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大成清华大学工程管理硕士教育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绿丞实业独立董事作者：刘大成清华大学工程管理...

作者：刘大成

清华大学工程管理硕士教育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绿丞实业 独立董事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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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产能过剩导致国家间竞争性争夺市场



近年来，全球性经济放缓，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首的新兴经济体需求减弱带动全球需求市场萎靡，大宗商品价格断崖式下跌，国际贸易收缩。据世贸组织统计数据，2015年全球贸易73个主要经济体占全球贸易90%以上的总额来看，全球贸易出口下降11.1%、进口下降12.56%。2015年全球粗钢生产量达到16亿吨，而过剩产能达到6亿吨，占比37%。而全球原油市场供应过剩200万桶/日，但仅仅欧佩克就日产原油达3150万桶。

4月17日关于国际原油冻产的多哈会议未能就原油冻产达成协议，虽然有部分国家期望实现冻产协议，但OPEC的领导者沙特阿拉伯坚持将伊朗列入“冻产”国家名单，可要知道伊朗刚刚恢复石油生产，怎么可能减产，更遑论冻产了；而其他国家也是各怀鬼胎，在已经确定短期内国际原油供大于求的局面无法改变的时候，谁也不愿意主动率先承担冻产带来的损失。而4月18-21日，经合组织钢铁委员会在比利时主办了“钢铁行业过剩产能和结构调整高级别研讨会”，多国就将钢铁产能过剩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因中国粗钢生产量2015年达到8亿吨。开幕式当天，德国万名钢铁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对抗中国钢材的冲击，法国经济部长指责中国在钢铁生产上有政府补贴，澳大利亚在会议结束后率先宣布对中国出口钢筋、钢圈征收反倾销税；但中国政府反驳说，中国粗钢年产量8亿吨，但钢材出口量仅1亿吨，占出口量的12.5%，而2015年对欧盟七国总出口783.8万吨，仅占出口钢材总量的7%，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年压缩9000万吨产能，不仅仅没有任何补贴性质的政策刺激出口，还对部分品种的钢铁产品加征了出口关税，双方各执一词，深刻体现了产能过剩中各国日渐强硬的自保立场。

另外特别引起关注的是全球货币政策分化造成的溢出效应日益突出，金融货币手段日益成为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和维护金融霸权的方法，竞争性货币贬值就是通过是本国货币贬值的方式来促进商品的出口。2009年7月G8会议声明草案上同意避免采取贬值本国货币的方式来促进出口，而后的历届G20会议上也一再重申反对竞争性货币贬值和各种保护主义，但美国多次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持续贬值，结果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2012年开始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纷纷采取价格宽松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3年日本推出“无限期”货币宽松政策，韩国、新西兰、欧盟和英国等争相效仿。

为了释放流动性，许多国家实行了名义负利率，即央行对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实施负利息，来维持货币流动、提高就业率。这样就使得高信用等级的短存续期债权基金呈现“名义负收益”，作为传统稳定收益的货币基金和股权基金收益率严重下滑，但发达国家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并不是很大，而名义负利率本应该对应通货紧缩的市场态势，因此，这种逻辑上的冲突将导致未来国家之间更加激烈的资源配置工具冲突，从而导致未来或者全球新经济秩序的建立，或者国家间开始破坏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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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一枝独秀



与全球经济下滑相对的是美国则呈现一枝独秀的经济态势，在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面呈现积极态度，到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开始出现经济复苏态势，并一直持续至今，但2010-2013年间处于温和复苏，但到了2014-2015年，开始强劲增长，美联储预测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到2.4%，复苏步伐变成稳健，并在2015年开始启动加息过程。在复苏过程中，就业市场从金融危机时代的超过10%降低到2015年底的5%，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房地产市场也一直在持续增长，特别是到了2015年房地产市场更加强劲增长，一些城市的房价已经恢复到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进出口连创新高，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得以实现；服务业复苏快于制造业，但制造业也同样一飞冲天，在2014年重新拾回丢失一年的全球领先地位；美股股市也是连创历史纪录，当2007年10月16中国A股创下最高点6000点时，美国当天道指、标普500、纳指分别在13913点、1539点和2764点，而今2016年5月10日的道指、标普500和纳指分别为17705点、2058点和4750点。

美国维持经济一枝独秀的主要手段在于重新振兴制造业、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性、维持消费的持续旺盛、保证军事和政治霸权。当2013年中国制造产业超越美国跃居制造业世界第一之时，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当年4月提出了“再工业化”的经济复兴战略，意在抑制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制造业的崛起。奥巴马在2008年选举中就主打改变，公布其美国制造业复兴计划来吸引蓝领工人的投票，结合奥巴马第一任期提出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制造创新国家网络》计划、“买美国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战略部署，美国“再工业化”已经成为美国国家战略，而其实质是要推动美国制造业的革命性变革，强占世界高端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并籍此巩固其全球第一经济超级大国地位。

而奥巴马政府的确做到了，在改善制造投资环境和运营环境之后，苹果、卡特彼勒、通用汽车、INTEL等高端制造业纷纷生产基地迁回美国，2014年美国制造业重新超过中国夺回全球制造业龙头地位。连续6年美国经济强势复苏，内生增长动力稳定而强劲，6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2.53%、1.60%、2.22%、1.49%、2.43%和2.57%，经济复苏周期一枝独秀，明显领先于全球经济。自2009年下半年复苏以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但有数据表明，仅有17%的行业中属于全要素生产率带动的，但其余83%的行业中，主要依靠的还是全资本与中间产品的大规模配置。由于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有能力通过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在全要素生产率上实现突破，而更有能力透过大规模的固定资产及及中间产品的投资来拉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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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体经济下滑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此消彼长，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长达32年的年均9.87%的高速增长，仅有1979-1981、1989-1990和1998-1999年GDP的增长低于8%，但也都是源于外来的政治或经济干扰，所以当扰动排除后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速度，但自2012年开始，国家GDP开始跌落8%，从2012年的7.7%、2013年的7.7%、2014年的7.4%、2015年的6.9%，而且2016年预测GDP增长为6.5%。由此可见，未来再回到以往的8%甚至超过10%的发展已经很难，其实这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德国、日本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15年GDP的总量已经到了67.67万亿元，体量过大；另外，人均GDP达到5.2万元，约合8016美元，离发达国家3.7万美元的人均收入相去甚远，恰恰属于人均4000-12700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当然其他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中等收入陷阱，主要表现为产业升级艰难、贫富分化加剧、城市化进程受阻和社会矛盾凸显等，但均依靠当时恰逢的产业升级换代而越过，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结果就是至今一直在中等收入陷阱里熬着。

中国政府也开始在2014年将中国经济发展描述为自2012年开始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并希望制定相关政策、采取措施努力实现中高速发展，使经济增长保持在7.5%左右，以便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中国也有条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在于中国的纵深距离大及经济的严重不平衡，东南沿海属于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高企，但也是消费的主要来源地；中部地区经过这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主要生产地，劳动力成本相对合理；而西部地区一直是国内主要资源的储备区，三个区域跨度大，经济严重不均衡，完全有能力仅在国内就可以构建从消费-生产-资源的产业链体系。

中国目前最大的困境在于被美国部署“亚太再平衡”战略重点所遏制，尤其是2011年美国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2013年提出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陆续实施在经济上构成对中国的围剿，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国家发展顶级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国内自贸区、中韩自贸协议、中澳自贸协议、亚投行等都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落实。其中“高铁出海”、“核电出海”和人民币国际化都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是可以看到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及资源优势都与国内西部地区严重重叠，部分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也并不是全盘接受，另外一个核心的战略合作伙伴俄罗斯经济严重低迷，甚至陷入经济危机的边缘，对中国重新崛起助力有限，国家战略的落地还需要时间考验和实践检验。

本文来源：刘大成教授，特别感谢刘教授特邀评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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