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严苛的分数选拔人才是对科学的亵渎

本文节选自搜狐教育：秦春华（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的科学素养从哪里来用严苛的分数选拔人才是对科学的...

本文节选自搜狐教育：秦春华（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中国人的科学素养从哪里来》

今天，当我们在讨论科学素养的时候，往往会陷入到两个误区之中。我们特别重视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却常常忽视了，比具体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人对科学的真正信仰和对科学精神的不懈追求。

我们学习科学知识的目的，并非为了解决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遇到的难题，而是为了应对考试和升学；我们花了二十多年获得了自然科学的博士学位，却在毕业的一瞬间就走上了与此几乎毫无关系的行政管理岗位；我们背诵了大量的科学术语，时不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仅仅只是为了在和别人聊天时不会显得自己太过无知。在学习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很少获得真正的科学思维训练，更谈不上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对科学的理解力。

我的观察和数据调查结果并不相符。在中国科协发布的第8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中，2010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3.27%，其中，了解必要科学知识的公民比例为14.67%，掌握基本科学方法的公民比例为9.75%，崇尚科学精神的公民比例为64.94%。从表面上看，崇尚科学精神的公民比例似乎并不低。然而，在口头上崇尚科学精神是一回事，在实际行动中践行科学精神是另一回事。

在课堂上，在单位里，在公共舆论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呢？有多少人能够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大胆地表达自己异于他人的观点呢？特别是，在面对上司的压力和外在的诱惑时，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对真理的追求，毫不妥协，“虽九死其犹未悔”呢？更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像马寅初先生那样，在遭遇铺天盖地的集体围攻时，说出下面这段铁骨铮铮的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另一个误区是，我们特别重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却常常忽视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同样重要。一方面，我们习惯于定性分析和模糊化思维，差不多就行了，很少关注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和证据。比如，历史学研究最讲究证据。但今天有多少历史学者会整天泡在档案馆里去查阅布满灰尘的原始档案呢？面对日本右翼势力一次又一次否认侵华战争的罪恶历史，中国的历史学者有责任和使命从原始档案中发掘出有力的证据加以驳斥。这些工作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但还远远不够。

再比如，今天政府和各级机构出台的许多政策，往往是“拍脑袋”的结果，缺乏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朝令夕改，不停地“翻烙饼”，在失去了科学性的同时，也降低了民众对公共政策的信任感。政府和各级机构出台的任何政策，不应当只是找几个所谓的专家对领导的决定进行“论证”，而应当在决策之前就组建专业化的研究队伍，认认真真对数据和实际情况加以研究和分析，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忽视实证研究的同时，却又盲目崇拜“量化指标”，似乎认为只有量化的指标才是科学的。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的考试招生制度。从小学到研究生招生再到员工招聘乃至干部选拔，人才选拔的依据不但是一分，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三四位数字。这不是对科学的崇尚而是对科学的亵渎，是打着公平的旗号对科学的不负责任。

我是一个教育自然主义者。蔡元培先生曾说：“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根据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原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同时在生产两种物品中都具有比较优势，因此，除非两个人有相同的机会成本，否则，一个人就会在生产一种物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人将在生产另一种物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这说明了一个真理，每个人都有特殊的存在价值，或者说，都有别人用得着的地方。

对于教育者而言，每个孩子都有上天赋予他（她）的特殊礼物，父母和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她）们找到自己的“礼物”，并将其发扬光大。科学素养就存在于每个孩子的心中，父母和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唤醒这些尚在沉睡之中的精灵。这似乎是常识，但在教育问题上，我们最容易忽视的，却往往是这些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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