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鸿燊堂吉金（一 )

中国嘉德2016香港艺术品拍卖会青铜器《格物致知--鸿燊堂吉金》专场精品赏析（第一集）...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

中国嘉德2016香港艺术品拍卖会 青铜器 《格物致知--鸿燊堂吉金》专场精品赏析（第一集）

预展地点：2016年05月30日下午3:30

拍卖地点：香港JW万豪酒店3楼宴会厅（香港金钟道88号太古广场）









LOT .0552

『祖钉』爵

商代晚期

通高：20厘米 流尾长：17厘米

估价：HKD:50,000-200,000

曲形管状流，宽尖尾，直腹圆底。下呈三棱锥状实足，足高且外撇，腹部有鋬，上端铸有兽首，鋬内铸有铭文“祖钉”两字。口沿近折流处立两伞状长柱，杯颈环饰四组夔龙纹，以云雷纹填地，此件爵杯形制规整，器形高挑，器身所覆碧色铜锈古意盎然，局部所呈“泛金”形态使整件器物尤显华贵。当为此类铜器器中之上品。

此件青铜爵纹饰简洁明快，夔龙形态具有典型殷墟四期特征，1976年，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M1商晚期墓出土一件青铜爵杯（M1：21）（图一），器形尺寸及杯颈所饰夔龙纹样与此器基本一致。当可为此器断代提供可靠依据。

参阅：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灵石旌介商墓》 科学出版社 2006年

参阅：陶正刚  刘永生  海金乐 《山西灵石旌介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LOT .0574

青铜爵（一对）
西周早期
通高:24.2厘米  流尾长:19.3厘米
估价：HKD：2,200,000-3,000,000

长流尖尾，椭圆形深腹。圆形腹底。下呈三棱锥状实足，足高且外撇，腹部有鋬，上饰尖耳突睛兽首，鋬内铸有铭文“亚盉”二字。口沿近折流处立两菌状形柱，柱顶饰圆涡纹，杯颈环饰一周变形龙纹，腹部有对称式饕餮纹，间置扉棱。此对爵杯形制高挑修长，廓线流畅优雅，纹饰洗炼但风韵自见。其硕大的体型结合精湛的工艺，一副王者气度,当为爵器中难得一见的精品。

青铜爵是商周时期用以饮酒，兼可温酒的青铜器具，其造型来自原始时期的管流陶爵(图三)，而后者是由原始陶鬶发展而来，因二者外形皆近鸟状，故而后世认为爵的造型象一只雀鸟，流似雀喙，柱似雀冠，后有尾，腹下有长足，桂馥的《说文义证》中解释，“像爵之形”说爵：“即雀。”又古代“爵”与“雀”同音而通用。爵的定名始于宋人，《说文·鬯部》：“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最早的青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盛行于整个商代及周初，西周中晚期逐渐消失。
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礼记·器》中记载：“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由此可知，商周时期贵族饮酒有着十分严格的制度规定，用铜爵饮酒，并非专为饮食，更是着重于“礼制”的传达。宋代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中曾精辟归纳道：“爵于彝器是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鬼神、和宾客以及冠、昏、丧、祭、朝聘、乡射，无所不用，则其为设施也至广矣。”此时青铜爵已成为祭祀盛酒的专用礼器，常以酒器觚进行组合。记录周代士大夫礼仪活动的《仪礼·特性馈食礼》中曾提到，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斝)的组合形式。
与此同时，在上层社会的礼乐制度中，以觚与爵的搭配数目来区分贵族的身份等级。等级越高，所用铜爵的数量与质量越是惊人。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曾出土各种形式精美的青铜爵达四十件之多，这也充分证明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地位。
此对圆体高杯式青铜爵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器型和纹饰与1985年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商代晚期M1号墓出现的“子钺爵”（图一），陕西长安张家坡M16所出的兽面纹爵（M16:2），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2040号墓出土的兽面纹爵及美国波特兰艺术博物馆藏商代晚期的西 單爵（图二）较为接近。

注解：（东汉）许慎，徐铉注：《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注解：清·桂馥注《说文义证》台北广文书局 1961年
注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
参阅：容庚 《金文编》中华书局 1985年
参阅：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7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参阅：罗振宇 《三代吉金文存》2010年
参阅：刘体智 《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49年
参阅：吴大澂 《愙斋集古录》 1975年



LOT.0553

兽面纹青铜觚

商代晚期

高26.5厘米 口径15.5厘米

估价:HKD450,000-600,000

喇叭形敞口，长颈细腰，腹部稍鼓，器腹上端饰有两条凸起弦纹，下端所饰两条弦纹间有对称的十字形镂孔，圈足外撇，周边下切。觚颈光素无纹饰，器腹饰兽面纹与雷纹，兽以腹两侧凸起齿状扉棱为兽鼻，圈足饰夔纹与雷纹，兽面与夔龙皆以锥状乳丁为目。圈足内壁铸有圆涡纹及焦叶纹。整器纹饰皆作单层细线浅浮雕表达，近乎无主地纹之分。其表现手法应属于罗越先生的第三种风格。

此件青铜觚，器形峻挺端庄，纹饰铸造规整致密，一丝不苟。纤细遒劲的线条与高凸的乳丁及扉棱形成强烈的视觉发差，器表所呈墨绿色形态，光洁似玉，柔和而深邃，格外迷人。而其圈足内壁所铸饰纹饰尤为特殊。

商代晚期的青铜觚，其圈足内壁一般不做装饰。偶有铭文出现已属罕见。而此件铜觚圈足内壁所的铸焦叶纹与圆涡纹，铸工十分精细，应属刻意为之。原本用来装饰于觚颈的焦叶纹被移至圈足内壁，并与圆涡纹组合，似有深意。美国加德纳博物馆藏收藏有一件兽面纹觚，（图一），器形和纹饰及圈足内壁所铸纹饰图案（图二）与此件铜觚完全相同。容庚学术著作《宋斋吉金图录》（图三）中所收录一件饕餮纹觚（图四）和陈梦家先生所著《劫掠》一书中收录曾为客籣布羅克旧藏的兽面纹觚（图五），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兽面纹觚（图六），三者器形纹饰与此觚完全相同，唯圈足内壁光素。应同为商代晚期具有此类装饰风格的铜觚代表。

参阅：容庚 《宋斋吉金图录》 中华书局 2012年

参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 科学出版社 1962年

参阅：《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 Guide to the collection》boston massachusetts 1980年

参阅：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国立故宫博物院 1987年















LOT.0569

兽面纹青铜觚

商代晚期

通高：29.6厘米，口径：17厘米，底径：9.5厘米

估价：HKD1,200,000-1,800,000

喇叭形敞口，长颈细腰，腹部微鼓，腹与圈足间饰有两道炫纹，间有两个十字穿孔。圈足外撇，足底做高阶状。腰部与圈足四侧各有一道扉棱。器身纹饰分为颈，腹，圈足三段，颈部环饰四组焦叶纹，上有倒置兽面纹。颈部下栏饰一周垂首折身蛇纹。腹与圈足分别饰以分解式兽面纹，圈足上部饰蝉纹。此件青铜觚通体纹饰皆以云雷纹为地，主体纹饰采用高浮雕样式，布局严谨规整，层次分明。在其外表高挑修长的器形下，扉棱的装饰与圈足巧妙结合，增加立体感的同时于窈窕轻巧中给人以稳定含蓄之美。

此类高体细腰翻口式青铜觚，最早现于殷墟二期，殷墟三期开始流行。此件青铜觚的器形和纹饰与1980年河南罗山县蟒张M11出土的亚鸟觚（图一），及北京保利博物馆所收藏的 “子亻冉”觚（图二）最为接近。1985年河南安阳刘家庄北M2出土的宁觚（M2:5）（图三），1978年河南安孝民屯南M1572出土的父甲觚（M1572：1)（图四）与此件青铜觚均为同时期此类器形的代表。

觚为古代饮酒器及礼器，其器形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陶觚，早先无有自名者，后宋人为其定名。青铜觚始见于二里岗上层期，盛行于殷代，西周早期渐衰，至中期消失。作为商周时期最常见的重要礼器之一，青铜觚所代表的是当时的礼乐制度，是整个奴隶社会上层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后世的儒家经典之作《论语·雍也》中，孔子面对春秋时“礼崩乐坏，瓦釜雷鸣”之状，就有：“觚不觚，觚哉！觚哉！”的慨叹。同时，青铜觚也是商周时期酒礼器制度的核心，其与青铜爵的搭配成为商周青铜礼器中最基本最稳定的组合形式。考古资料显示，觚与爵往往是成对而出，其组合数量的多寡已成为当时区别贵族身份和地位高低的一种标志。1976年，河南安阳西郊小屯殷墟妇好墓M5曾出土有觚53件，爵40件，如此惊人的数量代表着妇好作为商王武丁之妻的高贵地位与显赫身份。商代后期，觚与角的组合也成为酒礼器组合形式之一。1990年，河南安阳郭家庄西M160出土有10觚10角，河南信阳浉河西周墓也出土有一觚一角。西周初年，觚与爵和觯三者组合可被看做是此类组合的历史延续。

注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65及212

注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106号墓》，《考古》1991年第5期

注解：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信阳县浉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铜器群》，《考古》1989年第1期

参阅：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青铜器全集》 文物出版社 1999年 商2第114页

参阅：陈梦家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 1962年  第734页

参阅：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第17卷第259页

参阅：孟繁放 《西清古鉴疏》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11年 第六册第30页第44页









LOT.0577

兽面纹觚
商代晚期
高 32厘米 口颈 21.5  底座直径 13厘米
估价：HKD5,200,000-6,500,000

喇叭形大敞口，方唇，器口下逐渐内收，收束程度上急下缓，近腹部处趋于垂直。腹部位于中段偏下，腹壁微鼓，圈足接于腹壁，自上而下逐渐外侈呈斜坡状，于近底处垂直下折。形成下端较高的两段式圈足。铜觚颈部分饰四组对龙三角形纹。对龙为倒置式，圆眼卷鼻，细眉张口，钩状角上竖，足有利爪。龙身遍饰云纹。两龙下部合成三角纹样，间饰蝉纹。对龙与蝉纹皆作浮雕状表达。颈部下栏环饰四组鹿角鸟纹，间以短羽状扉棱。觚腹与圈足分别饰有两组大兽面纹，兽面以高凸的羽状扉棱为鼻，腹与圈足间有两条凸起弦纹，上端有两个十字形镂孔，整器三段主体纹饰皆以云雷纹为地。
通观此件兽面纹觚，浮雕状的主体纹饰高凸器表，在纤细婀娜的雷纹地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且充满力量。其间隔的数条羽状扉棱极富体感。此种被学界称为三层满花的青铜器装饰风格集中出现于商代晚期中段，时间约为武丁后期至文丁时期。因纹饰铸造采用地纹，平雕，浮雕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层次分明，装饰意味浓烈，备受当时上层贵族的喜爱。此觚器形庄重挺拔，纹饰繁缛有序，所饰兽面威而不骄，集庙堂礼器肃穆神秘之气于一身，观之给人以精纯至美的视觉享受。
商代青铜觚，依据体型分为粗细两类，同时流行于商代中期。至后期时，粗细两体逐渐合一，粗体觚已极为少见。此件兽面纹铜觚，脰与腰甚为粗状，整体器形近尊类。与美国纽约赛克勒博士收藏的一件兽面纹铜觚极为接近。马承源先生称此类觚为高体脰腰甚粗式。1977年，河南安阳孝民屯南殷墟西区M2508所出土的“父已觚”（M2508：1）（图四）及曾为乾隆皇帝御赐珍品，被誉为“孔府十供”的“亚弓觚”（图五）也应属于此类情况。
此觚形体粗大，为目前已知最大的商代青铜觚之一。其颈部所饰对龙三角纹样较为特殊。此类纹饰组合为商代晚期典型风格，多用于尊及罍腹装饰，用觚着甚寡。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M5妇好墓所出土“妇好方罍”（M5:866）（图一，二），其腹部装饰纹样与此觚颈部内容基本一致。1975年，陕西城固宝山苏村商代晚期墓葬出土的鸟文方罍（图三），罍腹纹饰虽为对鸟，但其布局形式及风格与此觚属同一类型。而西周早期的伯各尊（图四），其颈部所饰对龙纹样可以视作为此类组合的历史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清乾隆皇帝参与编写的《西清古鉴》一书中，曾著有一尊名为“父乙”的商代铜觚（图五），器形纹饰及尺寸与此件觚极为相似，或可为研究参考之资用。

注解：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本社 2003年

注解：张术平 《孔府藏珍》齐鲁书社2010年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参阅：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1979年
参阅：（清）梁诗正 《西清古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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