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老爸走红，这位星二代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成功？_【微文阅读推荐】

而所谓「电影造梦」，它的目的则是给到现实中的人们情感抚慰，让那些在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通过一个虚构的解决方式得以解决。...

本文发于香港电影公众号（hkmovie）。

本文为《人物》周刊采访，首发于《人物》

曾国祥，拥有女性视角的反叛导演。在内地青春片里，大多数女性角色的成长，不是在第一次性经验之后突然觉醒，就是因为堕胎带来了惨烈的后果，打破这个套路的，是一个来自香港的局外人。

文｜刘璐

采访｜刘璐粟霜晴

编辑｜王晶晶

摄影｜邢超

场地提供｜北京东隅酒店

导演｜刘洋

视频团队｜凸米文化

感谢我妈妈

曾国祥先生听见麻将的声音就头晕，那是他童年最常听到的声音，伴随的还有妈妈和阿姨们绵长又百转千回的交谈。女人真是复杂啊，那么多的小动作和小心思，随着一些很小的事情改变，「怎么这个阿姨又在生气了，怎么这个阿姨今天又这样了……这一帮人里面的关系一直有点这样变来变去的，我就觉得很微妙。」坐在北京冬天的阳光里，曾国祥和《人物》记者谈论起自己的小时候，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这样就有些像曾志伟了。

父亲曾志伟在香港有忙不完的事，曾国祥从小和外婆、妈妈一起在加拿大长大，永远被一大帮女人围着。长大后第一次看张爱玲小说时，他特别惊讶，觉得很熟悉，好像就是在写外婆与妈妈的关系。她们的心思复杂又难猜，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女人们真是幸运——外科医生无法解剖她们的良心。」曾国祥不想成为那个「外科医生」，他时常提醒自己要做一个局外人，相比起游刃有余地行走其中，他更想成为一个观察者。

当曾国祥把自己第一部独立导演的电影长片《七月与安生》呈现在观众眼前时，童年和女性共处的经验开始突显出它的珍贵。在商业电影越来越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年轻女性观众们普遍面临一个尴尬处境，大多数女性角色的成长，不是在第一次性经验之后突然觉醒，就是因为堕胎带来了惨烈的后果。曾国祥熟悉其中的复杂性，他知道当代女性在成长里的痛苦挣扎绝不只是安妮宝贝在原著小说里的青春怀想。

第一次看完陈可辛给他的《七月与安生》原著后，最引起曾国祥注意的就不是三角恋里的纠葛，而是两个女生的成长，她们的友情，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才让她们蜕变成了后来的样子。曾国祥真正想直击的是女性自我身份认同这个深刻主题。

「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一直在去观察这个细节，他希望去了解人性是什么样，人在什么处境里面，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我觉得导演应该是一个有很多问题、很想找到答案的一个这样的人。每一部戏都在寻找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七月与安生》监制许月珍对《人物》记者说。「所以他肯定就会有观察，比方说谁会比较像七月，谁会比较像安生。」

曾国祥本来准备让经常扮演邻家女孩的周冬雨来演剧中乖顺的七月，让《左耳》里性格叛逆的马思纯来演抽烟、喝酒、打架的安生。第一次见面，周冬雨对曾国祥说的第一句话是：「导演很帅啊」，曾国祥说了声谢谢，没想到周冬雨紧接着又补了一句：「但我指的只是在导演这个范围里。」曾国祥发现这个女孩时常说话不经过大脑，不管对方高兴不高兴，「她真的是有话就说，她不会做太多掩饰自己的，我觉得那个感觉第一下就觉得她是安生。」而马思纯说的每句话都像是在脑海里经过了周密思考，希望能做到妥帖和周到。和两个女孩相处一天后，曾国祥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七月与安生》入围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6项本届台湾金马奖提名，让周冬雨和马思纯同时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在颁奖典礼现场，马思纯对周冬雨说：「反正如果没有你的话可能我不会站在这儿，当然没有我的话可能你也不会站在这儿」，而这一切，都始于曾国祥对她们准确的判断。

25年前，曾国祥的父亲曾志伟凭借《双城故事》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双城故事》也是一个三角恋情和友情交缠的故事，同样跨越很长的时间跨度，故事发生在香港和旧金山两地。如今，儿子曾国祥带来的却是一部「不留任何港人痕迹的内地青春电影」。「我完全没有想到曾国祥和陈可辛（该片监制）居然能够看透内地年轻女性的思想。」香港电影研究者三婶告诉《人物》记者，「相比《双城故事》，《七月与安生》的执念在于年轻时你要矫情却不腻歪，上一代人拍故事是想表达思潮，移民等社会问题，这是他们两代人脱离的（地方）。」

曾国祥一直对女性主导的故事感兴趣。他喜欢的美国导演伍迪·艾伦和日本导演岩井俊二都拍过很多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这或许与他小时候不常和父亲在一起，主导家庭的都是女性有一定关系。《七月与安生》在香港首映时，大家都在问曾国祥：「你怎么能拍一个女性的电影？」曾国祥对着坐在观众席的妈妈说：「感谢我妈妈」。曾妈妈为人谦虚，儿子的电影收获好评时，她嘱咐曾国祥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骄傲」，但她自己却很骄傲地跟别人说：「他说他能拍女性，是因为我小时候带着他的。」

两代人

曾国祥是一个潮流的香港青年，37岁的他喜欢日本潮牌，爱收集眼镜，随身带着一只复古行李箱。他和一群做电影的好朋友有空就会出来聚聚，找个地方吃火锅，然后放一部烂片，「一边在吃，然后一边在骂骂骂，一边在笑。」有朝气，贱兮兮，反权贵反精英，向往独立自由，大概是因为这样，周冬雨第一次见曾国祥时以为他也是90后。

在《七月与安生》之前，曾国祥更为人知的是在香港那些亚文化电影里扮演的小人物。他演过色鬼、嫖客、游戏上瘾的宅男、游手好闲的待业青年，总之就是香港「废青」，也就是内地常说的「屌丝」。

隐藏在这副玩世不恭的面孔之下的，是一颗复杂的内心。曾国祥大学读的是社会学，他喜欢陈凯歌、张艺谋等内地第五代导演的早期作品，余华和野夫的书，最近在看的是《一个窃贼的城市指南》，讲一位建筑师通过进入别人家偷东西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的建筑学。化妆时，听工作人员谈起韩国改编的电影《许三观卖血记》，他记了下来，打算有时间看看，那是他最喜欢的余华的小说之一。

拍电影，是曾国祥16岁时向父亲倾诉的梦想，曾志伟对《人物》回忆，那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过了5分钟才说：「等你念完大学我们再聊吧。」曾志伟一直认为小孩子应该有自由的空间成长，做自己喜欢的事，但他不赞成曾国祥进入娱乐圈。后来知道曾国祥是真的喜欢电影，「他还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有研究」，说到这里曾志伟的语气略高亢起来，带着一个父亲身上常见的那种骄傲，这才终于让他放下心来。等到曾国祥大学毕业，曾志伟又主动问起他是不是还想拍电影，曾国祥点点头，于是他推荐儿子去好友陈可辛的公司。

曾国祥是冲着导演去的，「那个时候是有点文青嘛，其实挺抗拒娱乐圈的那种的，挺抗拒要做一个艺人。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是从幕后开始做，就觉得幕后的还是比较有实力。」曾国祥说。在陈可辛的公司，他从场记做起，记住一瓶水摆放的角度和位置，一卷胶卷剩下的长度。其他时候，他就翻译文件，做海报，或者写文案。陈可辛此前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很稳的年轻人，反叛的东西会包裹起来，很像那个年龄的自己。」

曾志伟当年所在的新艺城影业公司，曾经是香港电影繁荣时期一股活跃而重要的力量，拍摄的影片热衷于迎合香港市民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逃避现实多过面对现实，同时倾向于堆砌众多商业元素，以博取高额票。与父亲不同，曾国祥步入电影行业时，香港电影正处于最困难的「死亡之际」，造星业也在没落。父亲那个年代电影里的英雄或杰出青年越来越像一个幻象，「废青」似乎才是大多数年轻人的真实境遇。

但曾国祥并不觉得悲观，「因为市场不一样了，所以大家都要找一个生存的方法，我觉得反而是我们很幸运，我们有现在内地发展的那么快的市场，能让我们一些比较成熟的新导演能在内地拍片。如果你没有内地的市场的话，那些大导演，陈导、徐克，如果他们不跑到内地拍，香港就没有资源让新的导演去拍片，因为他们走了，没导演了嘛，才去找新的导演出来拍，所以这样其实是有机会让香港有更多的新导演有机会去拍片。」

曾志伟第一次在北京电影学院看完《七月与安生》后，虽然当众说了句「唔系我杯茶」（不是我这杯茶），但还是感到很安慰，「我本来以为他要慢慢锻炼一步一步变成好导演的，没想到一下就这么厉害。」曾志伟在电话里对《人物》记者说，此时他正和曾国祥、曾宝仪一起在台北为金马奖做准备。他实在太忙了，采访更改了几次时间，一天中午他对曾国祥说马上给记者打来，但直到6个小时后，他才从台北打来电话，说了10分钟，又被人叫走了。

「家人一定要等到最后」，曾国祥早就已经习惯了。父亲为人热情，朋友多，有时曾国祥和姐姐曾宝仪去找他聊天，约在餐厅，去了才发现曾志伟坐在其中一桌跟一群人开会。曾国祥跟姐姐坐在旁边一桌等，以为他跟这一桌的人聊完以后就可以过来了，结果曾志伟聊完这桌走到另一桌，再走到另一桌，曾国祥这才发现，原来整个餐厅里的人都在等他。

相比曾宝仪，曾志伟陪伴曾国祥的时间已经算多了，但仍然让儿时的曾国祥对父亲感到陌生、敬畏。更多的时候他是在电视上看到父亲，但曾志伟扮演的大多是好色、被人欺负的小人物，这让曾国祥一度有些抗拒，「你作为一个儿子，你看到自己爸在电影里面常常都是演那种，你会有点抗拒。所以小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我爸不可以演一点比较帅一点，能打人的那种角色呢，但老是给人打的那种，就觉得有点不太喜欢。」

直到做了演员，他才意识到这些角色演起来更过瘾。在陈可辛的公司做了两年场记和一年副导演后，曾国祥离开，打算自己做导演。别人看他是曾志伟的儿子，觉得找他演戏有话题，就请他去演戏。曾国祥没有拒绝，觉得尝试一下可能会对做导演有帮助，曾志伟也鼓励他多学习。那时，很多艺人有偶像包袱不愿意演那种小人物，他倒觉得无所谓。

他演过一个身体残疾、在黑帮老大手下讨生活的小烟贩盲辉，并与内地偷渡过来的女孩小惠相恋，这与曾国祥的生活经验完全背离，「我完全找不到一个点是能跟他合上的」，曾国祥说。于是他去庙街走了很多趟，找一个他觉得和盲辉像的人，每天跟着他，慢慢开始想这个角色应该怎么演。

这是一个让曾国祥突然觉得自己不会演戏的角色，有粉丝写信告诉他觉得这是他最出色的一次演出，曾国祥却始终不敢再重看这部戏。「我永远是自己最狠的批评者，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能够成为一个演员是我的姓带给我的一个意外，但是是盲辉才真正让我觉得自己能够认真演下去。」曾国祥说。

曾志伟一直拍的和演的都是商业电影，曾国祥和曾宝仪却都很文艺。曾志伟有时候会拿曾国祥当一个「明灯」，他把自己监制的电影给曾国祥看，曾国祥要是觉得不好看，那曾志伟就知道「这戏肯定卖钱」，如果曾国祥说这戏太好看了，曾志伟就会说肯定赔钱。「他一直很害怕我变为一个穷导演，挺害怕我一直越走越文艺，就拍那种很小众的电影。」曾国祥说。

虽然审美不同，但身处电影行业，他开始越来越理解父亲。小时候见到父亲，他永远是一大帮兄弟和好朋友一起，很热闹，曾国祥看到他在里面很开心。他也越来越能理解小时候父亲为什么不能总在身边，电影是父亲的日常。「我为什么会喜欢拍电影，也是因为我喜欢是一大帮人在工作，我挺享受在现场很多人在一起工作的那个感觉。」

他甚至觉得自己长相也越来越像父亲了，说完蒙住脸半开玩笑地说：「真的，糟糕了。」而在更小一些的时候，他总不愿意承认自己长得像父亲。

新导演

离开陈可辛的公司后，演了两三年戏，曾国祥决定推掉所有演戏的工作，自己在家专心写剧本，最穷的时候银行账户上只有几十块钱。那是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碰到一些事情，碰到一些人，可能他们说一些话，会让你觉得可能自己真的没有才华，就不适合拍电影。开始会质问自己。当你没有真的有好的作品出来的时候，那个质问，那个疑问只会越来越大。然后你就会在那个不好的情绪里面一直在转。因为一直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那个时候曾志伟告诉他：「你一定要熬，我们也是这样熬过来的。如果你读书读到40岁，我也可以供你，但是你离开学校了，我就不会管你了。」

曾国祥和尹志文联合导演的第一部长片《恋人絮语》，灌注了他很多感情和冲动。他写了9个爱情故事，但是没有人看得懂，大家都说太乱了，没有人愿意投资，甚至有人说：「你去找你爸啊。」这让他无法忍受：「你可以说我戏拍得不好，可以说我戏演得烂，我都不介意。但你说我靠我爸，我真的会很生气。」曾国祥曾经告诉媒体，这种执念也让他拒绝在曾志伟做监制的电影里做演员。拍摄《七月与安生》时，他坚持不通过父亲的关系找投资。

他又花了很多时间来改剧本，最终变成四个相互联系的爱情故事。《恋人絮语》是罗兰·巴特的一部结构主义文本，他通过散乱无规则的写作试图说明爱情是被建构出来的，爱情本身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恋人的絮语。曾国祥在电影片头用一段旁白从科学角度分析爱情的虚无，但四段故事来自曾国祥的亲身的体验或感受，他反对罗兰·巴特，他认为「每一段恋爱都是他自己很独特的一个故事，我们每一次只能从那个故事出发，才能理解里面发生的事」。

其中一个故事，陈伟霆扮演的阿宝爱上了好友的母亲，吃饭时，陈伟霆在饭桌下偷穿她的拖鞋，这个桥段就来自曾国祥的想象，如果有个朋友爱上了自己的母亲应该会怎么样。在这部电影里，好友的父亲黎先生恰好由曾志伟扮演。

《恋人絮语》让曾国祥入围第47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拍完第一部戏，曾国祥本来以为完成了梦想，却陷入了更大的失落中，心里一直在问自己：「拍完第一部，那又怎么样。」他不觉得自己多有才华，唯一能做的好像就是继续找下一部戏来拍，「每部戏都要当成最后一部戏来拍」。

电影的角色从梦想转变为一种长久的日常。每一次在片场，曾国祥都处于有点疯癫的状态，「你想要快一点把那个你想好的东西拍掉，所以也没多时间去想太多，就反正是一直在执行自己想的东西。」

曾国祥喜欢在电影里进行哲学思考。在《七月与安生》的情节设置上，他和陈可辛有了不同意见。曾国祥从写剧本之初就为结局设置了高难度的反转，以交换人生的概念，让影片形成了三个结局。作为监制的陈可辛一直反对曾国祥这样设置，他认为这样太文艺，放到商业电影层面观众可能很难接受。这也是他出于对主流叙事模式的熟练掌握，如果不节制地去交换人生，有可能导致观众对前面部分故事主线的感情投入不够。

可是曾国祥觉得，是交换人生这层哲学意义让他为这个故事感到兴奋，有了这个点他才觉得能拍这个故事，他一直跟陈可辛说：「我能拍出来的，没有这个点，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没意思。」陈可辛抱着让你拍，拍完再说的心态让他去实施。

在两个主角交换人生背后，曾国祥对这个概念执着的真正意图在于，他认为这是一代人在探寻自我过程中有过的共同经验，每个人都有两个灵魂，它们在个体成长中交相辉映，彼此成就。

这个在片场内跑来跑去的年轻导演，给演员讲戏时温和好说话，面对前辈时谦逊勤恳，是一个勤勉又兢兢业业的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很像剧中的好学生七月。但他对自己想做的事情又丝毫不退让，最大程度争取自由，还有更多的时候，他鬼马、恶趣味、痞气十足，像烫着爆炸头的安生。

对原著作者安妮宝贝来说，这本来就是一个「一个人的灵魂中两个面彼此对抗与和解的故事……表达人对自身生命状态的觉知、挣扎与探寻」。

回到现实生活中，叛逆的安生和保守的七月可能是很多人心里一个两难的选择，大多数人选择一种方式生活，但内心多少有些逃离。

而所谓「电影造梦」，它的目的则是给到现实中的人们情感抚慰，让那些在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通过一个虚构的解决方式得以解决。

《七月与安生》试放映的时候，曾国祥非常紧张地等待200个观众的反馈，看这样的设置是否能得到认可。最终的结果让团队欣慰，他们完成了一次自我完成之旅的实验。

七月们得到安慰，安生们也得到了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