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榕：一花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 建筑界丛书”第二辑微评论

续集的出演者们谁能在未来重现甚至超越前辈们曾经的辉煌，答案或许已预埋在这5本书的字里行间。...

▲建筑界丛书第一辑(2002年)



▲建筑界丛书第二辑(2016年)

一花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 建筑界丛书”第二辑微评论

周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时代需要先知，历史则需要证据。

14年过去，王明贤先生用他2002年主编的“建筑界丛书”第一辑，证明了其作为建筑评论家的时代敏感性与历史判断力——张永和、崔愷、王澍、刘家琨、汤桦这5个名字在中国当代建筑史上的地位今天已毋庸置疑。而14年后，王明贤主编的“建筑界丛书”第二辑再度问世，把马岩松、李兴钢、董豫赣、李虎、黄文菁、华黎这些名字投放进了新的建筑历史预告片里。续集的出演者们谁能在未来重现甚至超越前辈们曾经的辉煌，答案或许已预埋在这5本书的字里行间。与第一辑相比，无论开本还是部头，建筑界丛书“第二辑”都已经全面升级换代。得益于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超速城市化的狂飙猛进，丛书中每本专集里都簇放着第一辑出版时不可企及的大量建成案例。从设计质量与作品完成的技术角度观察，这些实践案例所展现出的专业水准和成熟度，已普遍超越了第一辑所呈示的青涩空间实验。毕竟在14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筑界已然经过了多少次令人眼花缭乱的轮回与来不及计数的迭代。而迭代效应所催生出的进步及丰富，仅仅把两辑丛书并置在一起即可昭然若揭。与第一辑出版时找不到足够多候选者的捉襟见肘相反，“建筑界丛书”第二辑可供简拔的候选建筑师资源堪谓丰饶，轻易便可罗列一份两位数的入围名单。然而，从这份长名单中敲定最后的雀屏中选者实属不易——既要考虑其时代影响又要预估其历史贡献，还要兼顾他们在职业领域和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并在突出个体特质的同时亦能彰显中国当代建筑生态的多样性。

如果对照一下丛书第一辑入选的5位建筑师的话，应能看出王明贤主编对第二辑建筑师的挑选标准与第一辑之间仍有着相当明显的延续性：在前卫性、国际性和媒体传播性上，马岩松与张永和形成叠映关系；在大院建筑师主流实践的示范效应上，李兴钢与崔愷形成叠映关系；在赓续中国本土营造血脉并与古为新的意义上，董豫赣与王澍形成叠映关系；在建筑介入社会生态从而展现当代中国人文景观的探索上，李虎、黄文菁与刘家琨形成叠映关系；在对建筑本体形式秩序的创新实验层面上，华黎与汤桦形成叠映关系。

这5组建筑师所代表的5条问题线索，每一条都折射出中国当代建筑界具有代表性的价值取向，交织成网，也能隐约笼盖当今建筑中国的思想气象。而跨越14年时间长度的两两叠映，恰好将这渐成绝响的疯狂年代收拢进一组透镜。如何才是一次打开5本书的正确方式？开卷之前，这5本书的书名便已让人忍俊不禁——5本书中有3本的书名都是5个字的“与式结构”，分别是董豫赣的《天堂与乐园》、李兴钢的《静谧与喧嚣》、华黎的《起点与重力》。书名的“与式结构”显然暗示了作者在写作时预设的二元化思维，这3组捉对厮杀并相互纠结的核心概念，已经为读者规划好“正确理解”的阅读路线；另外2本书则是霸气的双字书名：李虎+黄文菁的《应力》和马岩松的《鱼缸》，两者都在说自己建筑的状态，但却是一张一弛、一重一轻，未及展卷，作者写作时气息的质感似已扑面。

为便于更快地窥知全豹，笔者决定将这5本书按照从薄到厚的次序逐一阅读，结果意外地发现，这套书也完全可以依据其薄厚程度进行“捆绑式阅读”：将最薄的两本(马岩松vs.董豫赣)和最厚的两本(华黎vs.李兴钢)分别放在一起对照翻阅，然后将薄厚居中的那一本(李虎+黄文菁)作为以上两组的参照系。

“薄组”的马岩松与董豫赣似乎是状态纯然对立的两极——形之于写作，前者讷言简笔，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建筑师没有必要非要写作，因为文字本身有它独特的魅力，而建筑师应该与此保持适当的距离”；而后者妙笔生花、旁征博引、才气流溢，文字之“色相”甚至超过了其建筑作品的魅力。形之于生活，前者是媒体宠儿、时尚偶像；而后者则深居简出、大隐于市。形之于工作，前者频有巨构、四海出击；而后者方寸匠心、静守一隅。形之于背景，前者海外游学，凭借国际化成功“返销”大陆；而后者则原乡自冶，试图从传统的思想资源中萃取建筑创作的精要……尽管马岩松与董豫赣的个体状态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反差，然而跟“厚组”的两位建筑师相比，立刻就能发现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共同点——追求个体自由的从心所欲，以及藐视体制化共同体规范的个人独断话语。从挑战既存规制的角度观察，马、董二人的话语状态与14年前张永和、王澍的个体话语状态如出一辙。

相形之下，“厚组”的李兴钢与华黎，则采用了更容易被中国建筑的学术共同体和职业共同体所理解的工作及写作方式。他们并不试图去颠覆既有的知识秩序与共同体的思维规则，而是在此合法性基础上进行思想象限的边界拓展与内部空间的丰富化，这也是当今中国建筑界绝大多数主流建筑师的工作策略。显然，二人的作品集之“厚”与这一根本策略上的成功不无关联。

总体看来，无论是“薄组”的个体话语，还是“厚组”的共同体话语，都更加关注对建筑本体的纯粹性讨论。与这两组“纯粹性建筑师”相比，李虎和黄文菁则毫不忌惮复杂的社会因素对自己“纯粹”的工作状态产生的任何“污染”。他们作品集的书名《应力》就已寓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性，这种混融的复杂性恰与其他4位作者相对纯化的概念演绎形成相互镜鉴。马岩松的形式天赋不禁令人联想到周杰伦，但和周杰伦一样，他也不得不为自己汪洋恣肆的形式喷涌寻找一个见容于共同体的文化支点。“山水城市”的概念发现与再阐释，帮助马岩松那些源自西方物体化建筑操作、异想天开的人工形式巨构在中国文化语境里找到归属认同并占据道德高位。在获取文化合法性的意义上，马岩松的“山水城市”约略等同于周杰伦的“中国风”，浅显得近乎深邃、粗暴却富于诗意，巧妙地把钱学森的集体栖居理想转换成为自己个人化的文化招贴。

从西方现代建筑的本土文化转译角度来看，马岩松的“山水城市”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建筑界最成功的传播案例之一——简明、有力、易懂、极具传播性。就个人品牌的传播效应而言，“山水城市”与当年的“梦露大厦”如出一辙，都是在精炼的概念符号中浓缩进清晰的大众传播意象，这手绝活儿，是其他偏爱掉书袋的“知识型”建筑师很难参透个中三昧的。套用伊赛亚· 伯林“刺猬与狐狸”的比喻：“狐狸知道许多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生逢这个传播为王的时代，马岩松深谙传播这件最重要的大事确已足够。

用“鱼缸”为自己的作品集冠名，马岩松想必有些慨然自况之意。正如他那件代表性的作品“鱼缸”一样，终其一生，鱼缸中的金鱼也搞不清：究竟是自我的意愿为自身冲决出自由游弋的通道，还是那个缺席的设计者因喜爱不确定的通道形式而为自己营造出自由的幻象？对于暂时看不到边界的马岩松来说，他身处的这个“鱼缸象限”又何尝不是一种宿命的隐形规界？


▲《鱼缸》P30-31

用建筑创作的方法治学，用治学的方法创作建筑，是董豫赣标志性的工作方式。这导致无论读他的文字，还是观摩他的建筑都成为一场历险——丛生的疑窦与密集的想象力错织杂陈，经营出一座遍布知识陷阱与智力洞穴的园林。

以学术规范的尺度考量，董豫赣的学问与建筑学术共同体的知识体系之间尚缺乏足够强有力的证据链接，可谓“大胆假设”有余，而“小心求证”不足。特别反映在他对西方建筑传统的批判，例如“墓园原型”“巨柱式”等，都只能算是某种个人化的学术猜想。但也正是源于这种藐视共同规范的独断妄为，让他的文字读来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力量感，并奇妙地组织起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个人思想体系，犹如逆练《九阴真经》而终成一代绝学，令人拍案拊掌，叹为观止。

相比于文字的跳脱不羁，董豫赣的建筑创作却谨严到令人紧张的程度。或许是由于实践机会来之不易，他的建筑几乎无一处没有来历、无一处不蕴含机巧。与马岩松推崇随性的“留空儿”相反，董的设计斩截确定，一梯一窗、一砖一石、一花一叶皆是匠心。对形式确定性的设计强调以及对形式关系的空间句法学精密演绎，让董豫赣的建筑凸显出强烈“在场”的物质实存性，这种物质的逼近感与中国传统园林“贵远”的意趣可谓貌合神离。从计成“三分匠、七分主人”的著名论断出发，人们常常误以为只要“匠主合一”成为“主匠”就可以获得“十分”的效果，孰不知正是匠、主两分的角色安排，才能保证各自的自由挥洒空间，没有这种双向的自由以及匠与主之间的相互误读、修正、冲突与妥协，中国传统园林的模糊性、歧义性与丰富性势必失去制度护持，而意只达七分也是园林之魅的秘密。董豫赣作为一个“主匠”所掌控的独断式建筑与园林营造，尽管在阅读的意义上堪称佳构，但在保证并强化实现其设计意图的同时，也祛除了一份散漫而多义的体验冗余。



▲《天堂与乐园》P100-101

李虎和黄文菁选择“OPEN”一词为自己创办的建筑事务所命名时，即已表明了他们的设计立场——让创作保持开放的“受力”状态与敏感的“应力”状态。因此他们的设计秘诀，就是撤去专业边界的思想藩篱，放任甚至邀请形形色色的“外力”入场狂欢。面对建筑学被外部社会越来越严重的侵扰态势，他们的策略并非抵抗，而是引狼入室、与狼共舞。

“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堪称OPEN事务所集大成式的代表作，在中学校园相当严格的功能要求和紧张用地条件的制约下，该设计仍然展现了建筑师高超的创造才能：除了一如既往地坚持开放策略——把图书馆、礼堂、游泳馆、风雨操场等功能空间最大程度地设计为共享空间向社会开放、把校园内的地面和屋面最大程度地设计为公共空间向学生开放之外，设计者还尝试建构了一种多样统一的“柔性空间秩序”——鱼骨式主结构的摇曳形态暗示了对分布不均匀的空间应力在各个节点上的扰动回应，原本理应平行的4座板楼因应力而弯曲，板楼之间包被起来的室外部分因此既不是宰制性的必然空间，也不是理想化的应然空间，而是理想与现实相互博弈达到某种暂时平衡状态的可能空间。这一“有节制的张力状态”所呈现的“微妙复杂性”在中国当代建筑实验中尚属孤例，时间将证明这是一件被时代所低估的具有重要示范价值的作品。



▲《应力》P114-115

作为形式造诣深湛的经典学院派建筑师，华黎的每一个作品都可以直接放进教科书中作为范例。从调研体认、策略制订、概念生成、形式推敲、材料选择到在地建造，他在“规定动作”环节的表现也像教科书一般精准无瑕。然而掩卷长思，这本宛如教科书一般的作品集似乎也染上了教科书不可避免的通病——“该有的全都有，不该有的全都没有”。控制、无所不在的控制，屏蔽了一切非秩序因素，比如偶然、意外、缺陷、错误……比如失控。在第二辑5组作者中，华黎堪称对建筑的统一性控制力最强的建筑师，不管现实有多么严峻的资源制约，他都有能力把这种制约反转为某种新的统一控制——“在地控制”。

作品集书名中“起点”与“重力”的隐喻，是对“戴着镣铐的舞蹈”这一建筑师工作境况经典比喻的重新表述——理想的编舞程序因舞者手脚上镣铐重力的干扰而产生了偏差变形，因此必须根据这种现实制约而予以编程上的统一修正。华黎把这一从理想起飞点向现实平台的重力降落过程称为“在地”，但在笔者看来，这个从乌托邦天空向现实大地的空降过程更应被称为“落地”，因为这个过程骨子里还是琢磨着如何利用当地资源去实现某种预设好的先验秩序，而真正的“在地”是让建筑去因应地点的特殊性，而非让当地资源去铺陈普遍的秩序性。

从对普遍秩序的破格角度衡估，笔者更推崇华黎的“孝泉民族小学”而不是略显符号化的“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因为前者的大台阶和街道空间中有一丛刻意制造的迷乱曾把那个自信的控制者逼近到失控边缘。


▲《起点与重力》P126-127

在第二辑5本书中，李兴钢的《静谧与喧嚣》是最让笔者感到触动的一本——唯有它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建筑师作为一个生命所不得不经历的迷茫、困惑、挣扎、痛苦、试探……以及成长。建筑师并非生而全知全能的圣贤，他也不得不和其他同样问题缠身的生命拥挤并摸索在同一道路上。在生命的意义层面，建筑师既然无法提供有关栖居的终极答案，就不应独断地贸然规定其他生命的栖居形态。伟大的建筑师只不过把自己对生命的疑问物化为一份“有意思”的空间实存，以此与其他生命个体结缘，耦合为一段短暂的能量共振。

5本作品集扉页都各有作者的题照，看上去饶有趣味：董豫赣仰天出神，华黎、马岩松正面酷视镜头，李虎目光坚定地斜眺远方，黄文菁支颐静观，唯有李兴钢低眉俯首、闭目凝思。这张题照特别能反映李兴钢独特的气质——他既不像董豫赣那样执着自信，口含传统天宪宣示纶音；也不像华黎、李虎、黄文菁、马岩松等人那样毕业于海外名校并有着欧美工作经验，有一套成熟的范式可供因借。作为一名长期坚守在国有大型设计院的“国产”建筑师，李兴钢唯有凭借“谦抑”和“思考”这两件本土法宝进行自我修炼——谦抑让他少有傲慢的成见，从而不忌讳向任何人学习；勤于思考的习惯则保证他能够每天进步一点点。从李兴钢2001年在建筑界崭露头角的“兴涛接待展示中心”至今，人们不得不惊叹，15年逐日寸进的“复利效应”竟如此巨大，以至于能让一个人脱胎换骨、易筋洗髓。

15年来，笔者亲眼目睹了李兴钢是如何从一个纯粹的形式主义建筑师一步步觉醒、蜕变：先是形式上由简及繁，然后从复杂性漩涡中返朴归真，继而破形入道，以“胜景几何”来调和西方的理性与东方的诗意，最后由外而内，用“静谧和喧嚣”统一内部与外部世界，构建起自己个人精神与集体知识的“瞬时桃花源”。从求道的意义衡量，今天的李兴钢仍然在路上，但只要坚持挺进，这个手里没有地图的行者却比任何一个停下来修筑城堡的国王都更加强大。


▲《静谧与喧嚣》P162-163

王明贤在他编著的《超越的可能性——21世纪中国新建筑记录》一书绪论中“实验与超越”一节有过如下论述：“在建筑主流之外，还有一批青年建筑师进行着边缘与主流的对话，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代建筑的创造性与思维的多样化。他们的实验性建筑设计为当代建筑设计赋予了新的意义。在这批建筑师的工作中，设计与研究是重叠的，他们力图突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人为界限。虽然这些建筑师的实验性作品在庞大的中国建筑业中显得较为渺小，然而这些作品却表现了人们对于中国当代建筑空间及构筑形态独特性的新体验。”如果说在王明贤心中，入选“建筑界丛书”第二辑的5组建筑师代表着超越“实验建筑”的中坚力量，那么这种超越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在笔者看来，与第一辑相比，丛书第二辑的确显示出了某些引人注目的整体转向。

首先，是从西方价值向本土价值的转向——无论是马岩松的“山水城市”、李兴钢的“胜景几何”、董豫赣的“新园林”，还是李虎、黄文菁的“社会景观”、华黎的“在地建筑”，5本专集都不约而同地突出了自己的工作对中国性、本地性的回归、认同与再阐释，这和第一辑向西方现代建筑体系学习的整体基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其次，是从批判立场向消费立场的转向。第一辑的5位建筑师在工作和著述时，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对立的假想敌——中国建筑界的“守旧势力”。而在经过世纪之交外国建筑师“入侵”大潮暴风骤雨般的“清洗”之后，中国的“实验建筑”完全“丢失”了自己的对立面，没有对立面的批判性一如唐· 吉诃德手中找不见风车的长矛般无用武之地。恰在此时，不期而至的消费社会拯救了中国的实验建筑，巧妙地把批判性的前卫包装为消费性的出位。在消费社会的包装逻辑和传播逻辑下，坚持个性表达、决不妥协于主流社会的实验建筑师们也不得不接受被“明星化”的结局，他们表现得越另类，在消费的分众市场上就越能体现出价值。第二辑的5组建筑师，无一不是媒体的宠儿，而在与媒体的共舞中，他们也不知不觉间从自居的带舞者蜕变为被拖带的牵线木偶。他们的作品有着引人注目但又不刺痛人眼目的形式，这些形式背后还有着足以吸引大众兴趣并且易于被传播的个人故事，甚至，他们的语言风格也已经被大众传播所塑造——简洁、打眼、快速推出核心概念并弱化其学术指涉与逻辑推演。在被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的巨大涡流中，他们已经淡忘了实验建筑的批判性初衷，对消费乌托邦结构下蔓生的荒谬视而不见。

再次，是从实践先导向理念先导的转向。第一辑的建筑师基本上都是在经历过相当长指导思想朦胧、方向不确定的实践摸索期之后，才形成了自己个人化的设计特质。而第二辑的作者们除李兴钢外，似乎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追求目标并划定好了清晰的形式象限，在思想表述上也有着自觉的长时段连贯性。理念先导于实践，是现代建筑学为配合高效率空间生产的社会目标而提供给建筑师们的一种虚构，这种看似“科学”的方式却极易形成思维上的“管状视野”，把现实中生机勃勃的多样性可能直接锁闭于思想的盲区。在笔者看来，实践与理论必须构成双向的批判性，实践既不应成为理论的导盲犬，理论也不应成为实践的发令官，实践与理论不必成为确定的先导或指导的结构关系，而仅仅需要保持相互批判性的因缘关联。

一部建筑史，散布着短暂的时代窗口，正是这些窗口，让我们瞥见了拥挤在时代车厢芸芸众生中的若干张面孔。对于中国建筑来说，时代的窗口期尚未关闭，“建筑界丛书”第二辑所开出的这5个时代窗洞最终能否被镶上历史的玻璃，还需要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建筑界丛书”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第一辑和第二辑，其中第二辑中张轲的《营造》即将出版。

（全文完。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16年4期，如转载须标明出处。）

建筑学报

本期微信编辑： 陈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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