架。在人生的最后一个主日结束以后，朋霍费尔留下遗言：“这是结束——但对我而言，这是生命的开始。”

4月9日清晨，他被处以绞刑。一位目击者描述当时的情景：“我看见朋霍费尔牧师……跪在地上热切地向神祷告。这个男士的祷告深深打动我的内心。他是那样虔诚，那样确信上帝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从容勇敢，然后上了绞刑架。在我行医的50多年当中，我从未见过有人在对上帝旨意的如此彻底的顺服中死去。"这是弗洛森堡驻营医生赫尔斯壮对朋霍费尔在世上最后几分钟的描述。一个德国贵族，就这样放弃了生的各种可能，主动走向绞架，死了。无论被称为牧师，还是殉道者，还是间谍，最终他的身份只有一个：基督耶稣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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