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百鸟朝凤》还缺一篇什么样的影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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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0万到5000万，最近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成为院线里最受争议的一部电影。出品人方励在视频里下跪求支持，我不知道这个行为该怎么评判，但以微博、朋友圈为主的各大社交网络出现了好多相关影评，公知和知识分子的影评尤其多。

到这个局面，方励那一跪，已不是方励的一跪，更像是吴天明的一跪，很多电影界人士或公知，受不了这一跪，纷纷洋洋洒洒感慨千万言。

作为观众，你想想，你正在茫茫院线里挑选一部电影。你会看上《美国队长3》，看上《愤怒的小鸟》等大IP，你不会看上一部看起来包装过时、宣传零星且没有大牌的电影。经由方励那无法评判的一跪，你忽然注意到了这部电影，你去看了，如果绝大多数人觉得这部电影不好，数字不可能从500万飚到5000万。

可事实上，要谈论吴天明的这部遗作，还真是一个难题。论电影本身，在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作品中，这部电影绝对算不上最上乘，虽保持了一贯的细腻。论拍摄本身，我觉得电视感过强，电影质感不够。论电影语言本身，镜头语言、调度和音乐都是中规中矩的。论故事本身，前半部讲授艺好戏连台，后半部讲民俗的没落节奏有点怪。

那么，是什么让500万神奇地变成了5000万呢？

一家之言：中国世俗精神的渐行渐远。

中国人的世俗精神，我以为是千百年来最接地气的精神。佛教和共产主义可以传入中国，但倘若释迦牟尼和马克思一起来到中国，我们一定会请他们吃饭喝酒，聊一聊民风、天气、病痛，孩子们是不是有出息，对待他们如“有朋自远方来”。他们大声传播他们的教义时，我们会给出答案：请吃酒、请用茶。

就像贾樟柯的电影一样，当他把固定机位盯准了一个逝去的年代，他电影的全部意义在于他的符号，而他的所有符号都是中国式的世俗。到了《三峡好人》，甚至归结为中国人最日常的“烟、酒、糖、茶”。这好像应该是中国人生活的全部。没错，我们可以将婚礼交给婚庆公司而不是教堂，可以把“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妻”的重任交给花钱聘来的无名司仪而不是神圣的神父，可是喜烟、喜酒、喜糖，我们全部自己操办，含糊不得，好像，我们所有的信仰都倾注于其中。

李安的《饮食男女》之所以会在西方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他把一家人的情感全部微缩在饮食和味觉中。

中国文化里虽然有很艰深的形而上的哲学部分，但本质在世俗精神。这个本质，当然可以是一把唢呐；这把唢呐成为信仰之后，就是一曲《百鸟朝凤》；这个信仰渐行渐远的时候，就是一部《百鸟朝凤》的全部。

电影开始的时间是1982年，电影里面讲到了对《百鸟朝凤》这支曲子全民性的仰望。它或许存在于讲述中（天鸣父亲最开始的讲述），界定了它是献给最德高望重的人，也界定了它的传授，不是拜师学至出师，就能学到这一曲，因为它和人的品行有关。它也存在于一次下跪中，查村长过世后，其子孙向焦三爷拜求此曲而不得，举家沮丧。它更存在于师门传授于谁的师兄弟抉择间，这一曲传授给天鸣或者蓝玉，两个人的命运都会发生偏轨式的改变。

更何况片中展现的唢呐现场，有着浓厚的中国式仪式感。唱班师父坐在太师椅上，底下人头攒动，表情严肃，听着唢呐吹出悲歌、喜歌，可脑海中最神圣的那一曲《百鸟朝凤》永远都不会出现。到最后出现的时候，洋乐洋服来了，洋汽车来了，洋楼全部盖起来了，焦三爷从唢呐里吹出来的血，像那一壶尘封了二十年的杜康，可我明明觉得那不是杜康，那是醉生梦死酒。

焦三爷说，咱们这八百里秦川，怎么可以少了唢呐声？八百里秦川需要唢呐声，可滚滚的时代不需要。不需要，是一种原罪，花去了观众4500万的票房。但影影绰绰的记忆深处，这笔账必须得花。就像阿城先生在《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中影影绰绰地讲过一个故事：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七六年一个夏天的晚上，我所在的山区放《刘三姐》，有人从早上就开始出发，傍晚赶到，坐在路边吃带来的干粮。《刘三姐》是中国广西的一个很有名的歌剧，当晚赶来了大约四千多人，放映机和银幕摆在两山之间，人们就坐在相对的两座山的斜坡上，情形有点像古罗马的剧场。只要能看到电影，一般人不在乎看银幕反面的故事。

当天晚上的高潮是，电影放完后，四千人要求再放一遍，放映员不干，于是放映员被包围了。商量的结果是，放映员要求吃一顿好饭，之后就再放一次。四千人于是等待了一顿饭，从洗菜、淘米、杀鸡，直到喝完最后一口汤和饭后必须的一支香烟。当银幕再次闪亮的时候，我可以给‘幸福’下定义了。”

这或许也是《百鸟朝凤》的全部意义：

世俗的幸福，以及，

它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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