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裂缝处吹来的风——郑州李家沟新旧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纪实
旧石器发掘中惊现新石器的身影，是挫折还是曙光？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是怎样实现无缝对接的？...
旧石器发掘中惊现新石器的身影，是挫折还是曙光？
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是怎样实现无缝对接的？
上古帝王与华夏民族的形成
杰出帝王的贡献促进了氏族和国家内部的团结和谐，还会发明创造一些方便民众生产生活的器物，更重要的是，对外战争的胜利，这是提升群体自豪感的重要评价标准，也是领袖被神化的原因之一。
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的时代，文明开始发端。在炎黄之前，传说中还有几位上古帝王，虽然知名度并不高，但细想想与他们有关的传说，好像有些地方还是符合人类进化的次序的。一位是盘古氏，传说他将空虚混沌的世界从中分开，形成了天地，是创世神。后来有女娲氏，炼石补天防止洪水泛滥，又抟土造人为人类的诞生和数量的增加作出了贡献。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讲到了人类进化，上古的时候，人民少而禽兽多，人类身无厚毛，手无利爪，在野兽面前非常弱小，经常遭到野兽的袭击，处于不利的地位。有一位杰出的人出现了，他教人们像鸟一样在树上搭窝，像蛇鼠一样在洞中穴居，无论树屋还是穴居，既能躲避野兽的攻击，又遮风挡雨，不但保证了安全，还可以住得温暖舒适。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开创和给人类带来的福利，称他为有巢氏，并把他看作圣人。有了住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又有了新的问题。人类的食物非常有限，夏秋两季有野果可以采摘，积攒起来的野果和坚果，数量多得整个冬天都可以不用出门觅食了，可是冬天天气寒冷，秋天保存下的野果吃起来也冷冰冰的，对肠胃不好。有时人们还会猎到动物，可只能连毛带血的生吃，虽然动物肉中的蛋白质、脂肪含量都很高，对原始人来说是难得的食品，但吃生肉总是不好消化的。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夏季雷雨天有时落雷会击倒树木。森林燃烧后，被烧死在森林中的动物肉比生吃时味道鲜美又容易消化，但天火不易保存，一不小心把火种弄灭了的话，就只好等到夏天落雷的时候再取了。这时又有一位被后世称颂为圣人的聪明人出现了。他通过发现石器或木器相互碰撞摩擦时有时会冒出火星，火星也可以引燃干草和树叶，和夏天落雷后取回的火种一样，于是他摩擦生热的原理，钻木取火，让人们都吃上了熟食，火还可以用来取暖，吓跑野兽，人们为了纪念他，称他为燧人氏。
一直以来有巢氏和燧人氏的故事都被认为是传说，至到20世纪初期，生活在炎黄之前的中国人的印记才从黄土地中冒出头来。1920年的甘肃庆阳，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发现了一件人工的石核和两件石片，这是我国首次有地层记录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更具有知名度的旧石器时代的发现应该是不久之后的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及遗址内的石器与用火痕迹，说明早在人类演化学说中的直立人阶段，中国大地上就有了居民，并且他们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智慧，顽强地生存着。
虽然这时的人类已经有了居所，可以在火堆边品尝香喷喷的食物了，但大家仍非常苦恼，前文中说到的以采来的野果和种子为食，叫做采集业，从事采集业的人类，如果将附近的野果都采完了，就要举家迁到别的地方寻找食物，不但要重新熟悉环境，还要再次搭建住处。这时出现了一位圣人，他教人们把经常食用的营养丰富的和种子保存起来，春天的时候再种到地里，秋天的时候就能收获大量的果实。农业就是这样产生的。人们感谢这位圣人的贡献，为了他，称他为神农氏。农业的出现，使人们不必再为了寻找食物四处迁徙，可以长时段的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这样一来定居生活也出现了。农业、定居生活和陶器的使用，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距离文明只有一步之遥。神农氏之后就是黄帝的时代，黄帝的传说想必大家都已经非常了解了。
新石器，新在何处
与旧石器时代相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使用的主要生产工具仍是石器，但经过磨制，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开始种植粮食或饲养动物、使用陶器，过定居的生活。
现代动物大约有200万种，仅为地球历史上已生存过的动物种数的约1％左右，其余的动物种类已经绝灭。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即距今1~1.2万年的这段时间，人类开始饲养野生动物，家畜开始出现。野生动物和家畜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被圈养的家畜，活动范围和强度减小，骨骼外表较为光滑细致，骨骼和牙齿较野生动物略小，骨组织密度低，自然生存条件下的野生动物，在年龄、性别和数量比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人类饲养的家畜，在其少年和成年期便遭宰杀，若饲养至老年，既失去了肉质的鲜美度，又消耗大量的饲料。
陶器是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因素，而不是新石器时代开端的标志。一直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的居民是世界上最早制作陶器的人之一。
李家沟遗址发现之前。我国境内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有：黄河流域的沙苑遗址，考古学家在这里采集到的石器以细石器和石片石器为主。华北地区的鹅毛口石器制造场和南庄头遗址。南庄头遗址中除出土石器、木器和骨角器之外还有动物遗骨和植物籽实，其中家猪遗骨的发现，表明早期的饲养业已经出现。其它重要发现还有石磨盘和磨棒，烧火遗迹和陶片，但陶片火候较低。同时间的我国南方，人类多在洞穴中居住。玉蟾岩遗址中发现了陶制器皿和稻谷遗存，所发现的稻谷样本被命名为“玉蟾岩古栽培稻”。在仙人洞和吊桶环，也发现了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物硅石遗存。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生活遗存面积通常较小，文化堆积较厚，使用的延续时间较长，说明当时的居民已经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
粘合新旧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
李家沟遗址位于河南新密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处地形为低山丘陵区，海拔高约200米。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部倾斜，黄土堆积发育。属于淮河水系溱水河上游的椿板河自北向南流经遗址西侧。李家沟遗址即坐落在椿板河左岸以马兰黄土为基座的2级阶地堆积的上部。
自2004年冬季开始，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了郑州地区旧石器考古专题调查，于年底发现李家沟遗址。2009年6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到郑，在考察李家沟遗址时，发现该遗址受煤矿采矿、降水与河流侧蚀等因素的影响，临河一侧出现严重垮塌。为全面了解李家沟遗址文化内涵，提供相应的保护对策与方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于2009年秋季开始联合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获得如下重要收获：
联结两个时代的重要剖面
经过2009年秋季与2010年春季为期4个多月的发掘，李家沟遗址目前已揭露面积近100平方米。发掘探方分南北两区。其主剖面均包括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地层堆积。北区的文化层厚约3米，从上向下共分7层。第①至③层为近代堆积；第④至⑥层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堆积，发现数量较多的陶片、石制品与动物骨骼碎片等；第⑦层是仅含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文化层。南区的地层堆积自上向下亦可分为7层，第①层为扰土层；第②层棕褐色的含碳酸钙胶结物层，含少量裴李岗陶片，此层可见于本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新郑唐户遗址，即被叠压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下；第③层为灰白色的砂砾层，含零星陶片，按岩性当与北区的第④层属同期堆积；第④层为棕黄色砂质粘土，未见文化遗物；第⑤层上部为灰黑色砂质粘土，向下渐变为棕黄色，含与北区⑤、⑥层相同的夹砂压印纹陶片;第⑥层的发现最为丰富，含船形、柱状等类型的细石核与细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同时亦见人工搬运的石块及粗大石制品，2010年又发现局部磨光的石锛与素面夹砂陶片。第⑦层为次生马兰黄土层。
综合南北两区剖面层位序列，清楚可见本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地层关系。加速器碳14等年代测定结果进一步提供了过渡阶段的年代数据。采自南区⑥层（细石器文化层）的木炭样品的测定结果，为距今10300-10500年期间（经过树轮校正，下同）。采自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木炭样品的测定结果，分别为距今10000年（第⑥层）、9000年（第⑤层）和8600年（第④层）。
典型细石器与新文化因素的共存
旧石器文化遗存主要发现在南区第⑥层，北区⑦层也有少量旧石器发现。李家沟细石器的发现显示该遗址早期居民拥有十分精湛的石器加工技术。他们应用船形和柱状细石器技术剥取细石叶。少量以石叶为毛坯的工具的存在，说明李家沟早期居民也掌握并应用石叶技术制作石器。成熟的石器工艺技术加工出典型的端刮器、琢背刀、石镞、雕刻器等典型的细石器组合。这些精致石器刃口锋利，轻巧便携，是便于长途奔袭狩猎使用的工具组合。这些工具所使用的原料也多是不见于本地的优质燧石，是远距离采集运输所得。以上特点显然还是典型的旧石器文化形态。
李家沟遗址南侧发掘区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脊椎动物骨骼遗存。动物骨骼多较破碎，部分标本表面有轻度的风化与磨蚀迹象。初步鉴定动物种类有：食草类包括牛、马以及大型、中型和小型鹿类；杂食类有猪、还有食肉类、啮齿类与鸟类等。按照最小个体数目来统计，牛、马与大型鹿类等大型食草类的比例高达半数以上。动物遗存的情况也说明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仍是李家沟遗址早期阶段的主要生计来源。
在典型的细石器以外，尤其重要的是在李家沟遗址南区⑥层还发现仅经过简单磨制加工的石锛，以及烧制火候较低，表面无装饰的夹粗砂陶片。另外还出现数量较多的人工搬运石块。这些石块多呈扁平块状，岩性为砂岩或石英砂岩，当来自遗址附近的原生岩层。其具体用途尚不十分明确，但显然应与当时人类的居住活动相关。这些情况并不见于时代较早、流动性更强的旧石器遗址，而与稍晚的新石器时代的发现比较接近，应该是过渡阶段新出现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现象。
早期新石器遗存的新发现
新石器文化遗存主要发现在北区④至⑥层。这一阶段的文化层明显增厚，说明遗址使用规模与稳定性远大于南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阶段。除了数量众多的文化遗物，北区还发现有很清楚的人类活动遗迹。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石块聚集区。遗迹中心由磨盘、石砧与多块扁平石块构成。间或夹杂着数量较多的烧石碎块、陶片以及动物骨骼碎片等。带有明显人工切割痕迹的食草类动物长骨断口，清楚显示遗迹区进行过加工动物骨骼的活动。大量烧石的存在则说明这里亦具有烧火的功能。虽然尚未发现柱洞等建筑遗迹的迹象，但石块聚集区显然应与当时人类相对稳定的居住活动有关。另一项重要的收获是在北区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已发现200多片陶片。陶片出土的情况说明当时人类就在发掘区原地或附近使用陶器。已发现的陶片均为夹粗砂陶。陶片颜色有浅灰黄色、红褐色等。部分陶片的质地较坚硬，显示其烧成火候较高，已不是最原始制陶技术的特点。而其直接出现在不见陶片遗存的旧石器文化层之上，则显示这种较成熟技术或有可能并不是本地起源，而应该与技术或人群的交流或迁徙有关。不过这批陶片虽然包括多件不同陶器的口沿部分，但器形却很单一，均为直口筒形类器物，保留有早期陶器的特点。尤为突出的是绝大部分陶片的外表都有纹饰，以压印纹为主，还有类绳纹与刻划纹等。总体来看，李家沟遗址新发现的陶器不论是器物类型还是纹饰风格，均与本地区年代稍晚，广泛分布的裴李岗文化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与早期的石器工业不同,本阶段仅见个别的宽台面柱状细石核，细石器的应用明显衰落，技术特点也与早期明显不同。虽然还有少量的燧石与石英类石制品的发现，但基本不见刻意修整的精制品。砂岩或石英砂岩加工的权宜型石制品的数量则较多。这类石制品的形体多较粗大。与早期的细石器工业的精制品组合完全不同，应是适应不同生计活动的结果。与早期相近但有进一步发展趋势的是数量众多的人工搬运的扁平石块的存在。从本阶段发现的石磨盘残段观察，部分扁平砂岩石块应是加工这类石制品的原料或荒坯。但更多的石块还应与当时人类的居住或建筑活动有关。
本阶段发现的动物化石种类亦较丰富，但与早期明显不同，数量较多的是中型和小型鹿类、大型食草类则仅见零星的牛类与马类骨骼碎片。另外也可见到少量的羊、猪以及食肉类的骨骼遗存。啮齿类以及鸟类的遗存则与早期没有明显区别。动物骨骼保存情况与本阶段石器工具组合变化的情况十分吻合，大型食草类动物遗存数量锐减与精制便携的专业化狩猎工具的消失当有关联。而大型的陶容器的出现，也暗示本阶段的生计方式的主要方面与早期相比，业已发生明显变化，即从以大型食草类动物为对象的专业化狩猎转向采集植物类的食物与狩猎并重的生计方式。
李家沟遗址早期新石器阶段的主要发现是较成熟的制陶技术的突然出现，以及细石器技术的明显变化。这两种情况均显示本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华南、华北北部已有的发现并不相同，而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
李家沟遗址是上个世纪70年代裴李岗文化发现以来，中原地区史前考古的首次发现更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这一新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以其独特的文化特点及与早于裴李岗文化的地层关系，已经引起史前考古学界的特别关注。尤为重要的是，在新发现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层之下，还发现与典型细石器共存的局部磨制石锛与陶片。这些新发现虽然数量较有限,也尚未及展开深入研究,但其所具有的学术意义依然十分清楚。 首先，李家沟遗址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叠压关系的地层剖面，为寻找中原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性遗存提供了地层学方面的可靠参照。黑垆土层中新发现的压印纹夹砂陶器与板状无支脚的石磨盘等文化遗存，则填补了中原地区从裴李岗文化到旧石器晚期文化之间的空白。细石器层发现局部磨制石器与陶片，以及数量较多的人工搬运石块，亦为研究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总体来看，李家沟遗址多层文化的叠压关系，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揭示了中原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
（王幼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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