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克勒眼中的上海（八）

马当路与新天地为邻的马当路是与淮海中路相交的一条窄窄的马路，虽然地理位置极其优越，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却不被人...



马当路

与新天地为邻的马当路是与淮海中路相交的一条窄窄的马路，虽然地理位置极其优越，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却不被人注意。

在上海的马路中，马当路算是一条比较长的路，它北起金陵西路，向南经淮海中路、兴安路、太仓路、兴业路、自忠路、复兴中路、合肥路、建国东路、迄于徐家汇路。说起来马当路也是算是有悠久历史的。它筑于1898年，初名狼山路，1906年以法国驻沪总领事名改称白来尼蒙马浪路，1946年以江西省地名马当命名，改称今名。





马当路78号处现是地铁1号线黄陂南路站；地铁10号线新天地站的6号出口也在马当路上。如今轨道交通9号线和13号线又在徐家汇路马当路设置了马当路站，原本无声无息的马当路一下子名声大噪起来。一幢幢充满现代感的高楼大厦的建造和各种高档消费会所、商场的入驻更是使这条一向低调地隐匿在淮海中路和新天地旁的马当路猝不及防地变得时尚起来，甚至一些老房子的底层也迫不及待地开出了一家家情趣小店和服装店。

其实，宠辱不惊的马当路上还藏着一些动人的故事，承载它们的便是这条路上默默伫立着的老房子。

见证郁达夫和王映霞浪漫恋情的尚贤坊

从金陵西路的马当路走去，在将近淮海中路处的右侧可见一条典型的旧式石库门里弄，门楣上“尚贤坊”三字十分醒目。尚贤坊得名于这里以前的一个泛宗教团体“尚贤堂”，其英文意为“中国国际学会”。这个学会既信仰耶稣，又尊崇孔子，故中文称“尚贤”，它先是在1897年由英国长老会教士李佳白得到李鸿章、翁同騄及英、美公使支持后在北京建立，后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毁，1903年在上海重建。李佳白一味鼓吹西方文化与封建文化融合，反对中国民主革命。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反对中国参战，应英法公使的要求，他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1921年，房地产商利用尚贤堂的名气，在尚贤堂的大部分地皮上建造了位于今淮海中路、淡水路、马当路之间的石库门里弄房屋———尚贤坊。总弄在淮海中路，马当路上的“尚贤坊”是其中的一条支弄。

马当路支弄口的尚贤坊40号是民国最著名的才子郁达夫和他第二任妻子王映霞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也见证了他们浪漫爱情的开始。1926年年底，王映霞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温州十中附小执教，为避战乱，不到20岁的王映霞跟随与她家为世交的孙百刚夫妇从杭州来到上海，并住在尚贤坊40号前楼的孙家。1927年1月14日，一个星期五的傍晚，时年30多岁，并已有妻儿的郁达夫走出光华书局，来到尚贤坊他的既是同乡，又是留日同学的孙百刚家，一进门，就被清纯美丽、长身玉立的王映霞迷住了，竟一头坠入情网。当下，他兴奋地叫了辆出租车，请大家去南京路新雅饭店吃了饭，饭后，又请他们看了场电影，看完电影又一起逛了街。

当晚回到家中，郁达夫就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心被映霞搅乱了，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第二天，郁达夫便再次前往尚贤坊孙家邀请王映霞单独外出游玩。他们先逛天韵楼，再到豫丰酒馆喝酒吃饭，两人十分投缘。其实，王映霞学生时代就深深沉迷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对他也早存仰慕之心，如今，见这位大作家对自己如此殷勤，心里自然十分开心。此后，郁达夫几乎天天往尚贤坊跑，一日不见王映霞便坐立不安。孙百刚怕这样下去要闯祸，便劝郁达夫要理智，毕竟他是已有妻儿的中年人了，可郁达夫哪里听得进去。他对自己的老友说：“让事实来证明一切吧！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险，也是我生命的升华！”

在郁达夫的拼命追求下，王映霞终被打动，一对才子佳人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当年6月5日，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正式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过起了虽然清贫但却甜蜜的生活，并很快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可惜，这段婚姻持续了仅仅12年时间，因为彼此性格的差异，两人最终劳燕分飞了。









张大千居住过的西成里16号

马当路西成里16号是我国近代著名画家张大千的旧居。张大千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画大师。上世纪50年代，他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与西画泰斗毕加索齐名，有“东张西毕”之说。他晚年荣获国际艺术学会金奖，被世界舆论称为“当今世界最负盛誉的中国画大师”。

张大千1899年生于四川内江一个望族家庭里，母亲擅长画花卉翎毛。张大千10岁以前由长姐启蒙习画。上海是张大千艺术生涯的起点，也是他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1923年，因家道中落，24岁的张大千从四川内江来到上海，寓居马当路278弄西成里16号。这是一幢典型的两上两下石库门房子，屋面铺设着青色蝴蝶瓦，外面有高高的围墙。楼下正中一间是客堂兼做张大千的卧室，后面是灶披间。由于隔壁17号是张大千兄长张善的寓所，所以两个天井和两个客堂都是打通的。17号楼下的客堂间就成了兄弟俩的画室，并取名为大风堂。画室中央摆放着一张很大的特制画案，四周墙上挂满了兄弟俩的书画作品。善擅长画虎，为了观察老虎的各种体态，据说，他还在天井里养过一只小老虎。1925年，张大千在上海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大获成功，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画家生涯。

在张大千寓居的西成里16号客堂上层，即前楼住着当时已蜚声画坛的黄宾虹。于是，一上一下，两个年龄和名声相去甚远的画家，在此结下善缘，彼此成了好朋友。当时，这里成了知名画家的聚会之地，据说善于烹饪的张大千还常常亲自下厨款待客人。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张氏兄弟举家迁往苏州网师园，不久他们又迁回老家四川。1941年起张大千赴敦煌临摹壁画三年。1950年，张大千应印度邀请，赴新德里举办画展，从此离开了家乡和大陆。

1954年，张大千在圣保罗他的那座中国式园林“八德园”中，看着片片黄叶飘落，怅然成诗：“海角天涯鬓已霜，挥毫蘸泪写沧桑；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寄托了画家对故乡的浓浓情思，只可惜他最终也未能回到上海。现在张大千旧居里住着寻常百姓，门口也没有任何标牌，可这些都没有阻挡住人们寻访的脚步。也许是造访的人多了，住在这里的居民对于带着相机来来往往的陌生面孔显得漠然置之，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打扰。

普庆里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离西成里不远的马当路306弄是一条叫做普庆里的石库门弄堂，弄堂口挂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的招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位于弄内4号。

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来沪韩侨逐年增加，其中85%居住在法租界。1919年3月1日，韩国学生和群众在汉城举行大规模反日示威，随即发展为全民族的反日起义。起义被日本占领军镇压后，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到中国，继续从事反日活动。在上海活动的韩民族各派政治力量，经协商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以便向正在举行的“巴黎和会”提出独立的要求。当年4月13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对外则称“高丽侨民事务所”。临时政府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下设军务部、外务部、内务部、劳动部和大韩侨民团等秘密组织。为躲避日本侦探的破坏，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曾数次迁移。

1926年12月14日，金九当选为临时政府国务总理，他的住地白来尼蒙马浪路（今马当路）普庆里4号成为临时政府的活动中心。1932年4月29日，金九派“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趁日军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举行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之机，投弹炸死了日军司令白川义等7人，造成轰动一时的虹口公园爆炸案。后来，日军大肆逮捕韩国侨民，临时政府成员纷纷转移，临时政府也被迫撤出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普庆里4号办公近7年，是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办公时间最长也是保存最完整的旧址。

这是一幢建于1925年的三层楼石库门住宅建筑，1993年被修葺一新并初步恢复旧址原貌后正式对外开放。穿过底楼天井便是会议室，墙上悬挂着金九等当年韩国志士的黑白照片以及临时政府的两面旗帜，中间是一张方桌，上面放着茶具，桌子周围摆着一圈圆凳；后面是灶间。二楼是金九办公室兼卧室，三楼是“要人宿舍”，宿舍隔壁原亭子间开辟为展览厅。2001年，动迁与旧址相邻的3号、5号居民，扩建为展览厅。展览厅面积从18平方米扩大到100多平方米。同年12月19日，旧址再开馆。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经常有各界韩国人士结伴成队前来参观，他们中有在职总统、在职国会议长和在职国务总理等。几乎每一位来上海的韩国人都要到这里来“朝圣”一番，因为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时期，临时政府给韩国国民带来过国家独立的希望，这座小小的石库门房子曾经承载着所有韩国人的光复梦想。

    关注 山阳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