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漂”在上海

沪上“老漂”实况（崔炜东夫妇在家大扫除）崔炜东：过年不能回家了，就在这“沪漂”了。记者：今年是您在上海过的第...

崔炜东今年68岁，老家在辽宁丹东。他的独生女儿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上海工作，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为了照顾女儿女婿和外孙女，2010年，崔炜东和老伴也来到上海。



"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说，说上海话的人在一起我不懂啊，他说“嘎讪胡”，我问他“嘎讪胡”什么意思，他说“嘎讪胡”就是闲聊。"老崔对记者谈起自己刚刚学的上海话。

老崔讲了好一个上海话的段子，记者恭维他学习能力强。没想到老崔开始倒苦水了，6年前来上海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来到了国外。

“他们在一起唠嗑，他们马上就说上海话，根本就听不懂。”

语言不通，让老崔郁闷，这个东北大老爷们索性把自己关在家里。问题是，老崔原本性格外向，喜欢热闹，被迫成了“宅男”，这心情怎么也舒畅不起来。写诗发牢骚，成了他的日常。



更要命的是，老人和孩子一起生活，经常有些小矛盾。老崔觉得自己本来就来做牺牲做奉献的，女儿还不理解自己，这就更郁闷了。

“你可怜孩子，孩子还不理解你。有时候就吵架，我说我要回家。孩子不同意，我说不同意我就自己买票走了，孩子没办法，就给我买机票，买火车票。”

这样的别扭发生过好几次，老崔也发过脾气，有几次还赌气回了东北。但是就像世上所有的父母一样，他到底还是舍不得女儿，于是又回来了。

老崔的老伴孙阿姨，每次都在丈夫和女儿之间充当和事佬，其实她也有很多不适应，但是当妈妈的更舍不得女儿， 总不能也甩手回东北。



在上海，像崔炜东和孙静芝这样的老人还有很多。为了照顾自己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们放弃了安稳的晚年生活，漂泊到完全陌生的城市，这样的群体也被称作“老漂”。除了水土不服和精神寂寞，“老漂”有时还会面临情感上的矛盾与割舍。张秋兰最近特别高兴，因为过年期间，她终于可以和丈夫短暂地团聚。

张秋兰老家在山东淄博，儿子儿媳定居在上海。张秋兰的儿子是一名军人，两年前被调往北京。儿媳每天早出晚归，希望老人来帮忙照看孩子。由于丈夫还没有退休，张秋兰经过考虑，决定自己一个人先来上海。

张秋兰说，平时在家主要是自己料理家务事。来上海之前，她专门教丈夫学会了做饭。亲戚和邻居对于丈夫的照顾也让张秋兰的担心少了很多。

张秋兰的儿媳孙新宝对记者说，她觉得对不住自己的公公婆婆，为了他们的小家，要放弃自己的大家。

儿媳体贴孝顺，婆媳倆相处愉快，但是自从“漂”到上海，张秋兰和丈夫算是两地分居了。张秋兰挂心老伴，但是儿子这一头又实在离不开。



根据国家卫计委去年发布的报告，我国有将近1800万流动老年人口，其中将近一半的老人流动的原因都是为了照顾晚辈。对于这些老人来说，流动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子女相伴，但同时也会让他们面对各种未知的困境。

朱莉是崔炜东所在社区的居委会主任，两年前，她发现社区里的“老漂”群体为数不少。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们的生活也比较封闭。

为了帮这些漂泊异地的老年人疏解郁闷，社区在2015年成立了“老漂俱乐部”。通过社区活动，帮助“老漂族”融入本地社会。两年前，崔炜东应邀加入了“老漂俱乐部”。

在“老漂俱乐部”，老人们不仅可以排解寂寞，还能为社区事务献计献策。



通过社区活动，崔炜东逐渐走出家门，心结去掉了，他看邻居和周围人的眼光也不一样了。

崔炜东主动开始学习上海话，生活态度也越来越积极。现在，他和老伴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打算在这里养老。可伴随他们的，还有另一个难题。

“老漂”最大的困扰，就是医保。近几年来，国内部分省份之间已经建立了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报销协议，但全国性的医保异地报销体系还没有建立。

“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险问题，主要是跨地区衔接和转移的问题。报销结算的标准不一样，报销结算的药品也不一样，繁杂的手续使得这样的报销很困难。流入地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更强的，城市内有更好的医院和健康设施。”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任远对记者分析到异地报销体系建立的困难之处。

任远研究人口流动很多年，他认为，除了政策的完善和社区的帮扶，“老漂族”的子女也应该给予老人更多的关心。

春节前夕，“老漂俱乐部”举办了一场联欢会，崔炜东现场朗诵了他新写的诗：这首诗既是崔炜东6年沪漂生活的总结，也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愿景。“老漂”，是个人和家庭的主观选择，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怎样让老人在异乡也能安享有质量的晚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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