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热点人物】在哈佛毕业演讲的首位农村考生
“我们家没有背景，做生意也没有资源，唯一的出路只有读书，读书可以改变命运。”4月27日，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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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距离2016年高考仅剩10！距离2017年高考还有375天！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哪怕是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10天后，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新世界！
“我们家没有背景，做生意也没有资源，唯一的出路只有读书，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4月27日，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在Facebook上写道：“这是一次耗时很长的竞争，但很高兴我撑到了最后。”
为了从2000多名毕业生中脱颖而出，何江找到肯尼迪学院专门负责publicspeaking训练的教授来帮他改稿子做训练。
终于，一个月后，美国时间5月26日上午，何江以及另外两名毕业生站上了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台。这代表着哈佛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除此之外，这次登台对于何江有更为特殊的意义——他成为首位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华人学子。
何江来自湖南省的一偏远农村，可以说在这位28岁的青年成长史中始终伴随着竞争。他从教育资源贫瘠的中国乡村到走出了8位美国总统、上百位诺贝尔获得者的世界名校，何江一次次在激烈而又残酷的竞争中胜出。
何江说，高考抑制了创造性，但对于他一个偏远农村的孩子，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高考，他怎样才能胜出。
不过，这些年他感受到很多农村家庭不再笃信“学习改变命运”。他很难过。
“为什么哈佛会一开始录取了我？”
何江的父母没能像其他家长一样，去大洋彼岸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
在中国湖南宁乡县的一个山村，妈妈曾献华打开微信，开始跟何江视频聊天。此时的波士顿已是深夜，何江在做最后的演讲练习。
第二天上午，何江和另外两位哈佛毕业生站上了毕业典礼的领奖台。他们要向超过三万人分享他们的故事。
这是哈佛学生的最高荣誉，也是何江从未想过的事。
7年前，何江申请到了哈佛生物系的博士项目，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那时，他即将从中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
一进哈佛校园，见到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何江感觉没有信心：“我甚至怀疑为什么哈佛会一开始录取我？”
何江强迫自己参与美国人举办的活动和讨论，为了更好地了解哈佛文化，他在第二年申请成为辅导员。
临近毕业季，一位教授建议他去申请做毕业典礼的研究生发言代表。何江觉得自己不善演讲，英语又不是母语，没信心，他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接受了教授的建议。
竞争十分激烈，有几百人的参选，在10几位教授的筛选后，何江成功的入围复赛。进入了复赛，演讲需要完全脱稿。
何江紧张极了，下台后连自己说过什么都忘了。
为了这次选拔，3月初，何江参加了学校的演讲工作坊，从学写讲稿起步，每改完一稿，他都发给朋友阅读。他还找了肯尼迪学院的教授和许多之前认识的教授来帮他改稿子做训练。
复赛两个小时后，何江收到评委的邮件，过关了。
黎明是何江的高中同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留学教育工作。何江内部选拔时，他正在哈佛参加一个教育论坛，选拔在晚上进行，当天黎明和何江见了面。他对新京报记者回忆，“何江很有信心，他一直心态比较平和。”
“爸妈没有那个能力，你放弃吧”
1988年正月初一，何江出生于宁乡县停钟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两年以后，弟弟出生。一家四口住在没有自来水的土坯房里，下雨天，房顶漏雨，要用盆子去接。
父亲何毕成高中毕业，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母亲曾献华不识字。他们养猪、种水稻，维持家里的生计。
不过，何江的父母打定主意要供儿子读书，“能读到哪就供到哪”，何毕成对新京报记者说，“我们家没有背景，做生意也没有资源，唯一的出路只有读书，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何毕成介绍，90年代初，村子里的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把孩子留给家里的老人看管。何江的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他们不放心把孩子留在家里，放弃外出打工的念头，一直留在村子里陪孩子长大。
何江四岁就读小学了。每天放学，村子里的孩子都在外面跑着玩，何江被关在家里写作业。
何毕成变得很严厉，有一次，何江有一道题不会做去问爸爸，何毕成生气地说，“我让你去学校读书，你不好好学还要回来问我？”
何江小学毕业以后，他想到乡上的私立学校读初中，学费一年一万。
曾献华回忆，当时她为难地讲：“爸妈没有那个能力，你放弃吧，只要会读书，自己努力，在乡里也是一样的。”
何江有些不甘心的进入乡里中学。中学一共四个班，2002年，最终顺利考进了宁乡一中，宁乡县最好的高中。
黎明回忆，他们一届共20个班，其中1个重点班，1个艺术班，18个普通班。重点班是按照入学考试成绩分的，取前50名。何江和他都没能进入重点班。他和何江是当时的“饭友”，在寄宿高中里，每天同吃同学。
何江的另一位高中同学谈俊新对新京报记者说，何江那时候经常穿一件浅蓝色的衬衫，用缝纫机缝制的那种，何江属于同学中贫困的那一部分。
那时，何江他们经常站在教室门口等待下课铃响，然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食堂。昨天在何江登台演讲之前，黎明在朋友圈感慨那段时光：“因为不想排队浪费时间，要么最快跑步到食堂，要么等到最后”，省下来的时间就用来在教室里学习。
在黎明眼里，何江是个“心很大、人很近”的人，“胸襟、视野、格局很大，但人很亲近、很热心”。
何江的一位高中老师说，何江本来的目标是北大，高考前见了北大招生的老师，满怀期待走进考场。但高考成绩出来以后，没有达到想像的分数，何江最终选择了中国科技大学。黎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毒蜘蛛轶事”
何江演讲的题目是《蜘蛛咬伤轶事》，在他小时候，有次被一只有毒的蜘蛛咬伤，母亲让他咬上一支筷子，并用被白酒浸泡过的棉布缠在伤口上，然后点着了棉布来帮他治病。
在被毒蜘蛛咬伤的年代，已经有现代医疗技术，何江问自己，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接受正规的治疗？
他通过这个故事阐释了自己的科研意义：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他母亲一样的农民群体。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到哈佛做“经济全球化”的演讲。结束后，何江找到尼尔弗格森并分享了自己对于全球化及中国农村发展的看法。尼尔弗格森当场问他：“你这周三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出来喝杯咖啡，我们好好聊聊这个话题。”
让何江没想到的是，当天弗格森还带来了好几位重量级教授，结果他们畅聊了半日，最后弗格森建议何江把他自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从中国农村的变化来反应中国近30年的发展变化，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何江很喜欢《江城》这本书，从一个外国人角度写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他希望自己的书能够从中国人的角度写一个乡村的故事。
“我经历过巨大的城乡差距，也见到了知识和技术如此分配不均。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帮助那些落后地区的人们，只要把现代社会里的知识分享传递给他们”，何江说，“我希望能够让哈佛的毕业生们在新的旅程开启前，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使命。”
黎明说他对何江的演讲感触特别深，他们两家住得很近，黎明对新京报记者说，他们深刻体会到他们家乡知识和教育资源的匮乏。
当时村里“知识改变命运”、读书重要的思想盛行。黎明的爸爸也是这样，很重视对他的教育，村子里有打牌的摊子，黎明小时候爱去看热闹，一旦被发现就会被爸爸用树枝打。
“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是他们那里流行的一句谚语。
不过，这几年何江的妈妈偶尔听到亲戚朋友议论，读那么多书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大学毕业生挣得没有农民工多。他们那里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心开始动摇。
何江听到这些，很难过。不过他还是坚信教育对人的影响是钱和物质不能衡量的，“因为他会影响你的人生态度和视野。”何江说。
因为哈佛的毕业演讲，何江成为热点人物。好友黎明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和何江的照片，并配上文字：“待殊途同归—学习改变世界！”
何江演讲全文↓↓
蜘蛛咬伤轶事
何江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各位如果有生物背景，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已经过去大概15年了。我非常高兴地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建树，但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的地方，我们有时做得还不尽如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300万名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科学知识传播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疗蜘蛛咬伤。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地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即简单地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己理解是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地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掌握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相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的社会都更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心是，将知识传递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到成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找出更具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和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知识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以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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