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在咸宁向阳湖

我最早知道咸宁干校和“向阳湖”，是读郭小川的《楠竹歌》，发表在他去世后的次年，1977年2月的《诗刊》上，...



我最早知道咸宁干校和“向阳湖”，是读郭小川的《楠竹歌》，发表在他去世后的次年，1977年2月的《诗刊》上，以及臧克家写于1972年因病从干校返京后，出版于1978年3月的诗集《忆向阳》。



此后，有《黄河大合唱》作者、臧克家的好朋友张光年（光未然）写的“干校蒙难纪实”《向阳日记》，著名剧作家陈白尘纪录向阳湖放鸭等经历的《牛棚日记》，还有牛汉、韦君宜等人的自传关于向阳湖生活的记录，不一而足。

杨绛的《干校六记》有一章是《学圃记闲》，她说在干校的工作其实不太艰苦，就是单调，或者是担尿挑粪等知识分子从来不会主动接触的劳动。在《凿井记劳》说，贫下中农的眼中，“我们”是“他们”，农民对干校学员都很见外，还常常把他们种的菜和农作物偷去。这样的说法很真实。

廖咏絮在央视纪录片《大师的背影·向阳湖畔》拍摄纪实文章中写道：随机采访到了人群中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大爷，居然对当年“二十五连”下放的一些过往记忆犹新，能清楚地说出当时连队医生的名字，也还记得当时在农民中流传一时的关于干校干部的民谣：“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金表”。因为这些高资“五七战士”，并不像农民靠天吃饭，是保留工资待遇来“劳动锻炼”的嘛。



农民对下放干部和“知青”有这种看法，一点也不奇怪，就像鲁迅说焦大不能理解林妹妹的痛苦一样。同是文化名人、同是知青，对“五七干校”、对“上山下乡”运动尚且认识大不同；何况，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不同阶层、精神文化需求处于不同层次的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理解那是多么困难！

我欣赏杨绛先生的真诚与清醒。王世襄先生也一样，正视现实，既看到底层农民生活的更贫穷更艰难，也表达了自己对学无所用而虚度年华的忧伤。

咸宁诗人韩志说，“这么多大家这么多名人/齐聚向阳湖/古今中外的一大文化奇观”(《（咏）吕济民：聚会，向阳湖是天造地设的干校博物馆》，这是咸宁的幸运，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向阳湖人的幸运；但是，从总体看，从民族全体和国家全局看，却是一场悲剧：“一曲向阳梦/万古费思量/向阳湖啊流放地/说荒唐来不荒唐/说不荒唐也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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