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孩子相遇在印度当义工

“Ifwepray,wewillbelieve;Ifwebelieve,wewilllove;Ifwelove,wewillserve.”——MotherTeresa...



Amrit又尿湿裤子了，护工递给我一块旧得像抹布一样的尿布，示意我给Amrit换上。五年前，还未为人母的我，笨手笨脚地在一个印度残疾小男孩身上，学习如何换尿布。

2009年，我读了一本书，名为《迟到的间隔年》。作者孙东纯记录了自己辞职后，从广州出发，旅行了十三个月的经历，其中在印度做义工期间，他结识一个日本女孩，后来结为夫妇。

这本书让很多中国年轻人知道了什么是gap year（间隔年），从此走上了辞职旅行、毕业旅行，甚至是肄业旅行之路；这本书也让很多中国年轻人知道了，在印度除了著名的泰姬陵、瓦伦纳西的恒河，在加尔各答有一个叫做mother housu的地方。

Mother house，是人们对Massionaries of Charity（仁爱传教修女会，又称“仁爱之家”）的俗称，它由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Mother Teresa，即特丽莎修女所创立，旨在帮助弱势群体。其总部位于加尔各答，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来到这座印度城市的mother house做义工。

1、

2011年1月的一天，当我站在Mother house时，却有些惶惑。

到达这里时，我已在印度旅行了了大半个月了。先生前期和我去了北印度的一些城市，因为工作关系他提前回国。剩下的旅程，我得独自完成。我的计划是到加尔各答的仁爱之家去做一周义工。

与我们过去的自助背包旅行相比，这趟印度之旅从一开始就起伏跌宕：

在广州机场，起飞时间将近，航空公司突然通知：新德里机场大雾，航班被迫取消。这趟航班上的乘客被安排住了一晚机场附近的无星级酒店，第二天一早才终于飞抵新德里。因为这个意外，我和先生提前预订好的火车票不得不退订、改订。

这还没完。当我们焦头烂额的在新德里的汽车站、火车站辗转了一晚上，来到我们以为的正确的站台、满心期待赶往下一个旅行城市斋普尔时，工作人员突然告诉我们：这趟火车因为铁路出问题，取消了。第二天看当地报纸新闻，有印度民众在铁路沿线示威。

果然是incredible india！

和先生一起面对各种变数各种不适，我不曾有太多担忧害怕。我们在瓦伦纳西火车站分别时，有那么一刻，我对自己独自前往加尔各答当义工的念头犹豫起来；再转念，既然已经决定了、来了，就不要留下遗憾吧。



▲印度的天空，横七竖八的电线杆和时而盘旋、时而停驻的乌鸦

2、

在印度坐火车如果能整点出发到达，那简直可用“奇迹”来形容。走了短短半个月，我渐渐习惯它的延误。除了等待，别无它法。

到达加尔各答的第一天，在火车站和火车上消磨尽体内洪荒之力的我，完全没有心思好好看一眼这座斑驳陆离的城市，就匆匆赶往当地著名的背包客聚集地sudder street。

我只想赶紧找一张静止的床上好好睡上一觉。一个人背包旅行，我习惯住旅馆多人间，既节约开支，又能找人聊天。但在sudder street问了几家，都是没有多人间床位，只好随便找了家旅馆的单人间。刚进去就后悔了，一股子不知哪来的怪味，但我实在懒得再换旅馆了。



▲加尔各答是一座典型的印度城市

也不知这晚睡了多久，第二天来不及吃早饭，只想赶紧换家旅馆。我打算做一周义工，如果没有一处合适的落脚地，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坚持下来。

好容易找到一间看上去还凑合的单人房，正准备在前台付款，身边正在办退房的一个女士，向我眨眼，小声说：mouse！mouse！

当我终于听明白她在提醒我这个旅馆房间有老鼠，顷刻落荒而逃。

快到中午了，我还在继续找旅馆。闲逛到一座教堂，本想进去看一看、歇一歇，不经意发现教堂斜对面有家穆斯林人的开的旅馆 。很棒的是，这家旅馆的顶楼有男女分开的多人间，而且床位费一天仅约十元人民币。



▲我在加尔各答找到多人间。微笑挥手的女孩来自日本，同样也在mother house做义工。

3、

特丽莎修女1910年出生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上世纪50年代，她与10多名修女，创办了仁爱之家，这个慈善机构在世界多个国家都有分会。而在总部加尔各答，设立了对妇女、儿童、老年人等不同弱势群体的收容救助中心。


▲加尔各答特丽莎修女的衣冠冢

到仁爱之家当义工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不分国籍、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仅需做必要的登记，就会被接收。与此同时，到仁爱之家当义工是没有任何报酬补贴的，也不提供住宿和餐饮（除了有简单的早餐供应，香蕉、牛奶等）。其他的全部要靠自己解决。

我不是教徒，我相信爱、信仰与奉献；在国内我接触过一些慈善组织、参与过一些活动，但我还称不上是热心公益之人。

至于我为何想到mother house当义工？诚实的说，于我而言，这个地方听上去很特别，我很好奇，想去看一看、体验一下。这是我旅行的一部分。仅此而已。

仁爱之家的修女把我安排在儿童之家（Nirmala Shishu Bhavan）。这里只接收女性义工。



▲我的义工证。特丽莎修女抱着婴孩的照片下有一句话："We have been created for greater things,to love and to be loved."

儿童之家有一二十个残障孩子，一部分十岁左右的孩子能简单自理，甚至还可以给护工帮点小忙；而五岁以下的孩子则基本上缺乏独立行动能力。有些有智力障碍，生活不能自理。不少孩子身形萎缩、骨瘦如柴，一整天只能躺着或坐着，两眼无神，有时会突然大声哭喊。当我第一次置身在这些孩子当中，我很不自在，不知道自己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在仁爱之家做义工的门槛很低，上岗前也没有任何正经的培训指导。好在要熟悉新环境也不难。儿童之家的墙上会张贴着一些义工规则，比如提醒义工不要给孩子们礼物或施舍。

墙上贴有孩子们的照片，这有助于义工认识他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每一个孩子都建有个人档案，方便义工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包括性格特点、注意事项———比如，对双腿无法直立的Amrit，义工们可以帮助他做物理康复保健。



▲儿童之家墙上挂着每个孩子的照片。每个孩子都有名字，她们都是little angels stars

每天下午，我来到儿童之家，戴上围裙就开始工作。 换床单、叠衣服、喂食、给孩子按摩、一起玩耍……在儿童之家的义工工作简单琐碎，也十分考验人的耐心。这里除了义工，还有修女、专职护工。不懂就靠问，或者是看看其他比较义工是怎么做。

给孩子换尿片——这里的尿片是用旧布条做的，颜色旧得像抹布，折叠几层，再用布条固定在孩子身上。湿了、脏了，就换下清洗，干了再使用。我一上午通常要给同一个孩子换四五次尿片。还有喂食物，孩子们的食物一般是米糊。在脖子下塞个手绢，因为多数孩子吞咽很困难，刚喂进嘴里的米糊很快就从嘴角流出来，一呛到就难受得哇哇哭。有时才刚刚吃了一点点，就得换尿片、换衣服。

我接触最多是那个Amrit的男孩，他不会说话、四肢不能行动，只能成天坐在一架破旧的半躺椅上。但有一双明亮而灵活得大眼睛。一开始接触他时，给他换尿片，他哭，给他喂米糊，他也哭。我总是急得满头大汗，听到Amrit的哭声时，我总是很自责。

Amrit有一双明亮而灵活得大眼睛，他是一个对外界有反应的孩子。当我轻轻按摩他的小手小脚时、或者是带他去晒太阳时，他也许感到很舒服，一双大眼睛有神的看着我，甚至会冲着我咧嘴笑。这时他整个人就像在发光。



▲笑起来就像天使的Amrit

当我第一次把整碗米糊比较顺利的喂进Amrit的肚子里时，内心成就感满满。我开心的表扬他，“waha，Amrit is a good boy！”他也伊呀呀的回应了我，笑眼弯弯。

偶尔会有志愿者医生来帮助孩子做康复治疗。有一次，一位男医生在Amrit的双腿上带上矫正器，搀着他的小胳膊，让他尝试挪动，可是这对他来说太艰难了，刚一动，他就疼得哇哇大哭起来。



▲对于残疾儿童而言，每挪动一步都是煎熬

我记着儿童之家墙上贴着对义工的忠告，不要过分的同情帮助孩子。我只能选择和Amrit保持一些距离，看着他得样子，我揪心极了：这么可爱的孩子，生有何辜，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痛苦？

我注意到，一位来自德国的老奶奶义工总是专注于一个脑瘫男孩。这个男孩只能躺在小床上，老奶奶抚摸着他的小手，喂他喝水，和他说话，如同照顾自己的孙子。这位老奶奶多次到motherhouse做义工。她是天主教徒，退休后，希望做对上帝有所奉献的事情。在她看来，motherhouse是让她的爱心有所寄托的最合适的地方。

有一次和她闲聊时，我忍不住吐槽，儿童之家的专职护工对孩子们不是很耐心，动作比较粗鲁，比如她们把米糊硬喂进孩子的嘴巴里......

老奶奶淡淡的说，尽我们所能就好了。



▲在天台晾晒衣物的护工们

4、

我在儿童之家做义工通常是下午；上午，我穿行于加尔各答的城市角落。毫无疑问，加尔各答是我一个多月的印度之行逗留时间最长的城市，也是体验最为丰富的城市。

这是印度被英国殖民时期的重镇，街道上保留大量气派华美的古老建筑。与之同时呈现，是交通拥堵，尘土飞扬、垃圾遍地，乞丐成群.......天堂与地狱之间，没有任何缓冲带。



▲如此情景，在加尔各答很寻常

sudder街上随处可见包着头巾、下半身穿裙、赤脚的三轮车夫，每当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就会下意识吆喝道“mother house、mother house”。据说，每年来到这个极度贫穷混乱之地的外国人，80%都是来做义工。

除了去较远的地方搭公交车和地铁，在加尔各答，只要能步行，我尽量步行。对于旅行者而言，这是认识一座城市最接地气的方式。再有，这里的三轮车夫漫天要价早已臭名昭著。

从我住的旅馆到mother house步行约需20分钟。一路多是曲折狭窄巷弄，这里是加尔各答的众生世相的舞台。从电线杆上成串的乌鸦，到街头下水道边仅遮盖下半身洗澡的男人，乃至墙根下的理发剃须档、花花绿绿的政党海报，都让我感到有趣。

有一天上午，我自己去了仁爱之家在加里女神庙附近的救助中心——垂死之家（prem dan）。这是特蕾沙修女创办的第一个收容所，专门收留身体精神有障碍的重症患者或垂死者。

下了公交车后，我步行穿过一片贫民窟。垂死之家铁门紧锁，向门卫出示义工工作牌才可入内。

与铁门外让人感到荒诞、甚至有作呕之感的世界相比，铁门内的垂死之家，一派热气腾腾。置身其中，情不自禁要去做点什么才有存在感。我很快加入到洗衣服的义工队伍中。



▲垂死之家墙上有块小黑板，记录了当天的被救助对象数量动态。

与儿童之家的工作相比，垂死之家的工作更多也更繁重。就拿洗衣来说，这里病人的衣服全靠手洗，消毒刷洗、过水清理、洗衣粉清洗、漂洗、拧干、晾晒，像流水线一般的流程，需要很多义工共同去完成。

这天上午洗衣的工作告一段落。我走进垂死之家老人的房间，义工与老人几乎是一对一、甚至是多对一的服务，涂凡士林、梳头、剪指甲、换衣、喂食，搀扶上厕所、聊天、安抚......总有干不完的活，但是没有人要求你要做这个、他要做那个，在这里全凭自愿。这天上午院子里还有义工带来杂耍节目表演。

我吃惊的发现了一些熟悉面孔，有我同在一个旅馆多人间的日本女孩，有那位德国老奶奶，还有一位白发苍苍、背有点弯、走路缓慢的老太太和她身边紧随的中年女士，我早在儿童之家就见过她们几次。老太太总是热情的拥抱、亲吻儿童之家的孩子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孙儿一样。

在垂死之家，我第一次知道她们是来自西班牙的一对母女。这位年过80岁的老太太，没有一刻闲着，尽力的去服侍着垂死之家的老人们。女儿做什么，老太太也尽力去做，不给自己减量。她们来加尔各答的唯一目的就是当义工，而且打算在那待几个月。我一直忘不了这样的情景：这位满头银发、有些佝偻的老太太手推轮椅上的印度老妇人上厕所。





▲穿蓝色T恤的是令我敬爱的西班牙老太太

5、

当我开始习惯从加尔各答高空喇叭传出的穆斯林晨祷声中醒来，当我独行在逼仄的巷弄不再莫名惴惴不安，当我为孩子们换尿片、喂米糊渐渐上手时，我在mother house做义工的日子也到头了。

离开mother house的这天早上，我和同样即将离开的几位义工，被屋子所有的义工团团围住，所有人唱到：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miss you miss you miss you，love you，love you，always in my heart……”，在歌声中，我感动落泪。我感到羞愧，我在这里所做的完全微不足道。

mother house并非完美，她一直是争议不断的，但必须承认她是一个拥有神奇魔力的能量场。这里没有所谓的工作责任和义务，一切看似没有章法的自由运作着。所有的义工自愿而来，又可以随时离开，但不管付出多少劳动，都会被感谢、被赞许、被祝福。

我背着行李来到儿童之家告别时，修女获准我可以在儿童之家里拍照。我拍下我熟悉的Amrit，他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笑脸。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次再来会是什么时候。

五年来，这些影像总会不经意浮现我的脑海，温暖着我，也提醒着我时时默念着特丽莎修女的话语：“If wepray, we will believe; If we believe, we will love; If we love, we will serve.”



▲特丽莎修女（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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