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何以可能？（4）

认识何以可能？（4）——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皮亚杰是个天才，十岁就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有关鸟类白化病的研究论...

皮亚杰是个天才，十岁就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有关鸟类白化病的研究论文；中学时代已经成为世界上颇有影响的软体动物学家；22岁时，就以一篇有关软体动物的研究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不过，他在大学期间居然对“认识何以可能”的哲学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的欧洲大陆，由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是比较流行的，但是，在我有限的视野中，没有发现皮亚杰“熟知”现象学的证据；他采用的“临床法”据说是源于精神分析学派，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方法与几乎同时面世的现象学派所倡导的“回到事情（现象）本身”——作为一种方法的描述现象学有着很高的相似度（但是胡塞尔本人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将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他试图建立的是“第一哲学”——一切认识论的基础，所以，他始终致力于建构超验现象学；当然，这种纯粹超验的意识构造其实也是一种心理学——超验心理学）。纵观皮亚杰的一生，不管是超验现象学哲学，还是超验心理学，他肯定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始终强调“内外交互”，这显然是已经完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之调和工作的康德哲学倾向；虽然，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以后，没有人能够“绕过”康德，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数哲学家都可以归类为“康德主义者”；不过，皮亚杰的康德色彩仍然属于较重较浓的那一类：在由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两个端点所构成的康德认识论的“线段”上，皮亚杰当然没有站在绝对的中点上，他偏向于唯理论——这种倾向与康德本人也是非常一致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皮亚杰是一个康德哲学的一般意义上的传承者，他显然是站在康德哲学最边缘的“模糊地带”重新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皮亚杰对康德哲学的“设准”（在康德看来，空间形式、时间形式与十二范畴都是先验的、天赋的）产生了大大的疑问：纯粹理性范畴究竟是始终不变的，还是可塑的？具体来说，纯粹理性观念在其自身结构中是能够发生发展的呢，还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精神”，这种精神尽管有着社会环境、年龄和科学发展诸方面的差异，但却服从于永恒不变的规律？

     也就是说，皮亚杰并不接受康德意义上的“先天认知结构”（时空形式和范畴），他认为康德的“形式和范畴”是僵化且绝对静止的框架，把范畴看作是确定的形式，并一劳永逸地对心灵和事物施加影响，这一假设在心理学上是令人生疑的。如此以来，皮亚杰就从康德的认识论哲学踏入了认识论心理学。对于当时已经颇具影响力的各大心理学流派，他都一一进行了严格的“批判”，但也同时从中贪婪地汲取着丰富的营养。

面对“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行为主义者给出的答案是：儿童的认知就是“刺激—反应”联结的形成。他们不关注学习者是如何对待外部刺激的，也不考虑学习者的“反应”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在行为主义者看来：介于“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中间变量是难以接近的，是一个不可知的、魔术师的“暗箱”。而皮亚杰认为正是这个“暗箱或心理结构”才是认识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能把人的认知活动降低为低等动物（比如小白鼠等）的“条件反射”的建立，忽视“暗箱”的存在，也就是忽视人之为人的认知主体性。行为主义心理学反映到教育活动中，就会过于强调学习的外在动机，不管是奖励，还是惩罚，都是必要的激发动机的有效手段；而皮亚杰认为，只要学习内容与儿童的内在认知水平保持一致，就能够有效激发儿童的内在学习动机。经过这番评判之后，他明确了自己研究的核心和焦点：儿童的内在认知结构，而这正是行为主义者们所彻底抛弃的、不可知的“暗箱”。

皮亚杰对精神分析心理学显然也是熟悉的，他读过弗洛伊德的书籍，而且在巴黎期间曾经选修过荣格的课程，他的研究方法——临床法，以及他后来创立的儿童认知结构发展阶段论，也许的确受益于精神分析学派，但是，他至少通过以下两点划清了自己跟这个学派的界线：第一，他不准备涉足潜意识或无意识领域（包括荣格引入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而只想研究“海平面以上的部分”，即人类的意识领域；第二，他不准备像精神分析学家（特别是佛洛依德一派）一样只以生理或心理残疾的儿童和成人作为研究对象，他主要以正常儿童为研究对象，并试图以此解释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认知发展的基本规律。事实上，皮亚杰在这里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划定了纵向的界线。

对于格式塔或者说结构主义心理学，皮亚杰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曾经专门写过一本书叫《结构主义》，并明确提出一个“结构”的三个特征：整体性、变换、自我调节能力。皮亚杰显然终生都未曾放弃这些说法，但是，他终究没有成为格式塔意义上的结构主义者，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传统结构主义者所说的结构是成人的“认知结构”，是一个发展成熟之后的结构之特征，是共时性的结构，而非历时性的发生发展的结构；而他不仅要关注和描述这个稳定的结构形态，而且更加关注这个结构是何以发生发展的，也就是说，他为传统的结构主义者的“结构”增加了一个“发生学”的维度。

这个“发生学的维度”显然跟皮亚杰自身的生物学背景密不可分。我们甚至可以说，当皮亚杰步入心理学领域之后，他就是试图在进化论生物学与传统认识论哲学（康德哲学）之间的天堑上架起一座真正的桥梁。这样的学术背景和意图，使得皮亚杰的心理学完全不同于当时欧美流行的其他心理学派：第一，鲜明的、具有原创性的发生学维度。他“借用”了大量的生物学名词，如：同化、顺应、适应、平衡等；不过，当他真正开始从事自己的心理学研究时，他首先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设定为诞生之后的儿童，而将诞生之前的“胎儿”划归给胚胎学，他申明自己不会涉足这个领域；其次，虽然他认为“生物性成熟”也会影响儿童认知结构的发展，但是，他仍然将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生物生理学因素排除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鉴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水平，这样的划界显然是明智的（为今天的脑科学研究留下了一片广阔的领域）。第二，皮亚杰不满足于一般的描述性的经验心理学，他试图建立自己的科学心理学——用数学模型化和逻辑化思想对儿童的内在认知结构进行科学的刻画，而这种思想也是其他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之所以真正得以科学化的根本途径；为此，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心理学家，而认为自己（学派）是“发生认识论者”——一种介于传统心理学和哲学之间的新兴学科，以此界定自己与传统心理学家的区别。

当我们厘清了皮亚杰的哲学、心理学、科学等背景之后，就可以像皮亚杰一样发出追问了：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他的认知活动“何以可能”呢？也可以把这个“天问”分解一下：他（降生伊始的大脑（内在认知结构））是否“一无所有”呢？他又是怎样一步一步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发生发展自己的内在认知结构呢？或者就像皮亚杰在面对康德时所发出的追问一样：这些内在的“空间形式”、“时间形式”，以及“十二范畴”是怎样从无到有的呢？如果知识或者经验能够被成人获得，而儿童一开始又不曾拥有，那么，儿童是如何获得这些知识和经验的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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