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韵杂志】对仰韶文化中的天文星象符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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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仰韶文化中的天文星象符号研究


能够对仰韶文化中的天文星象作点研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民族因素,古代纳西族是一个著名的天文民族,她由从古东夷部落中分流出来的,专管部落的天文历法和天地祭祀的一个巫觋集团组成,这就是太昊氏的子裔,专门崇拜太阳的羲和氏,以及女娲氏的子裔,崇拜月亮的女和氏。这也是纳西族广大民众都姓和的原因,“和”为羲和氏之和,女和之和。两氏族的首领们,从帝尧时代开始到夏商周时期,世代都是著名的天文学家。纳西东巴古籍中记载的旻疁宿主为夏祖中专管参宿的天文学家,旻疁董主则是为商族专管心宿的天文学家。纳西族的二十八宿以及对二十八宿的观测方法流传至今。所以,笔者曾说《仰韶文化中的天文星象符号》一书是用纳西族的天文历法知识攻破的,该书的诞生完全彰显了纳西族的民族特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

其次,研究中也要懂得一些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学问要由老师传授,我的老师是弗拉马利翁。卡米伊·弗拉马利翁,法国天文学家,朱维西天文台的创建者(1883年),法国天文学会的创办人(1887年)。弗拉马利翁是法国人,且已于1925年就去世了,怎么成了我的老师呢?原来,弗拉马利翁不仅是著名的天文学家,还是文学家,科普读物作家。他撰写了一部《大众天文学》,以文学的笔墨,生动的语言,大量美丽的插图,向读者介绍了地球、月亮、太阳、行星世界、彗星、流星、陨星、恒星宇宙以及天文仪器。《大众天文学》自1879年出版以来,深受读者欢迎。《大众天文学》由李珩翻译,于1965年5月在国内出版发行。

笔者于1968年到宁蒗工作时,在书店里见到了三卷本《大众天文学》,只是书价嫌贵,想买而不敢买。那时的宁蒗还是相当落后的。如商店里进了几双凉皮鞋,原价15元,没有人买;降到10元,没有人买;降到5元,还是没有人买;最后降到1元5角时,我把它当成草鞋买了,结果一穿穿了三年。《大众天文学》一书也是这样买来的,买来时封面早已发黄,全书积满灰尘。谁想到,48年后用这本书所给予的知识破解了一批批仰韶文化中的天文星象符号。

要破解仰韶文化中的刻划符号,自然先要了解仰韶文化和在仰韶文化中出现的刻划符号。1921年,民国政府请来了瑞典的考古学家安特生,请他考查我国的矿藏分布。他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一中考古文化,以该村名字命名而称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炎帝神农氏部落遗存的远古文化,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和它的支流,如湟水河、大通河、洮河等诸河流域。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统称为甘青仰韶文化,分布有马家窑文化为统称的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等考古文化。

好比说红山文化中的宝贝是玉石,仰韶文化中的宝贝是彩陶。在陕、甘、青等地区的考古文化遗址中出土大量彩陶,彩陶尤以纳西先民故居乐都柳湾(纳西语称该地为“大坡柳树下”)出土的最多,数以千计,乐都县被誉为“彩陶流成了河”的地方。

考古学家们发现彩陶上都有一些刻划符号。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中发现11个符号,西安半坡27个符号,临潼姜寨38个,而乐都柳湾为集大成者,共139个。

这些刻划符号是什么呢?有的说与丧葬有关,有的说与制陶有关。郭沫若、董作宾等先贤们鉴定为比甲骨文还早的原始文字。由此称了定论,张其昀、宋均芬等文字学专家撰写《汉字学基础》《汉语文学家》等专著时,都举到了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乐都柳湾的刻划符号,并引用了郭老的论述。

这些一批批刻划符号仿佛像尚无主人的南极洲的土地,你也想占一块,我也想割一片,各少数民族的学者们跃跃欲试,彝族的学者说是他们的老彝文,纳西族的学者则认为是纳西东巴象形文字之源。还有人说是骨卜符等,不一而足。



德国诗人歌德说:“你所不理解的东西是你无法占有的”。仰韶文化中的刻划符号还一时与笔者无缘。

这些­刻划符号还不是笔者需要的东西,笔者也不曾探讨过这些符号。另外,笔者在书上见到的这些符号,是为便于印刷而去掉了某些细节的符号,一见“一”“二”“三”等符号,不说成算筹符号一、二、三也难。

研究这些刻划符号的契机终于出现了。笔者在研究东巴象形文字时,见到李静生先生的论文《纳西东巴文的创制及其他》。李先生认为,“东巴文字产生的源头英国追溯到先民们尚居于西北甘、青地区的古羌人时代”。李先生同意李学勤先生关于“文字是由史前的陶器符号发展而成”的观点,共“发现”柳湾139个陶符与东巴文形体相近相同者,多达46个。是否是这样呢?自己必须先弄清这个问题才行了,于是,搁下对东巴象形文的研究,先来探讨仰韶文化中的彩陶刻划符号。不研究也就不会发现问题,一研究就出来了33万字的一本科研专著,这就是刚发行出版的《仰韶文化中的天文星象符号》一书。

又如歌德格言:“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没有不是被热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知识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对仰韶文化中的刻划符号,不知有多少考古学家、语言学家作过思考,并经郭沫若、董作宾、李学勤等知名人士的鉴定,似已作了定论,但我们在他们研究的基础又发现了不少东西。笔者的这些发现是:

1、西北仰韶文化中出现的彩陶刻划符号,不是郭老等贤哲认定的比甲骨文还早的原始文字,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炎帝神农氏部落中的天文学家们所绘的天文星象符号。不仅乐都柳湾的139个陶符是天文星象符号,秦安大地湾11个符号,西安半坡27个符号,临潼姜寨38个符号都是天文星象符号。

2、秦安大地湾的先民,西安半坡的先民,乐都柳湾的先民应都同属于炎帝神农氏部落,是炎帝神农氏部落早期、中期和后期的先民们。秦安大地湾文化、西安半坡文化、乐都柳湾文化同属于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是西北地区仰韶文化的早期、中期和后期的文化。秦安大地湾刻划符号、西安半坡刻划符号、临潼姜寨刻划符号、乐都柳湾刻划符号,虽然出现的地点不同,出现的时间也有先后,但它们内在的联系是紧密的,都是同一性质的天文星象符号。出现的符号有多有少,由少到多,说明它们正是仰韶文化的先民们在探讨远古天文的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所取得的成就。不同时期的先民们,对恒星星座的连接图形有所不同,但所观测的恒星却是相同的。对恒星星座的连接图形还出现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的规律。

3、在研究中发现了我国28宿形成的全过程。对我国28宿的形成,以往不见确凿的文献记载,更没有找到相关的考古依据,都是凭主观推断,而这种推断是相当保守的。一般认为我国的28宿形成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现在判明我国对28宿的观测以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年代为证,始于距今8000年前;又以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文化遗址年代为证,28宿体系基本形成与距今6000年前;到距今5000年前,作了一次微调,此后,形成了一季7宿,四季28宿,这样整齐划一的一套黄道星座,其形成的时间比其他三大文明古国遥遥领先。

我国28宿体系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不断积累的结果。现已确知,在距今7800年前的秦安大地湾文化时期,先出现了28宿中的8宿,它们是属于春星系的张、翼二宿,夏星系的亢、氐、箕三宿,秋星系的危、室、壁三宿。在距今6800——6200年的西安半坡文化时期,28宿中又增了11宿,它们是属于春星系的鬼、柳、轸三宿,夏星系的角、房两宿,秋星系的斗、牛、虚三宿,冬星系的娄、胃、毕三宿。
到距今6000年的铜川李家沟文化时期,秋星系又增加了女宿。于李家沟同时代的临潼姜寨文化时期,夏星系增加了尾宿,冬星系增加了奎、昴、参三宿。四家之和,28宿中已有24宿。在距今5000年前作了一次微调,补齐了所缺的4宿。用井宿代替北河,用星宿代替轩辕,房心分开,觜参分开。

我国的28宿有自己的一套名称,有中华民族的一套独特的文化内涵。简单说,属于春星系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为炎帝神农氏部落中向西南迁徙的6个氏族的名称。属于夏星系的角、亢、氐、房、心、尾、箕是中华图腾东方苍龙之驱从角到尾的7个部位的名称。属于冬星系的奎、娄、胃、昴、毕、觜、参是东夷首领少昊图腾西方白虎之驱从额到尾的7个部位的名称。剩下的属于秋星系的斗、牛、女、虚、危、室、壁,则是远古部落战争涿鹿大战神格化的产物。



4、研究中彰显了我国远古时代天文历法方面的辉煌成就。至少有以下7个方面内容。

①先民们所观测的恒星已达1364颗。比三国陈卓画的恒星238组,1464颗只少了100颗。欧洲在文艺复兴(公元14世纪——16世纪)之前观测的恒星数仅为1022颗。早在5400年前所观测的恒星比欧洲人所观测的恒星数还多342颗,其对比也太悬殊了。

②先民们对恒星的观测已达127组,其中黄道星座39座,北天星座49座,南天星座39座,囊括了远古先民们用肉眼能观测到的一年中春秋两季的全部星座。我国早在7000年前就画有星图,我国的黄道28宿星图还画有三套,距今6000年前的一套。距今5000年前的一套和秦汉以前的一套。尤其是秦汉以前的一套星图,已做到了有星有图。

③我国对大流星的观测最早,用图像作了明确的记录。在距今6000多年前,尚无文字,只能用图象记录。

④我国对超新星的发现最早,用图象作了记录。

⑤我国最早发现太阳黑子,用踆乌太阳纹这一图象作了记录,并以日乌太阳鸟神话在先民中广泛流传。

⑥双星是恒星存在的一种常态,我国最早发现双星现象,并最早记载了两对目视双星。

⑦我国最早制定了简便易行的春秋启闭历,最早从天文角度制定出24节令中的“四立”“二分”“二至”等八个节令,并最早把天文历法应用于农耕中。

总之,这些天文历法的成就是中华文明的璀璨精华,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是中华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处于领衔地位的立足点。

西北地区的一处处仰韶文化遗址,在仰韶文化中出现的成千上午件彩陶,以及刻划在彩陶上的一批批天文星象符号,是我国最早的文物遗,体现了中华文明的高度和中华历史的厚度。特别是青海乐都柳湾,被誉为“彩陶流成了河”的地方,柳湾139个彩陶刻划符号是远古天文星象符号的集大成者。对天象的研究有其突出性,杰出性和全面性。它们是人类天才创造的作品,反映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天文历法的文明,直接影响了中华上下五千年。

这些弥足珍贵的天文历法文化遗存,是弘扬中华远古文明,重振地方民族传统文化建设,在当今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向中亚和西亚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极好材料。

我们还十分清晰地预见到,在我国西北地区,继敦煌莫高窟和咸阳秦始皇陵与秦兵马俑世界文化遗产后,又将可能产生出新的一项世界文化遗产,这就是仰韶文化——彩陶——星象图文化遗产。若能实现,将极大地提升西北地区的文化品位,极大地促进西北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建设。尤其将掀起新的一轮旅游高潮,从而强有力地带动地方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西北河湟地区是纳西先民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故居,我们身系、情系、心系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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