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语来思】五年前的一篇返乡手记,看叔都说了啥?

 

【琦语来思】五年前的一篇返乡手记,看叔都说了啥?

编者按

天气升温,新年的味道彻底...

【琦语来思】五年前的一篇返乡手记,看叔都说了啥?



编者按

天气升温,新年的味道彻底散尽了。今年,返乡手记炒得尤其火爆。其实,作为一个三岁孩子的父亲和一个拥有五年新闻从业经历的人,这都是琦叔玩剩的。所以琦叔不愿凑热闹。不过,当舆论沉静下来的时候,琦叔才有了说的欲望。且看琦叔五年前写的一篇返乡手记,如今读来仍不算过时。至于今年想说的话,请看后面。

乡村随想——抹不去的爱恨情愫
2011年的春节,是我从事记者行业以来回家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我有生以来感触最深的一个春节。我是80年代一个农家出身的孩子,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直到大学毕业后才离开乡村,渐渐疏远于她,但她的基因已经渗入了我的骨髓,我知道自己的一生将不可能与她脱离干系。

这次回乡,乡村的变化,让我惊喜,但乡村的清冷、阴暗也让我觉得痛心。现拾掇二三事,聊作一副乡村素描,希望可以让你触摸到如今乡村的某些真实。如有能起到一丝启示或警醒作用,将不胜欣慰了。

01

往昔拜年大包小包 今年过节不收礼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崇尚礼尚往来,故有“来而不往非礼

也”之说。

在我记事起,每当过年,父母总是为“拜年礼”发愁,一来不知道选什么礼品好,二来又考虑花费问题。比如买一般的红糖、点心、罐头之类,又担心亲戚家不喜欢,买贵一点的、档次高一点的礼品,家里经济条件又承受不起。印象中,过完年三十儿,大年初一就开始提着大包小包走亲戚,而亲戚家多的,还得挑着两提包礼品挨家送,而那时多为山路,拜年往往成了最辛苦的体力活。记得那时住在邻镇的姑父每年都要挑着东西来拜年,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而其花费也不菲。

近年来,“过节不收礼”的口号逐渐在农村被提出,而且渐渐得到响应。“我说了,今年拜年你来我家什么东西都别带了,来个人我就高兴了,走亲戚就是走个热闹味儿,你如果带东西了,我去你家也会空手(不带礼品)啊。”如今在老家农村,亲戚家拜年都不忘了这样嘱咐。而今年很多人已经在这样实践了,比如我家住县城的堂姐夫来我们这儿拜年就什么礼品都不拿,大家一样喜欢,还说这样做得好,来年还得这么做。

“拿的点心、酒之类的礼品也不实用,还便宜了商家,而且拿来拿去多麻烦啊,还是俭省点比较好。”乡村的父老都这么说。我倒非常认可这种观点,称得上是农村的一种新风尚,比起如今某些官场的海吃海送,老百姓显得多么淳朴可爱!

02

昔日过年闹声一片 如今小儿打工结婚忙

记得儿时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倒不是因为嘴馋,而是好玩儿。那时候,村户多,孩子也多,过年一起堆雪人,打雪仗,炸鞭炮,最好玩的就是把趁大人不注意,把家里过节的鞭炮拆下几颗,插在雪地里或者牛粪上,一下子炸开花,虽然父母知道后会连声责备,但因为过年也不至于挨打,而心中的那份乐儿那叫一个实在。而最令人盼望的是正月十五的耍花灯、舞狮闹元宵活动,十五晚上家家户户灯火通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真是一个纯粹的不夜天。

而如今,别说闹元宵了,就是过年也很少几个人,根本热闹不起来。自从打工潮在农村兴起以后,至今就没有停过,而是愈演愈烈。村里的年轻人基本走空或者搬家,留下年迈冷清的村落和在家带孩子的老父母,父母有能耐的就顺带种点田地,没力气干的就把田地免费送给别人种,或者干脆在田里栽树。年轻人过年有的回家匆匆休几天假就回工厂上班,路途远的甚至就在外乡过年。闹元宵是体力活,以前都是年轻人在闹,如今年轻人出走了,留下老弱妇孺,根本闹不起来。自我上大学以来,家乡闹元宵的传统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退隐了,老一辈人的技艺也渐渐失传,留给人的只有回忆和怅惘。

而伴随打工热潮的兴起,加上计划生育的普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越来越少,比如我当年所读的村小学在校生有五六百人,而今年回家听说在校生已经不足100人。由于人数太少,小学六年级的学生都搬到镇小学读书,剩下五个年级的学生,不少班级都合并在一起学习。乡民告诉我,高年级的学生听课时低年级的学生听不懂,而低年级的学生上课时,高年级的学生又不愿意听,这样势必影响教学质量,很多学生的基础都没打好,而学生的爷爷奶奶多为文盲或文化素质偏低,不能担负起学生的辅导任务。

在老家,我发现90后学生是受害最严重的一代,比如我村的梁家的两个孩子,都是90后,初中毕业后,姐弟因为厌学都双双辍学,赴广东打工,弟弟至今已经谈过了三个女朋友,今年准备结婚。而我堂哥的儿子才15岁,刚上初一,由于学习成绩跟不上来,今年就不愿意再上了,过年后硬是跟父母去了广东打工。而我家族另一哥哥的女儿刚过18岁,年初就背着父母偷偷跟一个同学去广东打工了。嫂子无奈地告诉我:“实在读不进去,也不愿意读,她要打工就随她吧,我也没办法了。”

而我觉得,如果留守儿童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还将延续,并殃及到00后的孩子。

03

以前纳税吓坏老百姓 如今村官腐败引民愤

在我记事起,每年秋收后都要去粮库纳粮,后来改为纳税,但由于粮价低,加上种田成本高,一家辛苦一年收获的一点粮食根本变卖不了几个钱,而人均的提留却很高,村民交不起税,村干部就开车三轮车到农户家抢粮食,冲突不断,民怨沸腾。当然,那是中国当时的现实国情,也是一段惨痛的记忆,但我觉得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今,国家政策好了,农业税取消了,种田还有补贴,按说农民应该高兴才对。但我看到的状况是,农民仍然高兴不起来,甚至多了几许忧愁。

不管国家如何鼓励,种田终究是个苦力活,是个亏本生意,不如打工赚钱来得快,如今农村的年轻人根本不愿意种田,能守田地的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一辈人了。对他们而言,种田只是糊口的手段,而不会有经济思想的掺入。

更为要命的是,如今村官素质偏低,道德败坏,一些村干部将手中的权力作为损公肥私的手段。譬如我们村的低保户的评选,村干部说了算,一些改起了小洋楼、家庭比较富裕的村民只要给村干部送点礼、请他们好好吃一顿,平时对他多行点贿,就可以评上低保户,这样的情况在我老家很普遍,老百姓都见怪不怪了。

再比如残疾人的福利政策,在农村也得不到有效落实。譬如我老家一个聋哑人的残疾症至今被村长拿着,每年国家给残疾人的补助都被他冒领。在农村,村官的权力有多大,心有多黑,你不去看一下都不知道。

在农村,国家医保政策也没有得到有效实施,比如我家当时村干部收了5口人的医保费,可当回款单下来时,却显示只有两个人投了医保,剩下的三口人的钱显然被村干部私吞了。老家的乡亲告诉我,他们都不敢参加医保了,不是怀疑国家的政策,而是不相信村干部,怕自己的钱打了水漂。

而这个现象不是个案。譬如我在河南信阳市罗山县的舅舅家拜年,我的表哥告诉我,他和妻子去年参加了国家养老保险,可最近拿到单据一看,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少了一位数,而妻子的性别竟然写成了“男”,表哥气愤不已,找村干部理论,要求退款。

虽然国家推广大学生村官,但在很多地方,还是没有落实,而村民选举也成了一句空话。村干部的素质低下,受害的是广大农民,损害的是党和国家的威信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开始警惕了!

在亲戚家吃饭,我发现猪肉越来越少,而牛肉、羊肉等肉类多了起来,而且村里挂着外省牌照的私家车也多了起来,这说明人民的生活的确富裕了许多,值得欣慰,但这表面的物质富足却是以牺牲精神家园换来的,如今农村赌博成风、电视作伴。如今空落荒凉的乡村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让人喜庆不起来,难以释怀。而这,是我们亟需思考和整改的一个课题,因为物质的富足并不能解决精神的空虚,否则,我们都将迷失自我。

(赖家琦 2011-2-16于黄石)后面的话:再说乡土
关于乡土:凋敝的人心与鸡肋
位于鄂东北的乡村老家,每到年关,外出务工的人就像归巢的候鸟一样,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成为融入骨血的一种习惯和仪式。
每到这时,镇上的集市总是异常热闹,给人以异常繁华之感。新开通的通村公交车,也是人满为患,本已严重超载,加上采购的年货,就更加拥挤了。售票员趁机涨价,平日2元的票价一下子涨到了5元,但因为是年关,人们倒也能接受。
2016年2月2日,大伯80岁大寿,加上儿子在镇上买了新房,干脆两件喜事一起操办,在老家宴请四方宾朋。大伯的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已二十余年,十多年前就在村里该起了两层高的小洋楼。如今,大伯的孙子孙女已长大成人,孙子初中辍学后外出打工至今,孙女大学毕业后也赴广东务工。
大年三十儿那天,孙子骑摩托车将大伯大妈拉到镇上的新房过年,一家人首次到城里过年,显得异常新鲜。吃完团年饭,大伯回来了,他拄着拐去喂他新抓的小猪仔,去年喂养了一大年的猪已经在年前宰了。大妈次日也回来了,她放心不下老伴。孙子、儿子、儿媳留在了城里。
大伯在村里生活了八十年了,从未出过远门,甚至连镇上都很少去,他的活动场所除了家就是土地,他的穿着一看就是农民。而他的儿子已经放弃了土地,他的孙子早已脱离土地。儿子时髦的装扮、孙子一袭黄色的头发,与乡村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但矛盾似乎已经显现:在镇上买了房,却不能在新房里久居。年一过,儿子孙子又要奔赴远方,开始新的一年的打工生涯。新家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过年能住上几天,在外人看来比较体面,因为终于在形式上脱离农村了。或者看得久远一点,待孙子的儿子出生后,可以方便在镇上读书,不至于受奔波之苦。但是,他们的骨子里却无法脱离乡村,因为镇上什么东西都得靠钱买,而且物价很高,他们舍不得买,还得向乡土索取。于是,年事已高的大伯大妈不得不继续耕种田地,以为他们的子孙提供衣食无忧的保障。
这是如今很多乡亲们正在经历和面临的共同局面。 大家都争前恐后地在镇上甚至县城买房,可是,没有乐业的地方真的可以安家吗?房子,到底能提供大多的保障,又能保障什么,恐怕他们心里也是一本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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