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鍾雲瑞:馬士遠教授及其《尚書》學研究

馬士遠教授，現為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院長、國學院副院長，儒家文獻整理與研究方向博士生導師、博士後合作導師，「山東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兼任國際《尚書》學會秘書長。...

感謝馬士遠教授提供稿件！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山東省儒學高端人才聘任儀式在中國孔子研究院儒學會堂舉行。山東省領導為數位獲聘的二○一五年度「儒學泰山學者」特聘教授頒發聘書。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院長馬士遠教授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其他獲聘專家多來自「211」、「985」高校，如北京大學、山東大學等，而馬士遠教授作為曲阜師範大學這一地方院校的學者，同獲殊榮，不僅證明曲阜師範大學在儒學研究領域的整體實力，更表明馬士遠教授個人在儒學研究領域學術造詣之高超。馬士遠教授，現為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院長、國學院副院長，儒家文獻整理與研究方向博士生導師、博士後合作導師，「山東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兼任國際《尚書》學會秘書長，中國孔子基金會《中國儒學動態》編委，山東大學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特聘研究員，揚州大學「《尚書》學研究中心」兼職教授。

馬士遠教授之所以贏得「泰山學者」殊榮，得益於他多年來沉浸於儒家經學，尤其是《尚書》學之研究，不事聲華，潛心著述，創獲多多，影響巨大。近年來，馬士遠先後主持或完成國家級課題九項，發表學術論文六十餘篇，出版學術專著五部，其《兩漢《尚書》學研究》入選二○一三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並榮獲第二十八次山東省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成果獎。目前，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書》教傳統研究」。

馬士遠，一九七○年十一月出生於山東省棗莊市，一九九○年由滕州一中保送到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一九九四年本科畢業後留校任職。攻讀碩士學位期間，便跟隨趙東栓、徐振貴兩位教授研習《詩經》，並發表〈試論《詩經》民本思想對後世文學的影響〉、〈《詩經》的民本思想研究之一〉等系列《詩經》學領域學術論文，提出《詩經》中敬天保民思想與王道情懷對傳統王道文學觀念產生了定位性影響，而《詩經》民歌所突顯的現實主義也成為後世民間文學頑強生存與發展的源泉等觀點。由此可見，馬士遠教授在早期研讀《詩經》學的過程中，已形成立足傳統與現代的觀照視角和獨特文化審視思維。

二○○四年，馬士遠教授考入揚州大學，師從錢宗武先生攻讀文學博士。錢宗武先生是享譽海內外的《尚書》學研究大家，長期從事先秦兩漢文學、上古漢語、古典文獻學等方面的研究，特別是在今文《尚書》語言研究方面的成果受到海內外學術界廣泛關注。馬士遠追隨錢先生，在《尚書》學諸多領域開始深入研討，焚膏繼晷，孜孜以求。

眾所周知，近百年來，《尚書》學史研究取得不少成績，如陳夢家先生的《尚書通論》、馬雍先生的《尚書史話》以及程元敏、劉起釪兩位先生的兩部《尚書學史》等均為影響深遠的重要通論性成果，然而一個令人遺憾的現實是，《尚書》學的斷代研究卻始終未能展開。斷代專書學術研究往往有著各自不同的價值取向，正如西哲伽達默爾所說：「每一時代都必須按照它自己的方式來理解歷史流傳下來的文本，因為這文本是屬於整個傳統的一部分，而每一時代則是對整個傳統有一種實際的興趣，並在這傳統中理解自身。」《尚書》作為記載中華文明源頭時期的核心文獻，在後世經歷了多次重新編纂整理，而解讀闡釋、多向使用，更是未嘗間斷，但不同時期又有不同特點。馬士遠教授首先將研究目光鎖定在《尚書》學的源頭時期——「周秦」，以詮釋學、編纂學等多重視角，撰寫了以〈周秦《尚書》流變研究〉為題的博士學位論文，後修訂出版為《周秦《尚書》學研究》的專著，由中華書局出版。

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馬教授發表有關《尚書》學論文多篇，解決了《書》學領域一系列棘手問題，開拓了《書》學研究新視角。其中，〈帛書〈要〉與《墨子》稱說「尚書」意旨新探〉（《學術月刊》2007年第1期），認為帛書〈要〉篇中出現的「尚書」二字對已有《尚書》學史的基本觀點並未構成本質衝擊，最多有細微修正；出土文獻中稱說的「尚書」與傳世文獻中稱說的《尚書》並非一事，今所謂經學意義上的《尚書》在先秦時期只稱《書》；對郭沂所謂〈要〉篇所說「尚書」指〈連山〉、〈歸藏〉，《墨子•明鬼下》篇所說「尚書」指《虞書》的說法，提出了反駁，認為「尚書」在先秦時期乃泛指「上古之書」，《墨子•明鬼下》墨子稱說「尚書」二字有可能來源於〈要〉篇孔子稱說上古典籍的習慣稱謂。他還對曾一度被學界公認的王念孫改《墨子》中「尚書」為「尚者」的觀點提出質疑，王氏之說雖在文本上下語氣上講得通，但並無實據，乃據己意臆改，其說在出土文獻的確證下顯然不能成立。

發表於《齊魯學刊》二○○七年第三期的〈出土文獻稱說《書》及其篇名現象考論〉，再一次根據出土文獻對《尚書》概念和篇名的演化進行討論，認為出土文獻《性自命出》等以「詩、書、禮、樂」並言，《六德》等以「詩、書、禮、樂、易、春秋」並言，不僅印證了《左傳》等記載的可信性，同時說明《書》經歷了一個由「以類相隨」向特指概念轉化的歷程，相關出土文獻的寫成時代恰處在這一轉化的關鍵點上。《 緇 衣 》 等 以 篇 名 而 不 以 類 概 念 稱 說《書》，說明《書》篇命名現象在當時已普遍存在。《書》概念的轉化及《書》篇命名的普遍化等問題的揭示，對解決孔子編次《尚書》公案有重要意義。

此外，其〈〈尚書•虞書〉「克諧」思想摭談〉（《社會科學家》2005年第10期）和〈中國和諧思想溯源〉（《學術前沿》2005年第12期）二文從《尚書》之治政功用出發，著重探討上古時代和諧觀念的產生及其源流演變。分梳了《尚書》之中蘊含的諸種觀念，如同構互贏的「自然觀」、「捨己從人」的治事觀、「明試以功」的考績觀、注重「克諧」的用人觀、寬愛禮讓的人際觀、「八音克諧」的文藝觀、「惟刑之慎」的刑罰觀和「德柔遠」的民族觀，這些樸素的上古和諧思想是我國幾千年綿延不絕和諧理念之源頭，並作為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沾溉了中國人「天人合一」的哲學思維、「家和萬事興」的處世理念以及「政通人和」的政治訴求。

二○○七年，馬士遠教授獲揚州大學古代文學博士學位，回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任教。次年被晉升為教授。二○一二年，調入孔子文化研究院工作，擔任常務副院長兼國學院副院長。二○一六年任院長。雖忙於行政事務，但在治學求學之路上未曾停滯，二○一○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博士後工作站，師從黨聖元先生。同年七月，作為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高級訪問學人，從林慶彰、蔣秋華諸先生求學問道。馬士遠教授自博士畢業之後，潛心於《尚書》學研究，不斷開闢《書》學研究的新方法、新視角、新領域。其一系列《書》學論著，受到學界高度關注，得到前輩推崇與讚許。茲就其在學界有影響力的代表性論著予以紹介，以供學界賢達參考、批評。

（一）論文

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馬士遠教授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版發表〈古代文論視域中一個亟待深化的研究命題〉一文，重點指出《尚書》是我國早期散文成熟樣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標誌。文章認為，《尚書》在先秦只稱《書》，周秦諸子百家或多或少都曾稱引或論及《書》，其中又以儒、墨兩大顯學的稱引最為集中，言必稱《詩》《書》確是早期儒者、墨者共有的傳統。《尚書》的文藝特性恰是在這一傳統的早期形成過程中得到了最初詮釋，並隨著儒學地位的逐步上升而對後世文藝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八年，馬士遠教授有兩篇《書》學大作發表。〈試論秦代《書》學局面的新變〉（《社會科學家》2008年第9期）從全新視角解讀秦代《書》學的流變，認為秦始皇焚《書》禁《書》在《尚書》學史上具有傳承與開新雙重意義。馬教授認為，以往簡單認為焚《書》幾乎斷送了先秦《書》學，實乃膚淺之見。秦朝《書》學是先前各類《書》學思想對峙交鋒的必然結果，不僅是對周秦《書》學的全面總結與反省，亦是對漢魏經學《書》學的催生與準備。而發表在《道德與文明》二○○八年第五期的〈《尚書》中的「德」及其「德治」命題摭談〉一文，則就君王執政的「德治」觀念與《尚書》中「德」觀念的內涵進行了剖析，指出「德」包含族德、政德、己德等互生互攝的三層維度，三者皆緊緊圍繞君王治政行為之得失而展開，其基本內涵不同且早於《論語》等次生性元典中的倫理之「德」，實為先秦諸子有關「德政」命題再思考的源頭活水，並隨著漢代《尚書》尊貴地位之確立而逐步施加影響於兩漢治政活動之中，最終形成了極具影響力的「德治」精神，至今仍有其鮮活的時代價值。

〈孔門弟子傳《書》綜考〉一文發表於《孔子研究》二○○九年第一期，對孔子後學傳授《尚書》情況予以綜合考辨。該文核心觀點是：孔門弟子在早期《書》的傳播過程中，形成了南、北四個傳播中心區域。在北方，以魯地為中心，形成了以子思為首、以傳播子遊等所授《書》學思想的子思之儒《書》學流派；以衛地為中心，形成了以子夏之儒為軸心的《書》學流派。在南方，以蔡地為中心，形成了以漆雕開為首、以傳授孔子早期《書》學思想為主的漆雕氏之儒《書》學流派；以陳地為中心，形成了以子張為首、以傳播孔子後期《書》學思想為主的子張之儒《書》學流派。

戰國諸子與《尚書》的關係是馬教授探究戰國《書》學流布時發現的一個關鍵核心，其中尤以荀子、墨子兩家顯學為重點。為此，馬教授連續發表兩篇論文，集中探討這一關係。〈荀子與《書》學關係考論〉（《求索》2011年第4期）一文，著重討論《荀子》引《書》情況，認為《荀子》引《書》呈現出明顯的斷章取義特性，其詮釋的向度多是指向現實與未來，而不再以詮釋原義為根底。作為該篇的姊妹篇——〈墨子與《書》學關係考論〉（《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12期）同樣對《墨子》引《書》情況進行分梳，其結論是：《墨子》引《書》的基本規律多與《左傳》、《國語》相類似，而與《孟子》、《荀子》、《禮記•緇衣》等引《書》差異較大，這說明墨家所稱說的《書》，正是春秋官方用於施教的四科之一的《書》，與經孔子整理過的《書》有所不同，故墨家在保存早期《書》類資料方面比儒家更真實。

發表於《齊魯學刊》二○一三年第三期的〈司馬遷《尚書》學研究〉是馬士遠教授在斷代《尚書》學研究中涉及漢代人物與《尚書》關係進行分析、研究後發表的代表性論文。司馬遷曾遍覽中祕所藏，且具有敏銳的史家眼光，其《史記》特重採摘《尚書》，方式十分靈活。其詮解《尚書》及《書序》資料，不限今、古文說義。特別是《太史公自序》篇，從多個層面對《書序》有所模仿。該文的發表，開啟了斷代《尚書》學研究的新階段。

（二）著作馬士遠教授有兩部著作在學界產生廣泛影響。這兩部大作即中華書局二○○八年出版之《周秦《尚書》學研究》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一四年出版的《兩漢《尚書》學研究》。茲分別予以介紹。

1　《周秦《尚書》學研究》與近百年來流傳的一些以《尚書》學為題的通論性著作和以《尚書》真偽之辯為話題的專書相比，馬士遠教授的《周秦《尚書》學研究》是一部頗有特色的開拓性著作。作者在對《尚書》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進行宏觀梳理的基礎上，對當前《尚書》學研究的困境加以反思，提出了嶄新的觀點，即「繼續糾纏於那些一時難以形成共識的傳《書》之學中的老問題不放，倒不如著眼於《尚書》學史中的釋《書》之學、用《書》之學，將研究重點放在各時期《尚書》詮釋活動對中華民族精神定型、文化傳統嬗變以及學術延承等方面所發揮的或促進或阻礙之作用，並從中探尋出有利於當今社會發展與人類和諧生存的規律以資借鑒」。該觀點一經提出，即在學術界掀起波瀾，原因在於馬教授巧妙地將宏觀、中觀、微觀三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完整地審視一代《書》學的流變面貌及其所曾發揮的歷史作用，這不僅有助於促進斷代《書》學研究的全面發展，對漢代《尚書》學、宋代《尚書》學、清代《尚書》學以及近代《尚書》學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還有助於提高《尚書》學研究的學術認同度，為解決《尚書》在學術史中諸多糾紛提供更深層次的理論支撐及更系統的文獻支撐。

該書在研究內容上包括三點：一是《尚書》文本的流變，包括史官的採編、匯為《書》及其增益改訂；二是《尚書》的傳播及其社會功用的流變，包括以《書》贊治、以《書》為教、以《書》為史等；三是《尚書》詮釋的流變，包括儒、墨諸家的詮釋等。此三層面相互倚扶、相互交叉、相互發明。因此，該書所作研討、論述，內容豐厚，熔編纂、傳播、詮釋於一爐。從而使得《尚書》文本的編纂、變化，其在周秦政治文化中之主流地位，社會文化觀念之構成原因等，都顯現其中。總之，馬教授的《周秦《尚書》學研究》在《尚書》學史研究體系與斷代《尚書》學研究途徑、研究方法方面，確實是出新之作。書中對時下《尚書》學研究現狀的辯證審視也是中肯的，值得《尚書》學研究工作者們深思。

2　《兩漢《尚書》學研究》馬教授在探索了周秦《尚書》學之後，將目光投向了其後的兩漢。作為馬教授的新著，《兩漢《尚書》學研究》一書首次對兩漢《尚書》學進行了系統研究。

馬教授結合漢代各階段的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變化，對兩漢《尚書》學史予以完整而全面的審視，揭示了兩漢《尚書》學各個發展階段與其代表人物的理論特質，得出了兩漢《尚書》學是漢代經學中與政治聯繫最為密切的學說的觀點，並指出其理論有助於促進政治大一統與中華各民族融合，具有現實批判、關心人民、經典詮釋等多重價值。馬士遠教授在書中援引史料詳實，廣徵博采，考辨精審，論證謹嚴。對一些漢代《尚書》學重大命題，綜稽前人成果，釐清歷史史實，多發未發之覆，有正本清源之功。此外，對學界長期流行的一些觀念，進行商榷，提出諸多新論，並公允地評價了兩漢《尚書》學之理論得失，對正確認識兩漢《尚書》學的理論特點與發展史有重要學術價值。

同時，馬教授在書中提出了「《書》教傳統」概念。「《書》教」主要蘊含著知識、觀念和文獻三大體系，三者交互發展奠定了「《書》教」傳統的基本形態。具體而言，文獻指由《尚書》衍生出的各類詮釋文本；知識指《尚書》及《尚書》學諸多文獻中的名物制度；觀念指其中蘊含的各種文化觀念，如《洪範》「五行」觀念對於漢人宇宙觀和認識論建構之影響，《禹貢》「九州」觀念對漢代郡國行政區域劃分之影響，《呂刑》觀念對漢代律例制定的影響。三個系統之劃分不僅明確了「《書》教」包含的具體內容，而且從宏觀角度釐清了研究思路和邏輯框架，可謂高屋建瓴。馬士遠教授已經在學術上走出了具有個人風格的康莊大道。我們透過其論文及著作，或者與其對面而談，都能感受到山東人那種質樸與淳厚，我想這恐怕與其長年扎根於孔孟桑梓之地，浸潤於聖賢輝光之中有關吧。

馬教授非常讚同李學勤先生的那一句判斷：中國文化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儘管他從事的是《尚書》一經的研究，但是正所謂「一經通而一切經通」。馬教授的學術視野是宏大的，而其入手處又是極為具體的。我們知道，一位學者做到宏觀與微觀的統一，洵非易事。如果沒有扎實的學術工夫，沒有高遠的學術視野，那是萬難做到的。身為孔子文化研究院的院長，不僅自己學有專長，業有專攻，他更在不斷謀劃研究院的未來發展。他緊緊扣住經學這一核心，提出在研究院中，四書五經各專經皆應有一至數位學者進行專心研修，取得突破，形成團體優勢，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這個被認可的「經學研究重鎮」才算真正名副其實。

路漫漫其修遠兮！馬教授正偕同其研究團隊不斷地上下求索，為中國學術振興和創新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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