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对解剖学那么热情?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解剖学有无比强烈的热情,他们继承了古代解剖学的概念和方法,又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对人体结构、循环、呼吸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鸟学者说  ID:zhigengshequ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解剖学有无比强烈的热情,他们继承了古代解剖学的概念和方法,又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对人体结构、循环、呼吸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盖伦的遗产

文艺复兴时期,对解剖学研究的热心程度,也许是早先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与其相提并论的,结果使人们对人体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在此,我们可以提及帕多瓦的一批教授和他们的学生:安德烈·维萨留斯、雷尔多·科伦波、加布里勒·法洛比亚、阿奎彭登特的赫罗尼玛斯·法布里修斯以及威廉·哈维。从维萨留斯《人体结构》(1543)的出版到哈维《心血运动论》(1628)的出版这段时间内,尽管他们的著作并非总是非常完美地符合近代科学的模式,但是我们将发现,大宇宙、小宇宙的类比和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和思考的一种促进因素在此再次出现。



卡尔皮的《人体解剖学》(左)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右)
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主要人物都公开声称他们忠诚于亚里土多德和盖仑,而英国的炼金术士罗伯特·弗拉德医生则第一个在出版物(1629年)中支持哈维的循环,因为在他看来,循环具有深刻的神秘含义。也许没有比这一事实更能体现出17世纪早期各种知识潮流的复杂性了。

就像在所有其他学科领域中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最初建立在更早些时期幸存下来的各种原著和概念之上。这部分地意味着人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大宇宙一小宇宙类比观念,并且也意味着一种活力论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后来成了17世纪机械论者攻击的目标。

但除了幸存的各种古代哲学概念之外,还有一大批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资料。克朗登的阿尔科曼昂(活跃于公元前500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曾对描述人和动物的各个部位感兴趣;而在亚历山大,赫罗费拉斯和伊雷西斯特拉都斯领导着一个异常活跃的解剖学派。后来据说,他们通过对各位托勒密王提供给他们的罪犯进行活体解剖来获取观察资料。

但不论此说是否真实,毫无疑问,亚里山大的解剖学家们的确解剖过人尸。这一成果体现于对人体各个部位所进行的详细的解剖学描述以及与动物相似部位的比较。另外,他们进行的各种生理学探索成了近两千年来人们讨论的主题。

如果说,亚里山大的解剖学研究达到了古代科学的顶点,那么,在盖仑获得胜利的那些世纪中,由于他势不可挡的影响,这些解剖学家们的全部原著都散失了。盖仑最初是一位在他的出生地柏加曼城为古罗马斗剑士服务的外科医生,后来他广泛游历了全帝国,并且写下了论述哲学和医学所有方面的著作。古代晚期和伊斯兰的医学作家们摘录整理的,正是他的著作,而非他前辈们的著作。


盖仑
而在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化学论追随者们反抗的正是盖仑著作的持续影响。我们无法对盖仑内容广泛的著作进行概括说明,但有必要关注那些特别令16世纪解剖学家们深感烦恼的几个观点。

盖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著作既冗长又详尽。他的著作由于考察了脊髓、呼吸机制和心血管系统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他的结论只是在很小程度上依赖于人体解剖。他主要依靠那些容易得到的动物,如羊、牛、猪、狗,尤其是北非猿。所以,他犯下一些明显的错误就不足为奇了。如五叶肝(依赖于狗的解剖)和神奇网(retemirabile,人体中并不存在的一种复杂血管网)被作为人体解剖的一部分来描述。直到16世纪以前,诸如此类的错误仍然是解剖学教学的部分内容。

盖仑对心血管系统的描述具有特珠的意义。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他的原著中发现了各种基本错误,这导致了一种全新的血液流动概念的产生。在盖仑看来,血液形成于肝脏,并由此通过静脉流向身体的所有部位。这种具有丰富自然精气的静脉血具有滋养人体组织的功能,同时带走废物。最后,静脉血在自然精气耗尽之后流到右心室。在清除了积聚起来的杂质之后,大部分静脉血首先被送往肺部,然后再送往肝脏。

但是,盖仑假定,在右心室和左心室之间存在着微孔,极少量的静脉血通过这些微孔流向左腔。这部分静脉血在左腔与来自于肺里的空气结合,形成了生命必需的生命精气,然后这些生命精气通过动脉被分送出去。最后的转化产生于大脑,这里已准备了动物精气,通过神经来传送它们。这个系统的关键依赖于心室之间的微孔这些并不存在的通道。一旦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就有必要对整个系统进行再思考。

但是,一千多年来盖仑的生理学观点并未得到修正。这部分因为盖仑是古希腊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最后一位伟大人物,但更因为古代后期的医生们只是对盖仑著作进行了节录和整理,而几乎没有进行新的研究。而且,虽然伊斯兰医学后来受到盖仑的强烈影响,但阿拉伯语原著更注重的是疾病的原因和治疗,而不是解剖学和生理学。西方学术界最初是从13世纪的译本中了解东方原著的。由于伊斯兰的这些兴趣,中世纪的西方学者们相对来说几乎不知道盖仑的解剖学著作。13世纪的医生们较易获得的著作只有一部《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的节本。

13世纪能够得到的解剖学著作数量有限,而相比之下,人们在早期公开解剖的复兴中却发现了未来的好预兆。在13世纪的萨勒诺,人们再次进行了动物实验,而在14世纪早期,波洛纳成了解剖学研究的中心。其促进因素不是源于医学院,而是源于法学院,因为法学院的人认为有验尸的必要。蒙蒂诺·德路西(1275—1326)于1316年在波伦亚撰写的解剖学教科书,直到16世纪开始后很久一直是公开解剖的典范。在该书中,他首先着手描述的是腹部器官,然后才是外部的头和四肢。这种顺序可使人们首先关注那些很可能腐烂的部位。在缺乏适当保存技术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世纪的医学院很快就认识到了这种示范的重要性,并且不久就规定,医科学生必须参加指定数量的公开解剖。到了1400年,公开解剖就成了大多数大学的普通课程。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示范旨在使学生熟悉人体的各部位,而并不以新的研究自居。

解剖学的复兴

传统的持续性使蒙蒂诺的解剖学著作在15世纪末期得以出版,但这一时期的医学人文主义则把新的重点放在古代原著上。不久,人们就发现,学者们无法读到盖仑最重要的解剖学著作,但他们很快就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将其编辑成希腊语和拉丁语出版。盖仑的《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到1500年已出版了几个拉丁语译本。

托马斯·利纳克雷,这位英国医学人文主义者、伦敦内科医师学会的创始人,曾梦想出版一部完整的希腊语版的盖仑著作。实际上,他为出版许多单本的医学著作尽了努力,其中就有盖仑的《论自然的官能》(1523)。

巴黎的医学教授安德纳希的约翰内斯·金特甚至更加勤奋,他在自己的早期学术生涯中将许多精力都倾注在古希腊医学原著的翻译整理上。他不但翻译了盖仑的大部分著作,而且还编辑了古代晚期许多其他医生的著作,如艾吉那的波尔(7世纪晚期)、卡留斯·奥雷利亚努斯(7世纪)、奥利巴苏斯(325—400),以及特拉利斯的亚历山大(6世纪)。此外,他还写下了论述黑死病、药用泉水和助产术的各种著作——并在其晚年,著文为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药物作辩护。

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理论

真正有意义的是,就在金特刚刚翻译完盖仑的《论解剖过程》(1531)一书之后,一个名叫安德烈·维萨留斯的新生进入巴黎大学学习医科。由于认识到这位年轻人的聪明才智,金特便选用他协助自己编写教科书《根据盖仑的观点医科学生应学习的解剖学基本原理》(1536)。尽管维萨留斯后来对他导师的专业知识评价甚低,但事实上,他从导师那里受到了这一领域中能够得到的全欧最好的训练——还有金特强烈的盖仑倾向的影响。

维萨留斯这位敏锐的观察者很快就认识到盖仑著作中的许多错误——以及对人体各部位作正确描绘的需要。在这方面,他的著作也许与布伦费尔斯、贝克和富克斯的著作类似,他们三位都认识到在植物学领域制作新插图的重要性。但如果认为只有维萨留斯制作过近代解剖学插图,那是错误的。列昂纳多·达·芬奇(1452—1519)更早期的解剖学插图技艺高超。但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这些插图没有出版,因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在维萨留斯之前的确有另外一些人在这方面做过工作,最著名的是波伦亚的彼伦加略·达·卡比(1460-1530),他为译注蒙蒂诺的著作而制作了各种新的解剖学插图。
维萨留斯正在解剖一个胳膊


通往《人体结构》之路相对较短。离开巴黎之后,维萨留斯在鲁汶大学教了一年书(1536年),此后在帕多瓦获得了医学学位,并随即被该校委任为外科学讲师(1537年)。除了旅行和教学之外,维萨留斯不断写作。1538年,他应解剖学学生的请求,出版了《六页集》(Tabulae Sex)——6页纸的正文和插图。其中3页纸的插图是由提香的一个学生简·斯蒂芬·范·卡尔卡(1499—1550)所作。

1541年,维萨留斯致力于盖仑著作的编辑。两年后,他出版了论述人体的杰作。该书出版后不久,他被委任为查理五世皇帝的御医,后来又被委任为他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御医。1564年,维萨留斯这位精力极为充沛的人,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后正准备返回帕多瓦时,客死途中。

《人体结构》由于其插图(很可能也由简·斯蒂芬·范·卡尔卡所作)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当我们转向该书的正文时,就会发现它正如我们所料是以盖仑的研究为基础的。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维萨留斯孜孜寻找的是古代原著中的那些细小错误。这是当时公认的学问,并不影响对古代医生的普遍尊重。但维萨留斯坚持一种盖仑式的排序,因为他在读者面前展示的首先是骨骼,其次是肌肉、心血管系统,最后才是大脑、腹腔和胸腔的器官。这个顺序与蒙蒂诺的实用解剖方法相反。

我们自己的兴趣则必须保持以维萨留斯对心脏动脉和静脉系统的论述为中心。他在这方面明显较保守。他并没有怀疑盖仑的精气(自然的、生命的和动物的)理论,而且他讨论血液流动时,也没有真正违背盖仑的观点。至于心脏,维萨留斯在反对盖仑关于心室间中隔微孔的主张时,显得非常勉强,以至于写道:

“中隔由心脏中最密集的物质组成,它的两侧充满小凹陷。就人们的感觉所及,所有这些凹陷都未从右心室贯通到左心室。我们对造物主的技艺感到惊诧,他使血液通过看不见的微孔从右心室流到了左心室。”

在此,他抛弃了观察而赞同权威。这一点使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洞察了盖仑在16世纪中叶享有的权威。

1555年,维萨留斯出版了《人体结构》第二版。在此,他又一次回到了心室间中隔微孔这一问题上来。但此时他已观察到,“尽管这些凹陷有时显而易见,但就人们感觉所及,它们均未从右心室贯通到左心室”。在此,他抛弃了盖仑的观点,但读者感觉到,这是一次痛苦的决定。

“不久前,我甚至不敢偏离盖仑一丝一毫。但在我看来,心脏中隔就像心脏其他部分一样厚、一样密集、一样坚实。因此,我不明白,哪怕最小的微粒是如何通过中隔从右心室转入左心室的。”

这个被当时的解剖学家们证实的决定,导致了对血液流动的彻底再思考。

维萨留斯本人很关注来自比他自己更保守的那些人的批评:“因为一些人的研究一直并不是那么成功,因为我抛弃了盖仑的观点,也因为我由于盖仑的缘故而不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理性,这些人被如此激烈地煽动起来反对我,我当然应该得到一些比他们的诽谤更好的东西。”尽管他非常尊崇盖仑本人的著作,但当人们直率地建议他以更加传统的人文主义方式出版一部盖仑著作的注解时,他却拒绝了这些建议。

维萨留斯也许并不像有人曾认为的那样是一位革新者,但毫无疑问,在所有解剖学教科书中,《人体结构》几乎立即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复制该书及其插图,而且有证据表明,在维系始于维萨留斯及其帕多瓦的接班人之间的持续的师生关系上,该书具有重要作用。


伦勃朗的《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
维萨留斯的继承者是雷尔多·科伦波,他曾做过维萨留斯的助手。接下来,加布里勒·法洛比亚又接替了雷尔多·科伦波。法洛比亚以研究人类输卵管而闻名,在他死后,输卵管被称为法洛比亚管。法洛比亚的继承者是赫罗尼玛斯·法布里修斯,他的学生威廉·哈维熟知他论述静脉瓣膜的著作。这种非同寻常的传承关系表明了维萨留斯和哈维之间有着紧密而直接的联系。

维萨留斯的著作确定了心脏的结构,但的确没有确定其功能。其生理学基础仍然是盖仑式的,并源于《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的确,自盖仑以来,有关心脏、肺和动脉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塞尔维特的呼吸和循环理论

然而,维萨留斯的后继者们在研究这些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呼吸的作用方面,几乎立即超过了他。第一位这样做的人是米歇尔·塞尔维特,他早期所受训练与维萨留斯有某些相似性。他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一位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神学家,但他也曾作为一位解剖学家在巴黎金特的门下受过训练。像维萨留斯一样,塞尔维特也作过金特的助手。

我们发现他也是盖仑的追随者,这一点从他的《论糖浆,根据盖仑的观点》(1536)一书中可以看出。但另一部早期医学著作却抨击列昂纳德·富克斯是一位异教徒,几乎不用怀疑,在当非国教教徒会遭遇危险的时代,塞尔维特本人就是一位宗教激进分子。作为一位既不能容忍天主教徒又不能容忍清教徒的唯一神教派的教徒,塞尔维特在21岁之前就已经出版了两部著作论述三位一体教义的各种错误。

由于受到追捕,他化名为维拉诺乌斯而受雇于一位出版商。到了1546年,他已经写完了《基督教的复兴》,并将该书手稿——与另一部论述三位一体的著作一起——送给了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此时,他被迫逃离天主教统治下的法国,开始了途经日内瓦前往意大利的旅行。在日内瓦,有人认出他就是攻击加尔文的人。他在前往教堂礼拜时,遭到逮捕。1553年,塞尔维特因各种过错受审,并被判处极刑,他和他的著作一起在火刑柱上被焚毁。


塞尔维特
1553年印刷的几千本《基督教的复兴》只有三本幸存了下来。该书本身就是塞尔维特宗教信念的一种表现。但对我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是第15章,它论述的是圣灵以及神灵对人的施与。在这一章里,塞尔维特讨论了呼吸以及精气与空气的关系。

在他看来,身体中的生命精气是由稀薄的血液与吸入的空气相混合所产生——并且它并非像盖仑所假设的那样形成于左心室,而是形成于肺部。由于抛弃了血液从右心室渗透到左心室的盖仑的概念,塞尔维特正确地描述了肺循环:从右心室流出来的血液经过肺动脉被排注到肺部。在肺部,由于吸入的空气使得静脉血变得更加稀薄,血液在这里的颜色就发生了变化。血液再从这里经过肺静脉流到左心室,然后通过动脉系统分散出去。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13世纪的伊本·安·纳菲曾经正确地描述了这部分的血液流动,但这并不表示任何一位16世纪的解剖学家都知道他的著作。

重要的是,要坚持从当时的背景中去理解塞尔维特的这种描述。正如这一时期的其他方面一样,人们可以注意到,这方面的各种重要的观察材料都产生于我们今天认为是非科学的那些背景中。就在70年以后,类似的有关空气精气及其与血液的关系的思考,促使罗伯特·弗拉德描述了一种神秘的血液循环——并且也促使他成为第一个起来捍卫哈维的《心血运动论》的人。


哈维和他的《心血运动论》
尽管塞尔维特论述肺循环的观点一个世纪以后才为人所知,但这部著作在16世纪中叶是否具有影响却仍有疑问。然而,在16世纪下半叶,人们迅速接受了无孔中隔的概念,这一事实要求对动脉血液的起源作出一种新的解释。雷尔多·科伦波在其解剖学教科书(1559年)中——也许独立地——得出了与塞尔维特相同的结论。

在此——与塞尔维特形成对比——我们感到自己正置身于维萨留斯解剖学的牢固传统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盖仑的影响,因为正是肝脏为以后流向全身的血液改善了营养。同样,正是左心室将赋予生命的血液通过主动脉分流出去。然而,科伦波对心脏及其瓣膜的精确描述要求肺循环的途径是从右到左。科伦波死后,这种“小循环”被人们普遍接受。

哈维和帕多瓦学派之间的最后一个联系环节,可以在哈维的解剖学老师赫罗尼玛斯·法布里修斯的著作中找到。法布里修斯与帕多瓦大学的联系长达64年之久。尽管人们最频繁引用的也许是法布里修斯论述比较解剖学的著作,但是他作为哈维在描述静脉瓣膜方面的前辈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当哈维还是帕多瓦大学的一名学生时,法布里修斯就对这一专题展开了研究,并于160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作为一位彻底的盖仑信徒,法布里修斯坚持认为,这些瓣膜的存在是为了阻止危险的血液扩张。倘若某个部位需要过量的营养,那么瓣膜的作用就是防止其他部分给养不足。动脉血的正常涨落说明了动脉中不存在这些瓣膜。在哈维看来,瓣膜是血液单向循环的证明。

伴随着解剖学知识的不断增加,16世纪末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一些学者开始用笼统的措辞来谈论体内全部血液的循环。这有许多原因。一些人——像塞萨皮洛——是好战的亚里士多德派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论及心脏在人体中的首要地位,而塞萨皮洛采用了肺循环的观点,因为肺循环似乎赋予了心脏更大的重要性。

另一些人则根据符合大宇宙和小宇宙一致性的那些神秘天界影响来思考。如果人们接受了这种观点,那么唯一正确的结论就是,小宇宙循环应该仿效行星(或太阳)的旋转。的确,劳契·勒·贝利弗写了一部论述人及其“本质的解剖”的著作。他认为,“本质的解剖”所强调的,是两个世界之间的类比,而不是各学派肉体解剖之间的类比。

最后,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认为,人体的各个部分起着一件件化学设备的作用。假使这样,血液以一种类似于蒸馏“循环”的方式在人体内循环的观点就会引起争论。虽然这纯属推测,但它确实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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