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作家”如何成了贬义词

偶然见有个叫《原来是这样》的节目说，「作家」一词在古代是贬义词。根据之一是《晋书．食货志》说：「桓帝不能作家...

偶然见有个叫《原来是这样》的节目说，「作家」一词在古代是贬义词。根据之一是《晋书．食货志》说：「桓帝不能作家，曾无积蓄。」这个「作家」明显不是那个「作家」。晋习凿齿《襄阳记》说诸葛亮：「尝自校簿书，（杨）颙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二者说的都是指日常居家生活，和《警世通言．桂员外途穷忏悔》说的：「他自不会作家，把个大家事费尽了，却来这里打秋风！」一样。「不能作家」，是不会过日子的意思；而杨颙的比方是说诸葛亮管得太多了，日常居家，家长尚且不能什么都自己去做。

说「作家」一词在古代是贬义词的根据之二是，《太平广记》载：「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酬金）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二王是邻居，王玙多为别人写墓志碑文。那时候写墓志很能挣钱，尤其是名人、高官的手笔，所以求他写墓志的趋之若鹜。论名气王维不下于王玙，但他不屑于王玙那样的为挣两钱而作「谀墓」文，所以很看不起王玙。不过「大作」，似乎是相对于工匠的「小作」而言的。《逸周书》说：「汝无以小谋败大作。」孔晁注释说：「大作，大事也。」孔颖达也说：「大作，谓兴作大事也。」当时很多人正是以墓志为大事的。所以「大作家」不是指帮人办大事的人家，所以他才指示说：「在那边。」当时还没有称文人为作家的。

作，有创作、劳作之别。东汉的王充说：「《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他说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刘向的《新序》、班彪的《史记后传》，都不是「作」，只是「述」。连孔子都说自己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王充解释说：「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像仓颉作书，伏羲作卦那样，才是「作」。没有原创，只是把前人传下来的东西经过整理来说事，只是「述」，不得为「作」。《资治通鉴》说战国时，「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鲁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鲁仲连在安厘王眼中是独特而不可理解的人，而子顺却说谁都想有个性，但只有在德行上坚持不懈的人才能成与众不同的君子，而鲁仲连的特立独行已经习惯成自然。

按照今天的说法，王充的《论衡》无疑是一部出色的作品，但他自己却说：「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因为不是造始更为，所以不敢称作，也不敢称述，只是编者而已。他继续说：「儒生就先师之说，诘而难之；文吏就狱之事，覆而考之，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硬要把自己的《论衡》称为作，岂不是儒生、文吏都想称自己是作了吗？「作者」、「作家」之称，谈何容易！

禅宗以大有机用者为作家，《碧岩录》中有「赵州是作家」、「作家宗师」。比如他们有棒喝之法，参不透真谛者往往要挨师傅的棒打，可是《景德传灯录．普岸禅师》的故事，平常都是师傅打参拜者，这回却是「僧却打师一拄杖。师曰：『作家！』」禅师挨了打，居然反而称参拜者为「作家」，是因为对方已经参破佛性遍在的真谛，而且表达的方式出人意外。普岸禅师多处谈到作家，有个叫义玄的禅师来访，普岸禅师问他：「近离甚处？」听说是从江西黄檗来。他就说：「情知你见作家来。」义玄禅师回答：「特来礼拜和尚。」普岸禅师也不客气，说：「已相见了也。」彼此彼此，心照不宣。苏东坡在《水六法像赞》中说：「是真作家，当狮子吼。」没有一点振聋发聩的功力，是难以称真作家的。

如今，「作家」一词已经不同于古代，但凡发表过一些文章的人，往往被冠之「作家」的头衔，谦虚一点的也为「作者」，这也无需苛责。但个性化的思想与艺术的坚持与突破，仍然是一个优秀作家的追求，只是写些花拳绣腿的东西糊弄人，或者写些老生常谈的文字度日，既无思想，又不传播什么知识，还要称「作家」，那么「作家」恐怕就真的要成为贬义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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