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永久的美和艺术性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小说的美和艺术性令人激赏。...

- 图说 -


图:远山如黛近楼台,乌篷小舟荡碧溪。
《边城》永久的美和艺术性
文 | 空台十年剑


沈从文在其最富盛名的作品《边城》结尾写道:“也许这个人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回来。”这样极富诗意又弥散着悲剧美的结尾无疑是成功的,也许是他从别的伟大小说家那里借来的,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式的洞见和感悟。

《边城》悲剧性的结尾放射着无比震撼的魅力,读者们从起初误入这座世外桃源起,根本不会想到自己最终将无法从初入的窄门里再回归生活,因为那种纯洁的美,将无所不在地潜隐于读者未来生活的心底。

这部小说遂使我联想起另一部作品——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人生》比《边城》晚了50年,路遥也比沈从文小了近50岁。但就两部中篇小说相似性的悲剧结局来看,两位诞生于差了半个世纪的优秀作家,都有着令人无比欣喜、无比崇敬的才华。

《人生》的结尾是这样写的:“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与沈从文笔下风景秀美的湘西不同的是,路遥把黄土高原的壮美,与西北人粗放、彪悍的个性淋漓尽致地描摹了出来。两部小说中,尽管悲剧形式不同,却一致性地都是由于男女主人公自主抉择的人生道路造就的。

两部具有相似悲剧意味的小说也略有不同。《人生》中的男女主人公高加林与刘巧珍,也许终其一生都会心怀一桩难言的憾事。尽管高加林的生活刚刚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却不大可能更加丰盛、圆满。而在《边城》中,船家少女翠翠因为祖父的殁去,开始一个人直面生活,她作为显性的形象引发我们活生生的忧愁,这忧愁一面为了她,一面为了我们自己。不过,我们倾尽了美好的心愿,祈祷她的爱人傩送回到她的身边。尽管我们的心愿不够有力,却抱着十足的信心坚信他们终会再聚。

令我欣慰的是,这两位作家把人生的动荡、起伏甚至悲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不约而同地留有余地。他们在为我们袒露血与泪的时候,还不忘豁开重重浓云,透进来一缕希望的阳光。而且,他们作为使国人自豪的优秀小说家,其作品都无不表现出了人性中最善良、美好、真诚的部分,那闪耀着的灼灼辉光引领一代又一代人向着生活的深处进发。



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是个动荡不定的年代,国内外时局晦暗。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破东三省,魔掌不断延展;另一面,国内两党间的博弈正如火如荼。沈从文先生竟能在此等恶劣的环境中塑造出传世之杰作,而且作品中不含丝毫时代的战火与迷惘,诚然不由人不为之惊叹。

截止现在,在我读过所有的国内作品中,《边城》是最优美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美学艺术达到了一个空前高度,它兼具抒情诗与小品文的特质。其超然的美学艺术可以从环境、人物塑造、语言风格和作品的精神内涵几个方面展开探究。

我不曾去过湖南,也不知道川湘交界处的湘西是否真如沈从文笔下那般优美。但据人言,湘西风光确然迷人,暂且也就这么认定吧。沈从文以30年代川湘边地小镇茶峒为故事的舞台,固然有其无可替代的柔美和安宁。湘西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光这一点,就已胜了一筹,迷住读者的心就不在话下。

故事舞台既已设了美丽迷人的边地小镇,作者又为我们造出一条活生的川溪来。水不仅是生命之源,更是想象之源,水比任何事物都蕴藏着更丰富、动人的思想和内涵。可以说,有了水,便有了一切。而生活在溪边的居民,自然有着与大自然融于一体的敦厚、质朴、温和、纯善的美好品质。

一部小说,人物的筛选与塑造是重中之重,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作品的成败。《边城》的人物组合虽然没有脱离现实生活,但多少含有艺术的重塑性。故事的女主人公——船家少女翠翠,与祖父的配合便是生活中少有的,这是作者同时运用慧眼与慧心从生活大幕上摘下的独特一角。

我们在小说中体味到祖孙二人那种超出一般人的相依之情:翠翠对祖父的依赖不单是一个孩子对亲人的依赖,更有生命内里一种质朴的爱和感恩;祖父对孙女的关爱有些宠溺,这是一种博大的祝福和期冀,却恰好塑造了翠翠可爱、善良、懂事的美好品性。至于大老天保和“岳云”傩送,他们身上也都体现出了旧时人们骨子里的热情、亲和与互爱。

从语言风格来讲,我读过的小说几乎没有接近于沈从文《边城》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一座没有烽烟的世外桃源,引领着人们回归大自然,回归宁静。他的语言极其优美,是现时流行的白水金句所不能媲美的。窃以为,连朱自清厚重朴实的散文也胜不过他。

举几个例子。大老天保被水淹死,他不说淹死,而说“大老被下游的急水给淹坏了。”翠翠于端午节看龙舟赛时,初见傩送,他对她说:“要是碰见大鱼咬你,可不要怪我没告诉过你。”用“倒月”隐语“月经”;还有,翠翠夜里听了傩送二老的歌声,告诉祖父:“我夜里梦见自己在一夜的歌声里浮了起来,跟着去了很远的地方。”诸如这样优美的语句数不胜数,因此,我以为沈从文运用汉文达到了纯熟自如的境界。

要谈《边城》的精神内涵,不得不把这部小说投入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小说成书于1931年,外有列强入侵,内有国权纷争。同时,人性中美好的品质开始坍塌沦丧。沈从文《边城》正于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其对和平与宁静的讴歌隐含着对国家和平与安宁生活的向往;湘西茶峒人民敦厚、淳朴的民风是作者对时代人性回归美好最深情的呼唤。

论这部小说的美,直至今日,依然对我们充满着魔力。景美、人性美与和平安宁之美无不使人神往。论这部小说的艺术性,其优美的语言、心理的描述、对人性美的讴歌及正向价值观的宣扬,不管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放射恒久的辉光。

最后,我依然记得翠翠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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