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西昌

凉山的想象和二百四十万人的不平等

在我们这里，“所有人类生来奴役，有些人类较之其他人类更为奴役”，即使自由遥不可及，我们也不应该把不平等视为理所当然。...

上月末我因为有事去了一趟云南，乘坐的中午一点钟从成都始发的K113次火车。我乘坐的那节卧铺车厢有一部分乘客是云南建水的一个旅行团的团员，他们大多是中老年人，有一些带着孩子或孙子。从他们的言谈之中能听出他们刚结束在九寨沟的游玩，搭乘这趟火车回云南。其余的乘客一些或是到甘洛、西昌，或是到终点站昆明。

我的车票是下铺，上铺是一位约五十岁的阿姨，她在征得我的同意后领着小孙女坐在我的铺位休息。小女孩可爱又听话，上车就不停地吃各种零食，然后安静地开始睡午觉。我坐在一旁看书，阿姨无事找我闲聊，听她讲她是汉族，十多年前就离开甘洛，去到成都做生意，现在女儿也在成都生活，她帮着女儿带孙女，时不时回一趟甘洛看一下老房子。这趟是领着小孙女回甘洛避暑。

火车驶过峨嵋车站，便徐徐驶进大小凉山。“大凉山不大，小凉山不小”，列车沿着大渡河在崇山峻岭间穿行，一路高山峡谷，风光旖旎。“这里是蛮子的地盘，这些山上都住着老彝胞，他们又懒又不讲卫生，很野蛮……”（原话为云南方言），突然间我隔壁铺位传来了这句话。我伸过头，看见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正指着车窗外对身旁的两个年轻人说到。我和我身旁的阿姨面面相觑，面有难色，沉默不语。这句话使我仿佛回到了从前，至少在三十年前，成昆线上的“文明人”还会告诫自己孩子，不要在这里下车，不要和这里的孩子做朋友，“这里是蛮人的地方”。

由于凉山地理位置相对偏辟，外界总是对它充满想象。就如此时若你百度“凉山彝族”，网页第一页面就会出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品怎么样？人家说很野蛮是不是真的？百度知道”这样的问题。

中国有近千万彝族人，约240万在凉山，他们自称“诺苏”。“一直以来，汉族人对彝人的称呼均为‘猓猓’或‘猡猡’”，更有甚者称呼让彝族人深恶痛绝的“蛮子”，“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事进程，西南地区地位日益突出，中央政府以边疆民族名称均作犬旁，含有藐视之意，不合政府以平等对待国内各民族的原则，特颁明令予以禁止。”（段美乔：《观察与反思：抗战时期大凉山夷区生活之写照》）

每次意识到“蛮子”、“老彝胞”这些词所隐藏的贬义，我总会被这件事刺痛。就像“小姐”一词在汉语中隐藏着的语焉不详的贬义一样。我一直希望自己不要活在任何意义上的一个群体概念之下，然而你也根本无法逃脱这件事。人总会被这个世界归纳定义，然后被扔进某一个评价体系。“四川人”是一个，“中国人”是另一个，“老蛮子”则是我不幸在里面的一个，但这里面装了240万人。一个国家，用权力造就权利的不平等，然后把整整240万人扔进浸透贬义的评价体系，我既愤怒，又有点叹服。

按照我有限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知识，今天凉山的社会病只是一个西南少数民族在短短半个世纪中经历空前巨变——从部落社会跨入社会主义集体公社制，再一百八十度翻转到市场经济——后出现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的现代性后果之一，在中国乡村普遍运命之上，又叠加了这层少数民族运命。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自治州，也是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在大众模糊的印象里，这里偏僻闭塞，经年贫穷，被毒品艾滋困扰。470万人口中近半数是彝族，境内六万余平方公里几乎全是山地，平均海拔2000——2500米，州辖下17个县市，国家级贫困县占到11个。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凉山也在发展，只是与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做为中国14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凉山只是国家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就像州府西昌的扩张与其他16个县的贫穷，如出一辙。

很多人说到凉山，首先想到的便是州府西昌，在许多人观念里，凉山就是西昌，西昌就等于凉山。确实西昌毕竟是6万余平方公里内，凉山州唯一像样的城市，随着连接成都的高速公路修通，越来越多人去到西昌旅游，这座体现了汉族城市明清仿古喜好的川西小城给外人留下了安静休闲的印象。但西昌是建给外面的世界看的，无法代表真实的凉山。

1950年代，凉山还处于奴隶制、农奴制和封建制并存的阶段，且较为完整地保持着该区域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样式和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但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让彝族人的群体地位被贬得极低，成为“1950年代中国仅存的奴隶社会”。在经历了民主改革和人民公社化后，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城镇化和市场改革，未受教育的彝族年轻人以一种“出去耍”的心态，走出大凉山，与外部世界的沟通都有受挫的经验，在传统观念和挫折感的影响，使盗窃和抢劫这些卑劣行为在这个群体中却成为某种荣耀，这些人在沾染上毒品后更加不可收拾。这些有违治安的行为令城市居民感到威胁不安，对彝族充满负面印象。且当越来越多来自各地的农民、少数民族都迁移到城市之中，同时争取有限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资源时，彝族人的机遇便每况愈下。

中央民族大学的彝族教授侯远高是近两年还在公共空间有零星发声的彝族学者之一，我偶尔会搜搜他的新闻，看他有讲了些什么。在去年《北京青年报》对他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到政府和企业在凉山开发自然资源，却缺乏观照乡村发展。“比如为了修水电站，把河谷的乡民搬迁到山上去住，发的电输到东部去了，山上的农民还在点煤油灯。而且这些企业的注册地不在凉山，当地每年因此流失税收上百亿。”

凉山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和矿产资源，巨能水电外输，却仍有一些本地山村未能通电。新建的企业并未给当地居民带来实惠，很多企业都以“文化水平低”、“不卫生”、“落后”等为由，招工时拒绝当地年轻人。这些企业逢年过节都会以“献爱心”、“送温暖”等名义，给当地一些贫困家庭送去一些柴米油盐。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为此感到高兴，如果一个人被夺去整个世界，却获得一颗糖，他会为这颗糖高兴吗？也许会的。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一颗糖总是一颗糖。

在那次采访中，侯远高教授还说，2007年前后伴随东部民工荒出现的彝族民工潮，驱动四五十万彝族人在外打工，占到了凉山彝族人口的四分之一。当来自大山的人们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有了合法稳定就业的机会，吸贩毒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少……

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关心，2010年夏天，我在广东鹤山生活了四个月，我粗略地了解过在广东务工彝族人的情况。相比东莞等地，鹤山只有零零散散一些彝族打工人员。当时我听普格的一个朋友说，东莞已经有两万的彝族人在那里务工。不知真假。他们有的是几个亲戚朋友约着一起来的，有的是包工头领来的。由于彝族人能吃苦耐劳，很受喜爱，但民族身份、汉语不流利、年龄和自身生活习惯问题，面试淘汰率很高。进厂以后也只是做一些纯劳力工作或低端技术工作，每月能挣到三千多块的工资。听上去很不错，可由于好面子、讲义气、爱喝酒等习惯，加之没有长辈管理约束，工资很快就用光了，没有几人每月能有存于。我遇见一个19岁的沙马XX，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便去买了一双NIKE鞋，然后请朋友吃饭喝酒唱歌，第三天就已身无分文，只好依靠亲戚朋友帮助生活。

今年火把节期间，我看到一篇名为介绍在广东打工的彝族人生活状况的文章，《三十万凉山彝人在东莞的独特生活》。近几年的沿海企业的用工荒，让企业把招工目光转向了凉山，彝族人维系生存的家支制度又与现代现代工厂结合，在珠三角生根发芽。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通过，正式明确了劳务派遣公司的注册条件和法律地位，彝族工头有了合法依托，发展蓬勃。

但这篇文章也反映出很多现实问题：工人不和工厂签合同，只同劳务公司签用工合同，合同条款非常不详细，没有“五险一金”；多数人文化程度较低，汉语表达不流利，只能成为临时工，经历“倒闭潮”之后，很多企业产业升级，彝族人处境更加困难；多数人不具备同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和信心，当出现工伤、拖欠工资等情况时，不大会走劳动仲裁程序，也没有相应机构给予帮助；随父母外出打工的子女在用工地学校入学困难。当然，文章没有提及一些其它现实问题。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教育水平低下、没有专业技能、语言不通是他们外出打工面临的最大困难。现代劳工市场理论要求，每个人通过在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资，自由地与人签约来出售自己的服务，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话。但对于还在贫困线徘徊的彝族年轻人，个人对于自己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资，是否可以由政府来完成？或政府交由一些机构代为完成？教他们汉语、专业技能、城市生活知识和基本法律法规，致细到如何过马路，如何上公共厕所等基本常识。

几年前，诗人邹波来凉山采访，在与侯远高的交谈中，侯远高说：“一个民间机构救不了整个社会。主要还得靠政府。”

去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台湾人类学者刘绍华教授的著作《我的凉山兄弟》，写彝族年轻人。这本中文民族志是从她2011年美国史丹佛大学出版社发行的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改写而成，该本英文书同时被收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丛书系列。我两年多前看过此书的台湾中文繁体版。因为涉及少数民族、毒品和艾滋病，时间跨度又超过五十年，作者讨论的命题显得非常复杂。但我想普通人依然能在最浅显的层面被触动。

我自幼在凉山生活，书中很多细节都是我身边所发生的，我一点也不陌生。但当我看到书中写几个彝族青年将死去的朋友尸体秘密运回凉山，用大被子绑起来，先乘火车再坐汽车，放在车顶行李架上，一路疲惫，大家都累得睡着了，醒来却发现尸体被偷，最后是在路旁沟渠里找到的，“显然是被吓坏的小偷情急之下遗弃在此”。一想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就没办法不被它敲打灵魂。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来赵本山主演的电影《落叶归根》，这是根据湖南人李绍为千里背尸的故事改编的，我不大喜欢赵本山挤眉弄眼的表演和那种不加克制的煽情，在我的想象中，如果这个故事被贾樟柯拍出来，也许会有一种更加隐秘的伤痛，就像真正的凉山，伤口入骨，我们能看见的，只是一点伤痕。

2014年5月我因病住院（在云南），因为要做一个小手术，便请了一位护工照料生活。住院期间我重读《我的凉山兄弟》，一天午饭后那位护工坐在病床边翻看这本书，当他看见书里写的：“ 2004年时，昭觉县仍有十三万人生活在国家订定的贫穷线之下，即年收入低于一千元人民币。同时，全县二十万七千七百一十二名居民当中，四万三千一百六十八人（相当于21%的人口）生活在当地标准的贫穷线之下，亦即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二十五元人民币。”（台版P72）他以为他看错了，又看了一遍，然后问我是真的吗？我说“真的”。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2004年时我们这里吃碗米线都要六块钱了哦。”

这些年凉山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闻：以前是毒品艾滋，前年是“童工问题”，去年是“史上最悲伤作文”，今年是“悬崖村”。童工、贫穷、偏僻加上古老的奴隶制度、艾滋、毒品、精神虚无、死亡……所有这些，叠加上“凉山彝族”的标签，总能分秒钟刷爆朋友圈，人们想象着那个地方的模样。我对这些凉山的想象没有太大兴趣，我关注的事情，要枯燥无聊的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户籍制度、土地流转权、进城人员子女受教育权……也许这些问题解决了，关于凉山的想象也就不存在了。在《动物农庄》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有的动物较之其他动物更为平等”，在我们这里，“所有人类生来奴役，有些人类较之其他人类更为奴役”，即使自由遥不可及，我们也不应该把不平等视为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