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记忆和我们的城市

这棵树是汶川整个县城陷落后仅存的几棵树，它没有随那个小城一同死去。还是从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前的5分钟...





这棵树是汶川整个县城陷落后仅存的几棵树，它没有随那个小城一同死去。

还是从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前的5 分钟说起吧。

那天，我在成都芳草东街的一幢高楼上写稿子，正准备把几张配图发给一家杂志使用，这篇稿子要在六月号刊出。图片是通过QQ的方式传送的，但奇怪的是几次发出去，又被自动退回来，我对编辑说：“怪了，是怎么回事呢？”但那边没有回言，就在这时，我的桌子晃了两下，电脑也跟着晃了起来。我本能地跳了起来，但又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仅仅隔了两秒钟，晃动又来了，这次是持续的，并且越来越大，整个大楼真真实实地摇了起来。当我反应是可能是修地铁修塌了，但转眼一想，不对呀，这附近没有地铁！这时，我想到的是赶紧跑。但已经跑不动了，脚像踩在摇晃的船上，我刚迈出几步，就看见饮水机“咚”的一声倒下，水桶在地上乱滚，而桌上的瓷罐也接连落了下来，立刻被摔得粉身粹骨，瓷片四飞。我赶紧贴在墙角上，但根本贴不稳，并且惊奇地发现整个房间没有一个可以抓牢的东西。大楼被摇得嘎嘎作响，仿佛马上就要散架，这时我知道要从12楼跑下去根本不可能了。说实在的，那时我倒不是特别惊恐，因为惊恐已无济于事，在那一分多钟的时间里，我虽然在努力想如何逃生，但剧烈的摇晃几乎让我完全绝望了，我明白如果这么高的楼都垮了，躲在这幢楼的任何一个地方可能都难逃一死。

空中有一种巨大的奇怪的声音，是大地的抖动和建筑的摇晃合起来形成的一种恐怖声音，这样的声音将你的尖叫都死死地塞住了。死亡是如此之近，这个城市大难临头。

当地震刚一停息，我迅速从大楼的消防通道里向楼下跑，楼道里散落着各种各样的鞋子，一路都是。而等我冲下楼后，才看到楼下站着很多惊魂未定的人，有几个女孩子在下楼后吓得哭了，而更多的人则是脸色煞白、惊恐万分。人群中我看到一个熟人，他只穿了条内裤，傻傻的站在那里，平时他喜欢打通宵麻将，地震的时候可能还在睡午觉，他跑下楼的时候居然没有多浪费一秒去抓件衣服。他赤裸裸地站在楼下，抱着手，身体还在抖。

手机全是忙音，打不出去，反复打，还是打不出去，通讯完全被中断了。这时，我唯一的反应是马上到儿子的学校去，越快越好。我开着车就跑，但路上被堵得一塌糊涂，人们已经全部从建筑里撤出来，满街都是惊恐的人群。我把车开到万里号上的高架桥上时，有人在喊：又在摇！我抬头看行车指示牌，一闪一闪的，确实在晃。这时，我唯一能够得到的信息是车上的电台，但电台没有声音，主持人可能吓跑了。我反复调台，企图得到一点信息，那时每个人都急切地想知道这个城市到底怎么了？居然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声音，是成都交通台，也就是靠着这个台的播报，地震状况在开始勾勒出来：特大地震，7.8级（刚开始是这样说的，几天后改成8.0级），汶川（震中，但情况一无所知），都江堰（有房屋倒塌，通讯中断，有出租车去救援），北川（一无所知，但灾情可能更为严重）……可以这样说，在最初的一两小时里，就是靠着那个女主播孙静的声音，让成都没有完全陷入到巨大的窒息之中。
三年后的2011年，我在汶川拍到的图片。

回到家，情况很糟糕，书柜里的书倒了一地，几个瓶罐砸得满地玻璃，一片狼藉。看到这种景象我也顾不上久留，匆匆抓了几件衣服就走。那天晚上我的一家人落脚在了郊外的一个“农家乐”里，那里相对比较安全，家里人全都睡在车上，而就是在这个平日比较偏的乡村，早也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辆，有成千上万的人躲到了那里。

天黑了下来，通讯还是不太好，时断时续，但能够联系的人基本联系到了，还好，彼此没有大问题，大家都行色匆匆地安排家人。那天晚上，恰好有一大群江浙商人也在此躲震，他们要了几桌酒菜，边听电台边喝酒，一直折腾到了凌晨两三点钟，而天还没有亮，他们连车带人走了，大概要去忙自己的生意。

大震之后的第一个夜晚是难敖的。就是在那一个晚上，很多人彻夜难眠，他们在想同一个问题：生活该如何继续？当然，在第二天之后，有的人选择了到灾区去救援，有的人继续回家睡觉，而有的人开始搭建帐篷和抢购干粮矿泉水……

在5月12日以后的几天之内，我的手机已经被各类短信塞得满满的，而它们大多来自亲人和朋友，那时，短信确有家书抵万金的意味。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重新翻阅手机里存储的短信，按时间顺序重看，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收到的第一条短信是西藏的一个朋友发来的，内容是：“你那边情况如何，请速告之。”5月12日后的头两三天，这样的短信很多，主要是问讯平安，但我不想回答，我只想哭一场。

后面几天的短信有了一些变化，传媒起了很大的作用，汶川大地震中的死亡人数在不断的增加，尸体敞放在镜头里，还有很多人被压在废墟之中淹淹一息，悲情场面随时在发生。就在这时，有一条短信恰到好处飞到了我的手机里：“地震突袭，虽有惊无险，却顿感生命之渺小和宝贵，亲情和友情之珍贵，名和利之卑微。诚挚问候一声，衷心愿你及家人平安、快乐每一刻！”同这条短信一起传遍了大江南北的是一首名叫《生死不离》的歌。

生死不离，我只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才想过，但我无能为力。我想，这也是我最恨这个世界的时候。



2008年5月，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小学里踢球的孩子。

余震不断。很多人都不敢回家睡觉，帐篷成了缺俏货，一顶成本仅几十元的帐篷卖到了五六百，人们还在相互争抢，而在暴利的诱惑下，道德是脆弱的。五月的成都，原本在花木的簇拥之下，熏风徐徐，尽现季节之丰腴，但今年的五月成都城内外帐篷林立，饭店纷纷关门歇业，时有流言飞来搅得人心惶惶，商场里的水被抢购一空，药店里的一些药卖到断货，小孩不敢去上学，女人不敢穿裙子和高跟鞋，惊悸之形状毕露无遗。但是，5月17日的一个信息事件却让成都从紧张中松弛了下来。

事情是那天晚十点左右，广播里突然传来了可能发生剧烈余震的通告，滚动播出之密集，让人紧张异常，顷刻之间，万人空巷。那一夜，成都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但第二天起来，人们发现并没有发生什么，原来是一场虚惊，从此很多人坚定地住回了家里，而住在外面的人，帐篷里也响起了麻将的声音，于是有人说成都人有乐观的天性，但我始终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把灾难带来的悲伤消减得那么快。不过，人们确实好象渐渐变得猪坚强了，这在短信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后来的短信就更有趣了，这让你不得不相信地震只能发生在四川，要是在其他地方，那些悲伤的老百姓可能早就崩溃了：

“最新推出四川三日游，线路如下：第一天，唐家山堰塞湖荡舟听雨，共赏湖光山色，晚上大坝露营，篝火晚会。第二天，都汶公路自驾，体验滑坡，听山体崩塌的轰鸣！平武青川感受余震，体会地动山摇的瞬间；九州体育馆夜宿，和数万灾民共讨震后人生感悟。第三天，返回来了就不想走的不夜城——成都，享受有家不归住帐篷的东方浪漫……”

地震之后，很多人在博客上写了诗，人们称之为“地震诗”。那段时间里我太想写诗了，但我一直没有写，我总觉得抒情有点廉价。我写了一篇关于汶川的文章，主要是介绍地震前的汶川，其实我对汶川并不熟悉，只是过去去九寨沟途径过两次，但那家杂志社稿子要得急，要两天内完成。

文章是在帐篷里敲下的，算是一个特别的纪念。

5月下旬我去了趟武汉。那天很奇怪，飞机飞得很低，透过机窗能够看见下面的山川，我努力往下看，试图辨识那个曾经剧烈抽动过的大地，而气流的每一次抖动都刺激我的神经，我感到地上的地震好像并没有消失，它还躲藏在大地的深处，随时会出来吞噬我们。

到了武汉，接我的朋友是个基督教徒，其实以前我并不了解他的信仰，我们曾经是生意上的朋友，他后来不做生意了，自己买的豪华写字楼也变成了家庭教会的场所。晚上的时候，他为我这个来自于灾区的人祈祷，当时在场的还有几十个人同时在祈祷，场面让我感动。


 2008年5月，帐篷里的学校，现在这些孩子都应该长大了。

5月底，我去了什邡县洛水镇，这是个重灾区，房屋倒塌了很多，连当地有名的下院寺也未能幸免，庙子全部倒塌，菩萨的头、胳膊断落了一地，相当的凄惨，但还有几个香客在一旁守。附近的路旁就能看见新舔的成片的坟头，摆了很多花圈，听人说是地震集体埋葬点，一个大坑里埋着很多死者。洛水镇的学校楼房是垮了的，死了不少学生，当时幸存的孩子不多。我去了一个“帐篷小学”，里面大大小小可能有二十来个学生，我跟他们照相，他们就天真地做动作、摆姿势，那些孩子真的很可爱，但实际上他们的亲人就有不少被地震夺去了生命。那天离开的时候，一个孩子突然跑过来问我，叔叔，照片会不会寄给我们呀？我说会的，但这句话让我有些难过。

从6月开始，生活好象基本恢复了正常，而成都市精心打造的名片——宽巷子也开街了，这正是解除沉闷压抑的一剂良药。很多餐馆如期开张，生意火暴，川菜的香气在城市的上空飘荡。是的，吃对于成都人来说可能太重要了，大概只要有吃在，成都的魂就会在。而宽巷子一定把压抑的情绪排解了不少，成都又开始热闹起来，从报纸的广告就能够看出来，但房产广告又占据了报纸的三分之二，地震之后，房地产商有点急了，但这个世界也许就有点办法了。

而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我的随笔集《小城之远》已经写完，正等待着出版，实际上最后一稿就是在帐篷中改的，它就像一个新的希望一样让我期待。这期间我去一趟都江堰，重去了一回二王庙，仍然如此，所有的偶像崇拜都得垮塌一地。所以，地震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让我们看见了人间的悲惨和真相，而如果是这样，地震就可以真的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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