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 何人采卷耳？

被遗弃的村子，并非家乡独有，是这片大地上到处在发生的事情。...





童年跟秀女表姐上山打猪草。猪草深深地覆满了一沟，肥厚多汁，有种叫猪耳朵。秀女的镰刀捋起了一束，斩起苦涩的芳香，汁水最后一滴悬在镰锋，像淌汗的脸腮轮廓。希望她的姿势凝止，在回肘拭汗的一刹，莫名的猝然与温柔，无可挽留。这样的分神，我的草自然打不快，半天只遮住筐底。

大学里读《诗经》，那古代提筐采叶的女子，与我竟同样迟缓。想象她采割的卷耳，是我们镰下的猪耳朵。只是她心思遥远，难于收回，至于传到了今天，引起割草的我的预感。

秀女离开山村，嫁到比任何人都远，到了新疆建设兵团。那时别的姐姐们都已出嫁，表哥们也出门打工，秀女一人留守。她的猝然出走，似乎多年的爆发，藏于当日拭汗的姿势中，似乎那采摘卷耳的女子，有天得知良人病讯，会弃筐而起，远赴关山。她的出走，带来极大的震动，山村停止的时间迅疾流动，无可挽回了。

最后两年和秀女一起打草的，是幺舅家的一个女孩小梅，父死母嫁而来这里。她长年的装束，是件暗黄色罩衣，便于洗衣、喂猪和做饭。洗衣之时或许带着草筐，扯一篓溪边石上攀爬的暗黄色藤蔓，无根而绵延，土名无娘藤，以后知道是《诗经》里的葛藟，“终远兄弟，谓他人母”。秀女远嫁之时，小梅也不知去向，她在这里曾经的出现，似乎毫无因由。

我们都不常回山村，年终一聚，遗下喜庆后的苍凉。坡地的猪草越拢越深，恢复了深山模样。搬下镇子的大表哥家房脚，渐渐长起猪草。最初打理着也许回来住，终于放弃。以后是二舅的逝去，幺舅家的搬走。屋前的群山，在日渐淡薄的炊烟里飘逝。每次坐火车来去家乡，望着路旁山坡犹立的土墙，心想里面是否有人，似我们的曾经。



有次在家乡的山路，与友人谈论，对我们这一代出生的人说，如此变化同于隔世，像有人把我们的记忆换掉了。但调换者不正是我们自己？

在北京做新闻，看到内蒙古越狱的图片，被追捕的罪犯栖身草原深处废屋，门户犹在却屋顶坍塌，似将被草叶埋没。忽然明白被遗弃的村子，并非家乡独有，是这片大地上到处在发生的事情。

看到一个友人的手稿，讲述商洛山中李自成起义以来的家史，瓦屋为水泥楼房代替，村头青葱的小河变为污黑，山头矗起发电厂，爷爷的坟墓被迁，大字不识的村民们去西安北京上访。一个朋友移民美国，一次回乡之时，将父母全都接走，发誓再也不回来，“不见心不疼。”

如此可行么？在北京六环外的门头沟，辞世六年的刘宾雁骨灰刚刚辗转归国。秋天的末尾，看着街头银杏叶落，张郎郎在朝阳门一处咖啡馆里说，和他先后出去的人都想回来。他们想写点什么出来而不能，“得到了天空却失去大地”。

近一世纪前，70名哲学家登上两艘轮船，被成立之初的苏联驱逐。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再没有看见身后消失的俄罗斯。这起“哲学船”事件中的主人公之一奥索尔金多年后说，侨民们的生活无足轻重，即使他们有了当地的社交，房子，甚至融入了当地的语言。他从来没有对自己因为出国而写出了更多著作，拥有了更大名声而感到庆幸。

有种存在于国境线之内的流放。一个朋友以前每周末带着胶片相机出去，把镜头对准北京的四合院和小巷，捕捉歇凉的蒲扇和屋檐的光影，榆树下的鸟笼和菖蒲河边忧郁凝望的小狗，今年却忽然放弃。我为什么要对这片地方有感情？面对那些巨大楼盘的阴影，我找不到了。她说。宁愿要马耳他透明的天空，即使一生只去过一次。

一个同事在北京单身，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每两个月感到心情疲累。于是回到家乡沧州，看望父亲的坟墓，躺在小河的草坡上，似被油油的草埋没。幼年清油的河水已看不出颜色，草色尚如昨，她躺在其中忘了时间，有时为路人惊醒，直到感到元气完全恢复。回到北京，面对下一月份的耗竭。

今冬分外寒冷，遥远的新疆，秀女表姐布下越冬的种子，会否想起家乡的猪草，耳朵一样肥厚嫩绿，在镰刀下服帖。也许有天，她回乡探亲，山村犹存炊烟，我们可以一起上坡，采摘带露的卷耳？

    袁凌

作家、媒体人

文字世界的手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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