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人艺首都

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系列讲座首都剧场的营造

5月21日，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讲座邀请了参与设计建造首都剧场的李畅、常沙娜、温练昌三位和剧场转台的设计者老焱若先生的外孙朱小田。三位“85”后的亲历者和年近古稀的设计师的后代用他们幽默、风趣的讲述为观众展开了一幅首都剧场营造时的真实画面。...

1953年，为了解决北京人艺建院后没有固定演出场地的问题，剧院领导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联名报告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申请将大华电影院拨给北京人艺使用。但经市领导与文化部商榷，决定为北京人艺建造一座可容纳900人的剧场，并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审批，周总理不仅同意了这个项目还提议将剧场容量扩充为1200人，还同意了欧阳山尊提出的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订购剧场部分设备的申请，自此剧场开始了她的建造过程。

李畅（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回忆说:“当年首都剧场建造时，林乐义先生参考了诸多前苏联建筑风格和中国建筑的特点，把剧场外型设计为有点方墩墩那个样子，与前苏联的塔什干话剧院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回字型后台是吸取了当时我设计的北京天桥剧场（已拆除）建造的方法，所以现在一楼和三楼两层楼的排练厅和行政办公区都是这样的回形结构。”

[b]此外，建造剧场必须考虑到舞台好不好用，观众席是否方便，所以剧场一般内部结构应该要大同小异，以便观众找位置，节省引位的人员。同时，李畅先生还特别提到了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因为有资料的保存，才得以让后人真正了解到每一段历史和原貌。

常沙娜、温练昌两位经验丰富的艺术设计师承担了剧场所有的室内外装饰设计，他们强强联合使这座剧场在设计风格上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气质。

温练昌精心设计的剧场外立面栏板花饰和垂门花、雀替、额枋等装饰，还有当时流行的包含五星、向日葵、麦穗和松叶的中心标志还静静的守护着剧场。而常沙娜设计的场内门厅八角藻井的石膏花、彩画图案和二层楼走廊栏杆的铁花则依然绽放如初。温先生擅长自然色彩而常先生偏重于传统色彩，他们配合默契，既有统一的风格，又施展了各自的装饰手法，为首都剧场的凝重与安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首都剧场创了很多的第一，其中最独特的一个就是剧场色彩的设计，观众一走进大厅就安静下来，自己不自觉地就从一个缺乏文化的状态走到一个有文化的状态里面来。在此之后两位先生成为默契的伙伴，又多次合作参加了“十大建筑”等经典建筑、配饰的装饰设计。

在被观众问到曾经设计过哪些作品时，常沙娜说道：“我们搞设计不是像画一幅画那样，画完了签个字、盖个章，一署名就是某个人的作品了；设计都要运用不同材料、工艺，由多人不断改进，共同完成，绝不是简单的个人作品，就包括施工工人的工作都是我们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只能说我参与过某个项目的设计。当时的设计图上我们是从不署名的。”
温先生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研究生，工艺美院最早的教授，在讲座中不断地强调知识的重要性，鼓励当代的年轻人要更加重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要关注个人素质的提高。
朱小田老师讲述了儿时对外公老焱若先生设计首都剧场转台的点滴记忆。

当时首都剧场是国内第一座以欧洲大陆体系为蓝本、安装了完备的舞台机械的剧场，其中包括全套的德国式假台口，50道吊杆以及后来又增加的升降乐池，而其中最有特点的应该是在基本台中央安装了我国当时在剧场中自主研发、设计施工的唯一转台，直径16米。它在北京人艺舞台上一转就是60年，为舞台上的演出增光添彩，使很多剧目恰到好处地利用其动态节奏，配合表演达到了生动的演出效果。

几位设计师当年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守着他们的理想，因为热爱、因为信念将他们的青春奉献给了事业、贡献给了祖国，他们身上散发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小到九岁儿童，长到花甲老人都向他们表达了敬仰之情。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定要在新时期得到更好的传承，这就是一个博物馆研究和探究一座文化景观所要肩负的职责。

文：娜仁

图：老同志、蓝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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