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大叔船上

向左还是向右？

欧洲人对难民的纠结看法...

德国科隆大教堂举世闻名，非常雄伟、非常壮观。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大教堂里一个角落里摆放的一条船。

这是大教堂一进门左边的角落，一条很简陋的渔船摆放在这里。旁边放着一幅简单的易拉宝宣传板，背后墙上挂着一台电视，播放着一些视频片段。如果你从旁匆忙一瞥，肯定不会发现有任何特别，但当我读到宣传板上的文字，再看看这条船和后面的视频，却几乎落下泪来。

原来，这是一艘难民偷渡船只。文字很简单，上面是德语，下面是英语。大意是：这是马耳他军队在地中海海域没收的一艘渔船。蛇头利用这条船将难民从利比亚偷渡到意大利。这条船只有7米长，但却装载了100人。船上没有任何用来防御日晒、风暴或寒冷的设施。难民们随身不许携带任何物品，包括食物和水。旅途中，难民们是像包裹一样扔在船上，很多人死于窒息，侥幸生还者也因呼吸困难而崩溃。

看完介绍，我仔细打量着这艘小船，它真的是太小了，只有7米长，最宽处不到两米，船舷非常矮，谈不上有船舱和甲板，就和平时公园里出租的手划船差不多。我平时下海工作时，也经常会乘坐类似的小船，可能比这个还大一点，只能在近岸活动，稍有一点风浪就会摇晃得很厉害。很难想象，在这么小的船上能载上100人，就算大家全都紧紧地抱在一起站着，也不可能站下100人啊。更何况还要飘过几百海里，穿过茫茫的地中海。我怎么也无法想象，这些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呆在船上。

更何况，没有发动机、没有船桨，没有食物、没有淡水，还要随时面临阳光、海浪、风暴、寒冷的威胁，甚至任何一点点晃动，都有可能让船只面临重心不稳乃至倾覆的危险。如果不是面临最万不得已的情况，谁会肯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这样一艘小小的船只？

在网上读到难民偷渡新闻的时候，经常会有人留言质疑，为什么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跑了，把老弱妇孺都留在家里？看了这艘船我了解到，就算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能在这样的船上幸存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更何况老弱病残？那就是直接送死啊！

面对着那艘渔船，那一行简单的文字和视频，我一个人呆呆地站了很久很久，心里极为复杂。既有对难民的同情、不忍、难过，对个体在乱世中“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感慨、震惊，也有对祖国稳定昌盛的庆幸、自豪。德国政府对难民的宽容接纳政策正在受到到越来越多欧盟同盟国的指责和本国人民的抗议。如果那些反对的人都能到这里看一看这艘船，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难民们在这艘船上的处境，恐怕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无动于衷。

可是，那些反对的人就是无情、就是错误的吗？

就在参观科隆大教堂的前一天，我在布鲁塞尔的小酒馆里遇见一群比利时的法律界人士。一位律师大叔得知我的酒店位置后，告诉我，那个地区是黑人和穆斯林的聚居区，治安很不好：“我在那里被袭击了五次！五次！”大叔打着酒嗝告诉我：“从前比利时是个安全的地方，现在，一切都在变。越来越多的穆斯林、难民！他们从哪来的就应该回哪去！”

律师大叔已经60岁了，我觉得“谨言慎行”应该已经从职业习惯成为他的生活习惯，但他还是毫无顾忌地对我说了这些话。律师在西方社会一直是高收入的群体，他的这番话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中产或中产以上阶层的心声，民粹主义正在慢慢地在普通民众的心中滋生。

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欧洲越来越差的社会秩序和令人忧心的恐怖主义威胁。布鲁塞尔的主要街道，尤其是商业街和火车站附近，有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巡逻，从西欧到东欧，这里的戒备几乎是最严的。加强安保级别的背后是大量政府预算的投入，律师大叔所代表的阶层正是政府纳税人的主力军。一面是缴纳的税费被用于计划之外的安保，一面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受到深刻影响，夜晚不敢在熟悉的地区散步，难怪大叔怨声载道。

在从德国到布拉格的火车上，我和两位捷克大叔同一包厢，尽管他们不太会说英语，但我们还是竭尽可能地聊得非常开心。这时，两位黑人小伙子走了进来，气氛马上变得十分怪异，大叔们停止了聊天，一脸严肃地坐在那，一句话也不说。我本来是个爱聊天的人，此刻却不知该怎样打破这样尴尬的沉默。不一会儿，两位黑人兄弟被他们的朋友叫走，包厢里马上又轻松下来，恢复了刚才友好欢乐的气氛。因为语言不通，我没有办法了解大叔们的想法，但普通民众对于有可能是难民身份的人的戒备心是显而易见的。

保护自己永远是人的本能。

在奥地利的美泉宫花园，一个人独行的我被两个男人搭讪：你从哪来？
中国。我回答说。
对方显出很高兴的样子，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他们来自利比亚：“嘣、嘣、嘣炸弹爆炸的利比亚”。

你们是难民？我问。
他们听不懂我的话，面红耳赤地想了半天，问我：你是一个人吗？

这一路上，无论走到哪都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是很坦荡地实话实说，唯有这一次，我犹豫了。我指着不远处一家正在拍婚纱照的人家，含含糊糊地说：我是和他们一起的。

两个男人还在绞尽脑汁地想着英语，我和他们笑一笑，借故离开。慢慢地走到那家拍照的人旁边，一面走，一面偷偷观察那两个男人的动态，只见他们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了我几次，最后消失在花园后边。

我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确定他们没有再回头或跟着我以后，转身快步地离开了美泉宫。我不知道他们和我打招呼是单纯地表示友好还是有什么其它的目的，而且，我也并不觉得我是一个有种族歧视的人，但那个时候，一个独行者的警惕却本能性地占据了上风。

那一刻，我理解了比利时律师、捷克教授大叔以及许多欧洲普通人的想法：

——我们有爱心、我们乐于助人，但我们也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受到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