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我市考古专家梁志龙丨去伪存真说考古 由表及里话古今

在这个春天面前，我无需芬芳更无需荡漾我只要让所有的春光，都蛰伏在我打开的身体里这个世界，就开始一点点为我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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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升升记者：

梁先生您好，这几年随着网络小说《鬼吹灯》《盗墓笔记》的流行，让“考古”成了一个文化“热词”。特别是最近以这两部小说改编的网络剧和电影的火热播出，再加上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更让“考古”成为了热门话题。

作为有着三十多年考古工作经验的考古专家，您的考古经历真像小说描写得那么惊险刺激吗？



梁志龙：

我还真没看过《鬼吹灯》和《盗墓笔记》，但是听说过书中的一些夸张描写，其实那都是作者为了渲染神秘感，刺激读者阅读进行的艺术加工，当不得真。

就拿传说中墓室里的暗器来说吧，我们国家曾对明十三陵中的定陵进行过发掘，民国时期的大军阀孙殿英也曾盗掘过慈禧的墓，可都没有遇到过什么暗器。我曾亲历过桓仁将军墓的发掘，这座墓葬外部封土高7.2米，底边周长170米，挖开墓道，也没遇到过什么暗器，墓室四壁，绘制着以莲花为主的精美壁画，此外，发现的就是高等级的随葬品了。《鬼吹灯》《盗墓笔记》等文学作品确实吸引了一些读者对于考古的好奇，但那毕竟不是真实的考古。真实的考古，要比那些小说更为有趣，如今在民间中，从事业余考古调查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一些文物爱好者组成了志愿者团队，经常深入山野，考察古代遗迹，参与这些行动，可能比读那些小说更有魅力。

许多考古现场，多在乡野。因此考古队员们，远离现代城市的繁华，在那荒郊野外，过着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其中虽有辛劳和危险，却也充满了乐趣与收获。考古工作并不刺激，相反，考古工作者最要耐得住的就是孤独与寂寞。



记者：

什么是考古？考古对于本溪的历史文化有哪些意义？



梁志龙：

我所理解的考古就是利用多种科学手段，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手段，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遗留的物质实物，通过这些实物的研究，尽可能的去复原人类所经历过的历史，进而推测出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

比方说，我们在考古中挖出了一座古代房子的基础，那么我们就要根据这个房子的基础去想象和复原，推演出当时房子的大小，再根据房址内及周围出土的遗物，推测出房子主人的身份和当时的生活。出土文物是了解过去的线索，通过一整套提取、分析技术，按照一套理论体系，来勾勒一整幅当地、当时社会生活的图景。比如，这些人达到了一个怎样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了怎样的社会结构，具有怎样的饮食习惯，在此基础上，反映出当时人们怎样的文化理念与信仰。当然，这种考证不单单是一个人文科学的过程，它还用到许多自然科学的手段，比如用碳14来断定年代、用金相学分析古代金属器物所含成分及其结构，等等。

获取没有产生文字前的历史状态，考古是目前唯一的途径。通过实实在在的出土文物，诠释彼时人类的足迹，是考古的一个重要任务。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考古依然重要，它是史料的注解、补证，甚至纠误。

过去，我们说中国历史悠久，有着四千年的古国文明。这文明的起始阶段，说的便是夏朝。但是通过考古，通过研究出土的文物，我们可以判定如：新石器时期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已经远远脱离了原始社会的水平，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就大大延伸了我们对于文明史的认识。也正是通过不断考古发掘和对考古资料的分析，我们才可以骄傲地称，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年的辉煌历史。

考古中出土的文物由于有严格而明确的地层年代，因此考古得出的结论准确性比较高，这对历史研究意义重大，而我们考古工作者也非常慎重，要为历史负责，没有把握的结论我们是绝对不会发表的。考古是严谨的科学，历史绝对不能编造，更不能误人子弟。

在过去的史料中，关于本溪的古代历史记载很少，如果仅凭史料上的只言片语，我们很难还原真实的历史状态，这就需要借助考古来说话了。比如庙后山的古人类遗址发掘，就让本溪古人类的历史一下子追溯到五十万年前，本溪成为了“东北第一人的故乡”。通过在马城子文化下层出土的网坠、榛子、石铲等遗物，我们可以初步还原出新石器时代先民在本溪地区的渔猎、采集、耕种的场景状态，进而推断五千年前，已经有先民在本溪地区定居。而马城子上层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又让本溪三千多年前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有了对照。这些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本溪这块土地的历史非常具有价值和说服力。




■发掘赵甸遗址

记者：

一名考古工作者应该具备那些素质？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考古专家？



梁志龙：

我觉得第一是要有“德行”。考古人的德行是最重要的。考古人生活清贫，工作艰苦，而面对宝物的诱惑，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如果德行不好，守不住“德”的底线，就会监守自盗，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去年我省就曾爆出省考古所的一位技工偷藏玉猪龙的案件，这就犯了考古人的大忌，也触及了国家的法律，足以引为人戒。

第二要有“学养”。学养也就是技艺。考古人要懂得考古，要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在野外发掘现场，要会分地层、辨遗迹，对复杂遗迹中的叠压、打破关系有着清晰的把握，这样才能在考古工地展开发掘工作。回到办公室里，还要有研究的能力，要能对发掘出土的物件进行整理、甄别、比对和研究，要能撰写发掘报告和发表研究文章，这才是一个称职的考古工作者。一个考古工作者从二十多岁开始介入这个领域，到五十岁左右时才能逐渐成熟起来，在身心状态、经验阅历、认识问题的能力和写作水平上达到一种均衡，进入事业的黄金期。

当然了，一个考古人要想取得成绩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回想我的考古生涯，应该是非常幸运的，我有幸参与了本溪地区的比较重大的考古发掘工作，特别是在黄金年龄，参与了五女山世界文化遗产的考古发掘和申遗工作，为本溪的考古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时代给了我这样的机遇，这就是我的幸运。



记者：

在您三十多年的考古工作中遇到的最大考验是什么？



梁志龙：

最大的考验应该是“耐性”，或者说是“定力”，就是说，在考古工地要“蹲得下”，在冷板凳上要“坐得住”。最大的考验，其实也是我最大的遗憾，那就是事业与家庭不能兼顾，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因为考古工作的特殊性，使我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顾家庭。野外考古，一个多月才能回家一趟，回家没过几天，就又要出发去工地了。一个考古季，往往是春天出去，初冬才结束，尤其是在五女山上考古，以及申报五女山城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些年，家里更是顾不上了，要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不能把国家交给的大事给耽误了，只能把家庭的重担全都交给妻子，真是难为她了！不久前，我的妻子因病离世，想起这些，我的内心就有深深的愧疚感，觉得对不起她。但这种遗憾，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



记者：

您提到考古的苦与乐，能不能说几个亲身经历的考古生活小故事，与大家分享？



梁志龙：

1996年，我和省考古所的万欣在桓仁“高丽墓子”进行考古作业。当年的墓地是在半山腰上，后来水库建成了，水漫了上来，墓地就在水线的边缘，水线以下就是70多米深的湖水了。

我们几个住在当地看林人的简陋房子里，那个地方不通电，一住就是三个多月，过了三个多月没有电的生活。万欣当年还要考山东大学的研究生，晚上点着嘎斯灯看英语书，条件实在是艰苦。下雨时最要小心的是蛇，房子石墙的缝隙很大，经常有蛇探出头，令人恐惧。我怕蛇，但同行的人有不怕的，还敢抓蛇，并怂恿我摸摸蛇，说这样以后就再不怕了，结果我摸了蛇的尾巴，但至今依然害怕。

当时吃的是个大问题，我们就让民工早上坐船上工时，给我们带过来一些青菜。当地有关部门考虑到我们考古队的困难，给我们批了条子“允许考古队捕捞食用鱼”，结果一网下去，打上来的鱼堆得像小山，我们上顿鱼下顿鱼的吃，鲜美的浑江鱼给我们艰苦的考古生活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通过那次考古，我们发现高句丽早中期的积石墓普遍采用火葬，同时搞清楚了当时高句丽墓葬构建的方式，相关文章发表后，我们觉得几个月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而当年的那些经历也成了日后的美好回忆。

有次考古住的地方是老房子，阴湿的炕上有跳蚤，晚上睡觉时，我们就把裤子、衣服挂起来。在野外考古，如果突发疾病是个麻烦事。有一次，我在五女山上得了感冒，大半夜的突然严重起来，“打摆子”似的发冷。省考古所的李新全陪着我下山去医院看病，输液后，很重的症状竟然很快的就好了！从医院出来，李新全建议去喝点酒。喝酒时，李新全调侃说：看病花了七十多块钱，这是药费，也是浪费，不如买酒喝了。

“高丽墓子”发掘临近结束的时候，万欣突然病了，身上起了红疹，额头发热，身上发烧，我急忙安排民工把小船摇过来，让他坐小船到对岸，然后上医院。没想到，万欣听后，高声对我喊了起来：“梁志龙，我不坐小船！”没办法，只好花了八十块钱，帮他联系了一条大船。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坐小船，因为就在此前不久，一批省高句丽专家来考察指导发掘情况，返程时坐着当地人叫“槽子”的小船，结果船航行在水库里遇到了风雨，水浪随着风涌，涨到离船帮子只有三四厘米，船忽忽悠悠的，似乎一个大浪打来，就能把船掀翻，真是太吓人了。可是当时也没多想，就想着赶快把船摇到岸边。还好，我们终于安全抵岸。那次，我们还看到了一生中很少见到的奇景，水面的前方正在下雨，雨线非常清晰的由上而下的飘落。而我们坐在船上，头顶还是晴天，小船前行，渐渐的驶入风雨之中，那感受，真是无法言说的奇妙。





■在桓仁考古调查途中小憩

记者：

盗墓似乎是一个很古老的行当，那么如今本溪还有盗墓的吗？



梁志龙：

当然有了，随着这几年文物热，本溪地区的盗墓也愈发猖獗。尤其是清代的墓葬被盗的更为严重。有时只为了墓葬里几个戒指、耳环，甚至还是铜的，就把墓葬破坏的十分严重，盗墓现场触目惊心。

我曾经去过几处被盗的墓地，有的把人头骨挖出来，随意的扔在盗坑旁边，有的把装殓骨灰的瓷罐，胡乱的扔在墓旁，有的骨灰罐上盖着的青花瓷盘，被盗墓者弄碎了，瓷片散落在盗坑内外。有的几代人的家族墓地，被盗墓者挖得千疮百孔。看到这些，真令人心痛。

盗墓这种行为，既严重地有悖人伦道德，也触犯法律，更为日后的科学考古研究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盗墓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并要坚决打击。



记者：

在古墓中考古作业，甚至与墓中骸骨打交道，您有没有过害怕的情况？洛阳铲真的那么有用吗？除了一些必备的考古工具外，您还有什么“秘密武器”？

梁志龙：

做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搞了这么多年的考古，也考察了很多墓葬，清理过不少墓中的遗骸，还真没害怕过。

在山区考古，洛阳铲用处不大，道理很简单，华北以及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土质深厚，通过洛阳铲取出土样可以判断地下土层结构，进而判断墓葬的位置，而如果一铲子下去碰到了石头，那就了不得了，很可能是碰到了墓葬的石盖子。但在我们这的山区，到处都是石头，用洛阳铲是无法准确判断地下情况的。

我的考古“秘密武器”就是“酒”，别人都说我爱喝酒，其实从省里到市里，考古的少有不喝大酒的，所以酒也算不上什么“秘密武器”。考古人爱喝酒的原因，我想不外乎两条。一是排解对家的思念，因为野外考古远离城市和家人，辛苦而寂寞，长夜漫漫不喝点酒，怎睡得着呀？二是消毒，整天在墓穴里与尘土、骸骨打交道，喝点酒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杀菌的作用。

其实，在艰苦的考古和调查结束后，能坐在热炕头上，喝上一顿好酒，对我这个从事了三十多年考古的人来说是种莫大的享受。记得有年初冬，我和考古队员们在桓仁二户来进行考古调查，很晚了，才回到了临时居住的老乡家。老乡专为我们杀了一只鸡，做了好多菜，设宴共饮，当时我深受感动，一时兴起，作了一首诗，当时就大声朗读起来，诗是这样写的：

云冻霜凝雪不飞，

山风尖叫冷如锥。

他乡莫道无温暖，

热炕头上举大杯。






梁志龙，曾任本溪市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本溪市学科带头人、科学技术拔尖人才，多年从事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曾参加和主持本溪地区20余项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因高句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众多成果，在国内外颇具学术影响力，曾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发表论文和学术报告20余篇。

日前，《沸流集——高句丽及辽东史地论稿》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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