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理论与拍卖市场

 

2001那一年,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Spence)与阿克洛夫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更年轻...





2001那一年,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与阿克洛夫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更年轻,年龄比阿克洛夫要小三岁。当1970年阿克洛夫那篇著名论文发表时,他正在读博士,两年后论文通过,拿到博士学位。再过一两年,博士论文作为专著出版,名为《市场信号:雇佣及相关甄别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十几年前,乌家培先生就披露,计划把他的这本名著翻译成中文出版。时至今日未见中译本,我们只能继续耐心等待。

针对信息不对称市场,斯彭斯提出的是“信号”理论(signalling theory)。这里的“信号”是动名词,是“信号发出”或“信号显示”的意思。他研究的是劳动力市场:即作为劳务买家的雇主,对雇员的真实工作能力并不了解,只能出一个一般工资水平,而雇员为了引起雇主的注意,主动“发出信号”,说自己受过某某高等教育等等,要求较高的收入报酬,显示自己具备较高、较强的工作能力。如同保姆说自己上过烹饪学校烧得一手好菜一样。

在美国,雇员的性别、种族、年龄、教育等特征是雇主需要考虑的因素。性别、种族不能成为信号,它们是天生的,不可改变和不可控的。年龄也不是,尽管它是变化的,但不可控。教育,既可控又可变,是个人能通过金钱和时间的投入而改变的,可以成为某种信号并发送出去,即成为反映雇员能力的一个特征。信号理论无非是把某种可能性显示出来。只要教育成本(即信号成本)小于雇主支付的报酬与没受教育条件下(或没有发送信号时)的报酬之差即可。最大化行为就是追求这个差的最大化。

就像拍卖市场上一张郑板桥的画,距今近三百年了;再过一百年,就近四百年了;再过两百年,就近五百年了。古画当然“年纪越大越好”,但这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尽管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年纪越来越大”。可我们能努力查出版、查著录,请专家研究,甚至开研讨会,等等,证明这张郑板桥不同于其它的郑板桥:它是经典之作,流传有序,名家递藏,多次出版著录。一般的郑板桥起价三五百万,这张起价一千五至两千万。价格说明一切,这张郑板桥,不仅真,而且好。

回到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就是:好的车不但不撤出市场,相反还要“大张旗鼓”地把价格定得高高的,以区别于那些低价烂车,并大力宣传推送,历数它的种种优点,广而告之:“我这里有好车”!

传统经济学是假定质量决定价格:高质量高价格,低质量低价格。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信息完全或信息对称。这是个古典世界,也是个理想世界。现实生活是,通过发出信号,价格“决定”质量。“我要求工资高是为了让你看到我水平高”,把这样的信息明确告诉那些寻找高质量劳动力的雇主,是必须的。不然,雇主只愿意以低工资雇佣更低工作能力的劳动者。不然,劣币就会驱逐良币,劣车就会驱逐好车,差的郑板桥就会驱逐好的郑板桥(包括假的郑板桥就会驱逐真的郑板桥)。

一种新的理论学说来源于某一“琐碎”的生活,不妨碍其可以“一般化”。其一旦辉煌,只不过是告诉人们可以以一种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来重新看待世界,重新认识世界,就会有新的认知和感受,尽管,“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几百年前“劣币就会驱逐良币”了。

斯彭斯曾说道:虽然,“确切地说,‘市场信号发送’这个词并不属于经济学家精确定义的专业词汇”,但是,“事实上,我的目的之一就是概括出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信号发送模型,并且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对它感兴趣。可以准确地把我的问题描述为正在发送信号的问题,而在不确定情况下,面临投资决策的读者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解释信号的问题”。

信号在市场中无处不在。信号理论发现于具体的劳动力市场,却可以普遍解释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案例,如“名牌”为什么那么贵,这是经济学家首先想到的,以前,他们更多地从纯投资角度去研究名牌问题。现在可以看到,名牌商品的定价明显高于其它商品的定价,即是告诉消费者,它们的质量彼此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明确把不同质量的商品区分了出来。

古董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发出来的信号可能更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是,信号理论研究的是能改变的特征,如劳动力市场上雇员接受的教育水平(毕业文凭),教育成本在这里变成了信号成本。名牌商品的成本,如巨额的广告支出和“高大上”店铺的租金及装修费用,甚至质量担保(召回),也是一种信号成本。在古董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教育水平高在拍卖公司嘴里演化为:“我们对古董艺术品很专业很内行”;好品牌演化为:“我们口碑好信誉好”。于是乎,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各种专场、夜场的设置及豪华的图录和单行本的制作,归根结蒂,就是要吸引买家的眼球。

二是,买方只知道商品的平均质量,卖方知道每件商品的确切质量,所以为了诚信必须做详细商品说明书。这一点对于古董艺术品拍卖公司来讲,是再确切不过了,因为拍品本身就比一般的商品复杂,千差万别,均不一样。君不见拍卖图录,不仅越来越多,不是一本一本的,是一箱一箱的,而且单个拍品的资料越来越详尽、图片越来越精细,甚至还专门配上专家的文章,占上好多页码。销售时多在那些通过投入可以改变和可以控制的变量上下功夫是种常态,如果谁能独辟蹊径,另外寻找到某个管用的信号并把它发送出去,或许会出奇制胜。

三是,根据斯彭斯的数学模型推导及检验,个人的教育成本一般很低,即“信号发出”的成本很低,所以社会上存在着对教育过度投资的趋势,即人人都趋之若鹜去搞个文凭,各类学校也如雨后春笋。古董艺术品拍场也是,如今夜场、专场等等,已从最初的一两场、一两家,数量急速增长,不知翻了多少倍,分布地域也扩展到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类公司,令人目不暇接。

四是,“信号发出”的理论价值就在于能解释名牌的形成:名牌商品为什么比一般商品价格要贵;同样的商品为什么在名店里售价要高。名牌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长年累月、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拍场上,历朝历代流传有序、名家著录、出版无数次的古董艺术品,就是一种“名牌”。对于买家来说,在预算约束曲线内,应尽可能买名牌,何必去买“不真不假”的,或去所谓的“捡漏”。名牌不仅仅指商品本身,还指销售店铺,所以要到口碑好的公司去参拍。总之,贵有贵的道理。

五是,打官司是要成本的。在信号理论下,打官司的成本也是一种信号成本。我有一个朋友就说过,他对“敢于打官司”的公司有好感,他信任这样的拍卖公司,愿意到这样的公司竟拍古董艺术品。我知道,其实他很少与那家公司有接触和了解,就凭这一件事,他就有了自己独到的判断,信号够强烈的。在他眼里,“敢于打官司”是一种树立良好品牌的行为。

六是,众所周知,拍卖有“免责条款”,即对于拍品的真伪,拍卖公司不承担责任。它是种现状拍卖。这是因为,古董艺术品的鉴定是经验性的,难以让拍卖公司承担这样的责任,难于废除“免责条款”。换句话说,让拍卖公司承担这样的责任,就是其花费的信号成本可能会是无穷大,其如何承受得了。那么,是否可以部分地承担责任呢?这也是市场细分后,高端市场与低端市场的区别,以及对商品本身细化的结果。有些拍品相信拍卖公司是敢于承担责任的,那就大胆地说出来:不仅“我这里有好东西”!而且“我这里有真东西”!

最后,斯彭斯模型中假定教育本身不会提高个人的工作或生产能力,纯粹是为了在劳动力市场中“发出信号”来“显示”自己的能力高、能力强。教育能学到知识,但能力与知识是两码事。可雇主给付较高的工资报酬会吸引能力高强的人的到来。拍卖市场上,夜场、专场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包装,即信号显示,有时也许效果并不明显,如人们常常会说某件拍品甚至换个地方,放到小公司也能拍出“天价”。但拍卖公司作为中介机构这样做,毕竟有双重或双向好处:愿意花费信号成本必然会吸引好的卖家的到来,也能吸引到好的买家。

问题不少,生活还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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