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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骐简介：中国作协会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活跃于散文诗坛，出版过《月光下的金草帽》等四部散文诗集。现为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州师范学院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2014年9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王慧骐与散文诗》（三卷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准确地说是1985——1992年间，我曾较为投入地专注于散文诗的写作，和对同时期散文诗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其间与几位颇具成就的散文诗前辈有过程度不同的交往，并因此留下了一些美好和温暖的记忆。

先说说柯蓝。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5年的夏天。当时他为筹建中国散文诗学会江苏分会来到南京。由时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的王知十牵头，邀集在宁的江苏省作协领导及一些散文诗作家，如艾煊、魏毓庆、丁芒、王劭、杨德祥、叶庆瑞、曾传炬等，共十三人，组成了一个筹备小组。我是小组里当时唯一不在宁的成员。柯蓝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讨论了有关事项。这一年柯蓝已经65岁了，但身体很硬朗，气色甚好。他讲话有很浓的湖南口音，抑扬顿挫里充满一个诗人特有的激情。时隔不久的同一年秋天，他和夫人文秋由扬州市文联秘书长许少飞等陪同，来到我工作的江都县城。两三天里他马不停蹄地随我走了好几处地方：去一个叫作樊川的古镇，与农民文学社和文学爱好者约一百多人搞了一场气氛热烈的面对面的交流；到县中给一千多师生做了一台关于散文诗创作的辅导报告。还抽出时间来到我的蜗居，看望了我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柯蓝是从延安鲁艺出来的老革命，他身上有那么一种风风火火的善于跑基层走群众路线的良好作风，而当时的我也才大学毕业不久，面对他所做的一切，我有说不出的感动和深受鼓舞。我后来在散文诗写作上的发奋与不断探索，与柯蓝几次在报刊上撰文对拙作给予肯定密不可分。

这以后与柯蓝还有过三次接触。一次是86年10月在四川乐山的全国第二届散文诗年会上，听他作慷慨激昂的学会工作报告。一次是87年8月我出差去广州，彼时柯蓝正在那儿办中国第一张《散文诗报》，我特地去看了他。当时的办报条件比较艰苦，他却乐呵呵地对我说，现在再怎么难，也比刚解放那阵在上海办《劳动报》强多了。再一次就是88年初了，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午后，我去了位于北京沙滩北街的柯蓝家中，两人聊了有一个多小时。我当时已调来南京，在一家青年刊物任职。他重点介绍了中国散文诗学会在他和郭风、海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已成燎原之势，25个省、市、区相继成立了分会。短短几年里已出版了六套“黎明散文诗丛书”，推出了五十多位散文诗作家的精品力作；同时还由他主编或倡导编撰了一批散文诗研究的理论著作；除在广州出版对开大报《散文诗报》外，还联络了国内数十家地方报纸定期或不定期地辟出“散文诗专版”，一大批诗人或散文家投入到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写作中来，其气象及前景十分喜人。柯蓝对这支散文诗的写作队伍在当时中国文坛的方兴未艾所表现出的激奋之情，深深感染了我，回宁后我迅即写出了对他的专访，在我任职的刊物以及上海《文学报》等报刊上发表。尽管柯蓝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写出了不少如“早霞短笛”一般明快向上的散文诗章，但我以为柯蓝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散文诗的复苏与发展所作的贡献，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他富有鼓动性和感召力的四处奔走的游说和推进上。一项事业的如火如荼确实离不开一位（或一批）具有奉献精神的活动家和推广者。

再说说郭风。刘再复老师对郭风有一个很著名的评价，称其是“一生都钉在散文诗十字架上的人”，他一生所有的才情与心血都抛洒在了这方不无寂寞和冷遇的文学园地里。再复老师的那章《致病中的郭风》唱出了所有接触过郭风的人的心声——“呵，你这木兰溪养大的诗人，人和诗一样富有魅力……”我第一次见郭风，是在86年10月乐山就日峰的散文诗年会上。他比柯蓝长两岁，那一年68了。他是一个特别安静和慈祥的老人，无论在会上或会下，凡向他打招呼的，他都会报以微笑，那笑容纯净而坦诚，甚或还有几分孩子似的羞涩。那次会议组织大家去爬峨嵋山，头天住在了半山腰的清音阁上，我见他和李耕坐在靠窗的木椅上，静静地交谈着。那姿态和神情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在郭风老师的故乡四处可见的大榕树，那种从容、淡定和静谧里透出的安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也就是那么一次有好多人参加的会议之中的相遇，令我没想到的是，一年多以后我却得到了郭风老师一次无私的恩泽。1988年春，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打算出我一本少儿散文诗集，我斗胆将诗集的手稿寄给了郭风，期盼他为这本小书写篇序文。完全是一种初生牛犊的冒失之举，我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回音。但奇迹就这么发生了，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只落款为福建省作家协会的大邮包，拆开来，里面是我的书稿，还有郭风老师的亲笔信，和他为我这本书写的序。在这篇后来发表于1988年10月8日《文艺报》上的序文中，他不仅很细致地评析了我的具体作品，更对我国整个儿童散文诗的发展现状以及出版方面的成果，从宏观上做了较全面地勾勒，给人以统揽全局、高屋建瓴之感。在郭风面前我是道地的后学和晚辈，且与他无任何私交可言，而他因何为我作序？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对散文诗始终怀有崇敬之心深切之情的人，你爱他所爱，所以他便视为知己，进而助你一臂之力，给你雪中送炭，指点迷津。

还想说说李耕和耿林莽。李耕我见得早一点，印象中是79年的初夏，那时候我还在大学读书。其时江苏省作协在无锡的太湖之滨，组织了一次全省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据说是历经十年浩劫，文学枯木逢春后省作协举办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聚会），我也有幸参加了。那个座谈会开了有五六天，一大批复出后风头正健的作家高晓声、陆文夫、艾瑄、顾尔镡等分别给我们讲课，还邀了不少外省的作家、诗人与我们见面交流。也就在那一次的活动中我见到了李耕。他当时有五十六七了吧，人挺瘦，头发似乎也秃了不少。会场内外他一直不太爱说话。后来知道他来自江西，我便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因为我父亲也是江西人。又听说他早在四十年代初便开始写诗并主编文学刊物了，更对他肃然起敬。第二年的夏天，我利用暑假只身上了趟庐山，特地先去南昌看望了李耕老师。恰逢酷暑天气，在《星火》编辑部的木地板上，他找了张席子来，两人都打着赤膊，在呼拉拉一顶老电扇的伴奏下，聊到夜半更深。我这才知道，他自58年被打成右派，整整蒙冤二十年，最美好的年华被扭曲的历史所剿杀。他在同我的谈话里不时地流露出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后来的那些年，散文诗坛果然听到了他独具颤音的追赶生命的脚步声。他的一些颇具影响的作品集《不眠的雨》、《没有帆的船》、《暮雨之泅》、《爝火之音》等等，大都产生于他重获新生的八九十年代。到了86年的乐山年会上，我所见到的李耕感觉其精神状态不错，会议结束前的联欢晚会上，他还加入了一批年轻人舞蹈的行列。那一次的会好像他儿子也去了，很帅的一个小伙子，记得是在《南昌晚报》编副刊，也写散文诗。子承父业，这一点似让李耕很开心。

与耿林莽先生并未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只是一直仰慕他在散文诗创作上的高深造诣。同李耕一样他也是四十年代便涉足文坛了，80年以后他则一门心思主攻散文诗，而卓成众所公认的大家。我只是在88年的时候曾应一家刊物之约写过一篇品读耿林莽诗艺的文章，后来杂志有没有转寄给他我也印象不深了。有趣的是，前年冬天，常州《翠苑》杂志副主编冯光辉来宁参加省作协的理事会，我去他下榻的宾馆看他，闲聊中说到了耿林莽，光辉兄是写长篇小说的高手，但他对耿林莽的艺术高度却推崇备至，说《翠苑》已好几次以头条位置刊发了耿老的新作及创作手记。就在我们说话间，另一位诗友——南通市作协主席、诗人冯新民走了进来，听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他也很兴奋地加入进来，他认为耿林莽是目前中国散文诗的一面旗帜，一个87岁的老人了还在日夜思考着散文诗的变法，他作品中的锐意创新是许多年轻诗人都不及的。说这番话的时候，冯新民从手机里调出了耿老的电话号码，立马和他通起话来，并告诉他，冯光辉和我都在一旁。于是耿老逐一与我们讲话，说话的声音亲切而随和，他说他记得我，“早些年你写过不少很不错的散文诗”，我听了甚觉惭愧。在这方领域里，我只是个匆匆过客，比起先生的那份坚守，我真的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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