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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廊接生婆:在新生命的成长中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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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9日·封面

她们是双廊最后的接生婆。经过她们的手,诞下了无数的婴孩。

这个群体的接生记录,就是一部当地的生育变迁记。如今,在因旅游而急速发展变化的双廊,年迈的接生婆们正在缓缓走入历史。

王淑和(上左) 王秉秀(上右) 
赵芝香(下左) 杨万秀(下右) 
接生,是一项古老的职业。当家乡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时,双廊最后的接生婆们选择了放手、离开,只在自己的脑海里保存记忆。看生命成长是件奇妙的事,看新生的事物亦如是。

66岁的接生婆王淑和成功接下了一个新生命。至此,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彻底退出了这个古老的行业。那是2009年,自那时起,接生这项古老的职业开始逐渐淡出双廊人的视线。

双廊,这个坐落在洱海东岸的古渔村,正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600多年形成的建筑格局在近五年内被快速替代,血脉延续的古老生活方式也正随之改变。如今,双廊的产妇们在预产期到来前,就已早早地到下关的大医院里去候着。

接生婆杨万秀谈起往事,万般感慨:在急速变化的故乡,接生已是过去的事物,不会再有人去翻它了。



双廊接生婆:
在新生命的成长中老去
采写|都市时报记者 施展萍
摄影|都市时报记者 马闪山
作为洱海边的旅游胜地,双廊变化迅速 
(网络截图)
急速变化的滇西渔村

20多年前,从外界通往双廊的航船每周只有一班,山路崎岖,车进不去,能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极为有限。

7月的双廊,正值旅游旺季,但它看起来更像一个巨大的施工工地。这里随处可见正在改造的旧时房屋,它们将在短时间内迅速变成商铺或者客栈。轰鸣的机械正一寸一寸地改变着这个滇西渔村。

当地居民回忆,这样的场景是最近四五年才开始呈现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自画家赵青入驻金梭岛(现在的南诏风情岛)开始,这一切便得到了隐隐的预示。

不久后,金梭岛被开发商承包,用于发展旅游业。赵青搬往对面的玉几岛,用钢筋水泥搭起一座名为“青庐”的宅子。自此,双廊和双廊人的命运开始迎来转变。

紧接着赵青的,是杨丽萍和她的太阳宫及月亮宫。这之后,2005年,江苏人家明在双廊建起第一家客栈——海地生活国际青年旅舍,双廊自此正式迈入旅游度假区的行列。

如今的双廊,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旧时的渔村,只存在当地有一定阅历的居民记忆中。

20多年前,从外界通往双廊的航船每周只有一班,山路崎岖,车子无法行驶进入,更多的居民居住在高一些的山中村落里。人们能够购买到的商品极为有限。当地时兴种苞谷,苞谷饭便成了人们最常吃的食物。然而,那时化肥和农药很难买到,加之病害和虫灾,作物产量低,人们生活困难。

医疗环境也是如此。双廊一直有个卫生所,但卫生所里的药物仅能处理伤风感冒和简单的肠胃疾病,遇到严重一些的病患,人们便不得不翻山越岭外出寻医,或者躺卧病床,任病情恶化。

30多年前,双廊居民赵克兰在外面学习了妇产科的知识后,回到家乡从医。此前,怀孕的妇女们在家中生产,由接生婆协助接生。在赵克兰回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仍是民间接生与医院妇产科并存的局面。

赵芝香、杨万秀、王秉秀、王淑和,这是今天在双廊尚能找到的4位接生婆的名字。

王淑和是她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也是学历最高的。她和赵芝香一样,都完成了初中学业。直到现在,人们提起她俩,都还在用“有文化的人”来形容。同时,王淑和也是这4位接生婆中,唯一一位还保留着接生工具的人。

一个个饭盒状的铁盒子,被用来装各式各样的接生工具,酒精、纱布、镊子、剪刀、钳子、注射器等物件被保存得干净完好。铁盒中有一个盒子颜色乌黑,它曾被拿来做消毒用,在酒精与火的无数次烤炼之下,锻炼出黑黑的外观。

过去,王淑和还有一个小本子,专门用来做接生记录。但遗憾的是,这个本子在几年前的一场火灾中成了灰烬。在那些无法重现的记录里,记载着王淑和接生过的2946个孩子的姓名、性别。她记得,在这2946个孩子中,有8对双胞胎。
接生婆王淑和 


村里的“老妈妈”与后起之秀

年轻的王秉秀对老妈妈说:“你或许接生了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但我知道怎么处理。”

2009年,王淑和结束了她最后的接生事务。不久,她进入从上海移居双廊的画家沈见华所创办的农民画社,学习画画。

与她一起在农民画社画画的,还有接生婆王秉秀。她是4位接生婆中资历最深的一位。

王秉秀1953年开始接生,上世纪90年代结束。在她30多年的接生生涯里,共接生2000多人,涉及两代人。

1950年,卫生部提出了“改变旧式接生,推行新法接生”的要求,接生新方法开始在全国推广。新法主要强调“卫生”,即对所有接生工具进行酒精消毒,并保持室内的清洁。在接生方式上,则将过去的“跪生”改为“睡生”。

参与接生前,王秉秀就曾接受过新法接生的培训。彼时,与王秉秀一同参加培训的还有同村的另外两个人,但当她们发现接生是一件又脏又累的事情后,便在开始工作前放弃了这个职业。于是,王秉秀成为双廊第一个接受过新法接生培训,并将之带回家乡的人。这意味着,她必须与根深蒂固的旧式接生法对抗。

采用旧式接生方法的接生婆被当地人唤为“老妈妈”。在王秉秀的印象中,老妈妈们多少有些养尊处优,其表现是,当孕妇的亲属们越是急着请她们时,老妈妈的架子摆得越大,直到将酬劳谈得差不多了,才肯出门。

王秉秀与老妈妈的第一次交锋,是一次难产事故。1953年前后,接受完新法培训不久的王秉秀有一天正在家中休息,一位行色匆匆的男人忽然登门求助。男人的妻子难产,老妈妈忙了几个小时,也未能帮其顺利生产。王秉秀赶去之后,见孕妇跪在地上,她惊诧于“那种封建迷信的方法”,急忙将孕妇移到床铺上躺下,并用学来的知识最终帮助孕妇顺利生产。

年轻的王秉秀对老妈妈说:“你或许接生了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但我知道怎么处理。”

类似的事情多了,老接生婆们便对她心服口服,新法接生也在随后几年内逐渐发展壮大。

当地流传最广的一则接生故事,也与王秉秀有关。在双廊做了十几年接生婆后,王秉秀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附近村落的人们都会来找王秉秀接生。

一次,双廊连续下了几天雨。一天凌晨,住在30公里外山头的一户人家摸黑找

到王秉秀,请求她去为家中的产妇接生。这户人家带来了马匹,让王秉秀骑着马上山。

雨天路滑,山路刚爬了一半,王秉秀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头往后仰,碰在堆满泥石的山路上。产妇家属慌了,急忙找附近的人家讨来盐水和食物,并试着帮王秉秀恢复。近一个钟头之后,几乎失去知觉的王秉秀才缓过神来。

清醒过后的王秉秀还是决定继续往山上走,因为下山与上山花的时间一样,而“产妇又在那里难受”。这次,产妇家属不敢再让王秉秀骑马了,而是背着她。一路上雨越下越大,王秉秀又一次从人家背上摔了下来。无奈,她只好让两位家属一左一右架着她,一下一下地往上爬。

这同样是一位难产的产妇,腹中是一对双胞胎。情况危急,王秉秀告诉她,如果没有这次意外,自己可以帮助她顺利生产,但是“我现在只剩半条命了”,劝产妇快到医院去。

又一番波折之后,产妇被抬下山,坐船渡过洱海,找到了医院的妇产科,最终顺利生产。而王秉秀也进了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她胸口处断了三根骨头。
王淑和还保存着接生用的器具


风雨夜,无脑儿出世

无脑儿长着一张可怕的面孔,持续地发出像是低吼的声音。接生婆和产妇都乱了方寸。

王秉秀最终得到了治疗,但这样的艰难处境俯拾即是。

诸位接生婆回忆,孩子的出生时间多集中在午夜12点过后,因此,她们常常在梦中被人叫醒,然后匆忙拿起自己装着接生工具的布袋子,赶往产妇家。

杨万秀曾经一个晚上连续接生4个婴儿。第三个婴儿还没完全脱离母体时,便有人跑到产妇家,呼唤她赶紧到另一处去接生。

这仅是艰辛之一。据她们说,她们的接生从不主动收取任何费用,有时甚至还需要倒贴。酒精和药水是一方面,遇到一些穷困的家庭,孕妇营养、产能不足,婴孩降生后缺乏口粮的,接生婆们还会从自己家里为产妇捎上些面粉、鸡蛋和红糖。

但也有当地居民说,22年前自己的孩子出生时,接生婆是收钱的。当时的收费是40元,这对于当时家境一般,还住在山上的一家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位姓李的妇女告诉都市时报记者,有些产妇家庭贫困,或是生产顺利,花费时间短的,接生婆也就不会收钱。

更多的产妇家庭则是给些“人情费”。“5块钱是最高的。”杨万秀说。

杨万秀于1976年担任双廊镇大建乡的妇女主任,同时开始接生。她属于十分谨慎的那类人,觉得没有把握的便不会去,每年她只接生10到20个婴孩。

总结过去的接生生涯,她认为是“人情使然”。当她看到产妇痛苦时,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奇妙感应,“就会想要帮她们减轻痛苦,安全生产”。而产妇对她的信任,对她而言,也是用钱无法买到的宝贵情谊。

但是,这种情谊在如今的双廊,正悄悄发生着变化。

“这五六年,双廊全变了。”杨万秀有些激动。她说,变化有好有不好,但她觉得“不好的方面挺多”,表现之一,便是人的素质受到了污染。“有些人养成一些坏习惯,好像不珍惜金钱了,有点游手好闲。”

当都市时报记者找到杨万秀,表明采访意图时,她表现出几分惊讶——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地方,她总觉得接生是过去的事物,不会再有人去翻它了。“有些人可能想到了,但也只是说几句空话。”

在重翻过往的接生经历时,杨万秀提到了她心里的一个结。

那是某年的雨季,连续下了十多天的雨。一天凌晨,一位疼痛难耐的产妇敲响了杨万秀家的大门。

询问后,杨万秀得知,女人的丈夫出海打鱼了,风雨肆虐,丈夫困在海中央,回不了家。产妇的母亲患有痴呆症,她无依无靠,只有在腹部疼痛难忍时找到杨万秀。

杨万秀帮产妇顺利接生了。但她惊讶地发现,接生下来的婴孩是个无脑儿。无脑儿长着一张可怕的面孔,持续地发出像是低吼的声音。窗外是风雨交加的黑夜,屋内又是这番景象,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令杨万秀害怕起来,产妇此时也乱了方寸。

丈夫不在家,产妇问杨万秀“该怎么办”。杨万秀思量着,若不扎脐带,孩子会很快死去。但为孩子扎了脐带后,她心中又百感交集,这样一个无法进食的孩子就算暂时活下来,也不会活得太久。

最终,婴孩奇迹般地活了几天之后,饿死了。

“这到底算不算一条人命?我到现在都还疑惑,好像我的良心一直受谴责。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杨万秀安慰自己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无能为力。但是,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两三年后的一天夜里,杨万秀在梦中见到了那个孩子,孩子长出了眼睛,冷冷地盯着她看。
收藏好接生器具,就是保存一段历史


老去的身躯,消逝的历史

随着接生婆们年纪的增长,她们开始害怕接生出事故,开始有意识地退出接生这个行业。

无脑儿的事情,让杨万秀颇为相信新的医疗技术。尽管事情已过去了很久,但回忆起来,杨万秀依然不断地设想,如果当时当地有B超技术,能够及时发现产妇腹中婴孩是畸形的,就可以马上做出相应的处理了。

在双廊,象征着现代科学的妇产科医生姗姗来迟,与尚存的接生婆友好并存,双方形成一种奇妙的关系。年轻的妇产科医生遇到棘手问题时,会请接生婆来传授经验;而接生婆碰到难度高的接生情况时,也会劝产妇去医院生产。

然而,2000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依然有许多人前来找接生婆帮忙接生。人们的理由是,信任。

诸位接生婆都表示,自己没有在接生上出过任何事故。但一位当地居民告诉记者,事故其实还是有的,只是不多,人们往往议论几天也就过去了。“死了就死了,路也不通,再用架子抬到医院还要三四个小时。”

早期,落后的双廊让原本贫困封闭的人们对新的医疗技术缺乏信任感,对生死也看得平常。而贫穷也促使产妇倾向于选择更廉价的分娩方式。

杨万秀提到现代医疗技术的先进性,但同时也提到其缺乏温情的一面。她曾经观察过大医院接生,最深刻的印象就三个字:“冷冰冰”。

在往昔的接生岁月里,接生婆们十分看重与产妇间的交流。“你要理解人家,一个人在那里多么痛苦,她需要安慰。”大多数产妇在临产前,情绪突然变得像孩子一样,过度紧张,并喜欢胡思乱想。“她们往往会不停地发问:哎呀,我怎么办?我会不会死?”

接生婆们要做的是,了解产妇平常的习惯和爱好,并根据这些来鼓励她们。尽管多数产妇临产前突然性情大变,杨万秀说,平时看起来最坚强的人,恰恰在这个时候显得最脆弱。

但是,随着接生婆们年纪的增长,她们开始发现自己在生理上发生的种种变化,害怕接生出事故,她们开始有意识地退出这个行业。

另一方面,双廊这些年的飞速发展,也使原本封闭的当地人有机会接触各种新鲜的生活方式。妇产科医生赵克兰的女儿回忆,大概在2007年-2008年,到当地卫生所生产的产妇数量急剧下降,人们早早地去到下关的大医院里待产。

接生婆最终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但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依然在用一些朴素的方式表达感谢,在接生婆们前来自家商铺购买东西时,少收些钱,或者是在路上送上几句简单的问候。

看生命成长是件奇妙的事。当初接生婆们接生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赵芝香曾接生过一位出现回位的难产儿,这成为她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如今,这位当初的难产儿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当杨万秀将婴孩温柔地包裹起来的时候,总是想着怀中的孩子能够好好生长,“但你永远猜不到,他们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王秉秀和王淑和则将接生视为自己“积功德”的一种方式。王淑和之所以将那些过往的接生工具保存完整,目的就是希望将来自己离开人世以后,儿孙们还能够记住她当年接生“救苦救难”的经历,让他们学着如何为别人付出。
「记者手记」 接生者的忠诚

这次采访接生婆,我常常想起莫言的《蛙》。《蛙》里的姑姑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接生员,几十年来在农村做妇产科医生,从接生到抓计划生育。

姑姑刚出场时,是一副青春向上的模样。她被当地人视为生命的承接者,人们称她“菩萨”。但“菩萨”在面对计划生育的时候,摇身变成政策的坚定执行者。

当初读《蛙》的时候,我很震撼,对姑姑的一些行为感到匪夷所思。但在当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她是那么地坚决笃定。这样的坚决笃定源于她对国家政策的全然信任和付出。

双廊的接生婆们如今都已上了年纪,最年轻的王淑和也已年过70。离开双廊后,一天上午,我给她打电话,确认稿件里的一些信息。她在与我确认信息的词句间依然无意识地插入一些在我尚未出生的年代里的那些政策内容,说出来一套一套的,语气里充满真诚的忠实与热情。

这是一群可爱的奶奶。采访之前,我没有和她们中任何一位打过招呼,直接登门造访。而一旦打开话匣子,她们也总能畅所欲言地开讲。作为当时的接生婆,她们是受人尊敬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优越感,与当地的普通农妇不同,她们大多对于国家政策略知一二。而且,她们亦是政策的坚决维护者和执行者。在计划生育到达双廊的时候,她们与《蛙》中的姑姑一样,开始抓计划生育。

这样的身份,在我看来显得有些矛盾。接生者是生命的承接者,将生命带到世间。但计划生育政策却要求她们发现“超标”孕妇时及时上报,劝说,并帮忙做引流。这看起来似乎是在让生命消逝。

但她们并不认为二者相矛盾。理由是,接生和抓超生都是为了优生优育。在当时的艰难条件下,养活孩子并不容易。而生命一旦降生,就必须负责到底,因此,还是少生点儿好。尽管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有5个以上的孩子。

人们的不理解和由此引发的冲突却是存在的,只不过没有《蛙》中所描述的那般激荡。人们最多是过过嘴瘾,骂骂她们,多折腾几天再服从,事儿也就这么过了。况且,彼时双廊医疗技术落后,为产妇做了结扎后,依然有继续生产的。最夸张的事例是,一个妇女做了3次结扎手术,却前后生下7个孩子。但过错不在她,大家也不好说什么。

她们一遍遍向我重复计划生育的重要性。我当然知道计划生育有多重要,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们对于一些事情的全然信任和拥护。

在双廊,象征着现代科学的妇产科医生姗姗来迟,与尚存的接生婆友好并存,双方形成一种奇妙的关系。

但是,近些年来双廊的飞速发展,使接生婆最终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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