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亵渎你求的“道理”｜026.

“发蒙”的教育意义，全在于开始的阶段，一旦被亵渎了，就谈不上还有什么意义了。不能怀着敬畏之心的话，求再多道理都是白费。...

《蒙》卦的最后一篇，将初六与上九两爻解完。这个两爻，首尾相顾，本来是一体的。

经传原文：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略说一下初六爻辞的意思。“桎梏”是刑具，脚上的叫“桎”，手上的叫“梏”。程颐将“桎梏”的意思引申为“拘束”。“说”即“脱”。《蒙》是讲教育的，据《周易正义》的解释，“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是说受刑之人脱去桎梏，就好像人因得到教育而被“发蒙”了一般。“蒙”的本意是昏暗的意思，发蒙即脱去一个人在思想上的昏暗。

《东坡易传》，初六：

所以“发蒙”者，用于未发，既发则无用。既发而用者，渎蒙也。“桎梏”者，用于未刑，既刑则说。既刑而不说者，渎刑也。发蒙者慎其初，不可使至渎。故于初云尔。

而东坡的解释则稍稍难以理解一些，他完全是在讲一个时机的问题，切题切在“渎”上。《蒙》卦卦辞中说：“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筮以决疑，求一次即可。再三来求，就没有敬畏之心了，是对占筮的亵渎。程传解释为：“至诚一意以求已则告之，再三则渎慢矣，故不告也。”强调愚蒙而求师之人，心意要诚敬专一。《东坡易传》的创新，在于将卦辞的意思与初六爻接续起来了。东坡在初六的爻辞中读出了“渎”的意思，反而以初六爻又解释了卦辞。

“所以发蒙者，用于未发，既发则无用。既发而用者，渎蒙也。”这一句是解释“发蒙”的。东坡认为既然是“发蒙”，那被发者应该仍处于“蒙”的状态，否则，岂不是亵渎了“发蒙”？当头棒喝，是要懵懂者突然醒悟。但是要求天天都有人给自己“当头棒喝”一下，就像喝鸡汤一样，天天喝，喝了和没喝一样。一句流行的网文：为什么听了那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就因为“亵渎”嘛，把听道理当成了生活，生活本身仍是一团糟。

鸡汤是个安慰剂，安慰剂产生疗效，是在患者特定的心理状态下才有可能的。忽视了这个时间性，安慰剂本身就是水和糖而已。东坡说“既发而用者，渎蒙也”，没事儿天天找人给你“发蒙”，是闲得蛋疼。

“桎梏者，用于未刑，既刑则说。既刑而不说者，渎刑也。”“刑”的本意是小惩而大诫，告诉你这样错了。达到这个作用，就要脱（说）刑，所以是“既刑则说”。没完没了得“刑”一下，是对“刑”的亵渎。有人愿意给自己设立一个惩罚机制，作为完不成某任务的自我警示。但是警示多了，这个安慰剂的疗效也就耗尽了。

“发蒙者慎其初，不可使至渎。故于初云尔。”东坡的意思，“发蒙”的教育意义，全在于开始的阶段，一旦被亵渎了，就谈不上还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要在初爻这里讲清楚这个意思。

其实，不能怀着敬畏之心的话，求再多道理都是白费。经传原文：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上九难解，“为寇”、“御寇”是何意，说不清楚。因为《象》传中有“上下顺也”，所以王弼据此引申：“处蒙之终，以刚居上，能击去童蒙以发其昧者也。故曰击蒙也。童蒙愿发而已能击去之，合上下之愿，故莫不顺也。为之扞御，则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则物咸叛矣，故不利为寇，利御寇也。”王弼的意思有不清楚的地方，孔疏再加以解释：“为寇害物，皆叛矣。故不利为寇也。若物从外来，为之扞御，则物咸附之。”

结合王、孔的解释，就可以明白了。他们还是从爻象上入手，将上九爻与下面阴爻的关系，解释为“为寇”、“御寇”。上九爻能“击去”自己的蒙蔽，则阴爻愿意来归附。上九爻若是取阴爻为己，则众叛亲离。若是能保护众阴爻，反而为它们“御寇”，则“上下顺也”。

这个解释只有一个词的评价：牵强。

程传的解释：“九居蒙之终，是当蒙极之时。人之愚蒙既极，如苗民之不率为寇为乱者，当击伐之然。九居上，刚极而不中，故戒不利为寇。治人之蒙，乃御寇也。肆为刚暴，乃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诛三监，御寇也。秦皇汉武穷兵诛伐，为寇也。”

程颐认为，“愚蒙”的那一群人就是“寇”。统治就是驾驭这些“寇”，所以说：“治人之蒙，乃御寇也。”“击蒙”，就是收拾这些人一下，让他们从愚蒙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本身，也就是“御寇”。“为寇”，就是自己穷兵黩武，陷入了愚蒙之中。

要说，程传虽然自己发挥的成分很多，但是这个解释是自圆其说的，是近情理的。尤其，和初六爻的“利用刑人，用说桎梏”遥相呼应，都表达了暴力在教育民众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这也算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解释，这是程传圆融的地方。

《东坡易传》，上九：

以刚自高，而下临弱，故至于用击也。发蒙不得其道，而至于用击，过矣。故有以戒之。王弼曰：“为之扞御，则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则物咸叛矣。”

东坡虽然引用了一句王弼的注，但是却抛弃了孔疏的意思，实质上也改变了王弼的意思。东坡仍然是紧紧围绕着初六爻“发蒙”的意思在讲，认为上九爻“击蒙”的做法完全是过头了。所以他说：“发蒙不得其道，而至于用击，过矣。”这就很好理解了：教育小朋友，要启发；启发得不得其道，居然要用暴力了，这就过头了。所以东坡将王弼的意思一转，关于“为寇”、“御寇”的解释，变成了：你呵护小朋友，他们就会听你的；你来暴力的，他们反而听不进去。不得不说，宋人的义理之纯熟，显然是在王弼那个时代的基础之上的。程颐和苏轼，初六与上九的解释，都是一个整体，前后一贯。但是程颐的解释重在说明统治者如何教育民众，而东坡的解释则落实在“童蒙”本身上。

这也符合程颐与苏轼的一般性的差别：程颐的很多思想离开那个阶级时代之后，便不被人们所接受，逐渐要被遗忘了；苏轼的很多思想相较更世俗、更自我一些，反而在近现代以来很符合当下的人的价值观念了。

（图片内容出自《大鱼海棠》，来自“证大艺术ART”，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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