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昕墓志校勘记

唐张昕墓志，假毕沅灵岩山馆四志名世。其或许早佚，流存拓本不多，向无鉴别、考据之文字记录。方若《校碑随笔》及王...





唐张昕墓志，假毕沅灵岩山馆四志名世。其或许早佚，流存拓本不多，向无鉴别、考据之文字记载。方若《校碑随笔》及王壮弘的“增补”，均只有简单介绍，无校碑考据记录。张彦生《善本碑帖录》、马子云《石刻见闻录》，则未收录。上述均前人矣。当代传阅甚广之鉴别、校勘碑拓之书，为仲威先生所著《中国碑拓鉴别图典》，亦未收录。

嘉树堂藏有张廷济赠李璋煜之清仪阁拓本，上有张廷济题记：“篛汀大人真鉴。此石秦中无覆刻。叔未张廷济”（见上题图）。

金石鉴赏者向来亦持此说：此石无翻刻。故对于拓本无鉴别是原石抑或翻刻之必须。然而，此志毕竟经历了关中出土之地、苏州毕氏灵岩山馆、嘉兴张氏清仪阁三个阶段，我们不妨将此看做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一般情况下，不同时期或阶段的拓本或许理应有所不同，何况此志石除了陕西、江苏、浙江三地外，其间还跟随毕沅，相当时间曾被置于河南。

依愚管见，罗振玉是首先注意到并进行校勘、考据者，时在1920年。旅顺博物馆藏有罗振玉旧藏本，上有罗氏跋语：“此石毕弇山制军自关中携归后，归吾乡张叔未先生，石燬于髪逆之乱。予旧藏叔未先生手题本，今又得此本乃关中时初拓，尤可宝贵。宣统庚申（1920年）三月雪翁记津沽寓居集贤村舍”（见下图）。



重要的是，罗氏比较手头两个不同时期的拓本，首次又提出了考据点：“归张氏后，第十二行末‘风’字，十三行末‘四’字，及末行首‘示’字与下‘播’字之‘扌’旁，均泐。雪翁又记”。而罗氏此“关中初拓本”上述诸字完好（见上图，只有末行之考据，缺十二、十三行考据的图片）。

由罗振玉跋语而知，罗氏曾藏有两本张昕墓志，除现存旅顺博物馆的这本“关中初拓本”外，还有一张廷济手题本，即清仪阁拓本。恰嘉树堂亦藏有一张廷济手题本，即张廷济赠李璋煜本，亦即清仪阁拓本。经与旅顺博物馆藏罗氏旧藏本互校后，也证明罗氏提出的考据点：晚期拓本，十二行末“风”字，十三行末“四”字，末行首“示”字与下“播”字之‘扌’旁，均泐（见下两图）。





另，嘉树堂还藏有此志之四欧堂旧藏本，经校勘，亦晚期拓本，即罗氏所言及之十二行末“风”字，十三行末“四”字，末行首“示”字与下“播”字之‘扌’旁，均泐（见下两图）。上有嘉兴张氏三方印鉴，亦清仪阁拓本。

此本考据点与嘉树堂藏张廷济手题赠李璋煜本完全一致，想必与罗振玉旧藏张廷济手题本也完全一致，尽管没能见到罗氏此旧藏本图片。





令人兴奋的是，经过对这几个拓本的进一步校勘，我发现早期与晚期的拓本除了罗振玉提到的四个考据点外，明显还有两处考据点：首行“张府君”之“府”字，四行末“宣”字。

旅顺博物馆藏罗氏旧藏本此两字均完好（见下图一），而嘉树堂藏两本张廷济清仪阁拓本，首行“张府君”之“府”字及四行末“宣”字，均泐（见上题图及下图二）。因此，综而言之，鉴别张昕墓志早晚期拓本的考据点至少总共有六个。




北京图书馆所藏唐张昕墓志，为一整纸本（见下图），经勘校，上述六处考据点均泐，亦晚期拓本也。虽说中早期拓本罕见，晚期拓本或能见到，但此志石自嘉兴张氏清仪阁后即佚失，当在咸丰年间，故传世拓本亦不多，足可珍视，聊作雅玩。



张昕墓志关中拓本与毕沅灵岩山馆拓本，即中早期拓本，极为少见。如果多有几种中早期拓本有幸校勘的话，或许我们真能进一步区分其早期关中初拓本与中期灵岩山馆毕沅拓本。在此之前，罗振玉将其所藏而有别于嘉兴清仪阁张廷济拓本之本，称作“关中初拓本”，也未尝不可。

（附记：本文图片准备过程中得到了仲威先生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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